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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聚焦 民族为上
——观第四届中国歌剧节部分剧目

2022-03-16景作人

音乐生活 2022年2期
关键词:歌剧音乐

景作人

中国歌剧节是由文旅部主办的一项国家级歌剧艺术盛会,2021 年10 月,第四届中国歌剧节在山东省会济南正式开幕,整个歌剧节期间,共有24 部中外歌剧在山东七个城市轮番演出。

本届歌剧节中,我受几个院团和大学的邀请,在山东几个城市观摩演出,对所看过的几部歌剧留有一定的印象,以下便将这些印象付诸笔端,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部歌剧是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中共瑞安市委联合出品的歌剧《五星红旗》,它以新中国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的事迹为内容,弘扬民族精神,歌颂英雄人物,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笔者于10月17日在临沂大剧院观看了这部歌剧。

这部歌剧由朱嘉禾作曲,李长鸿编剧,王湖泉导演,王燕指挥,演员阵容除温州大学音乐学院师生外,还有一些来自温州其他单位的声乐人才。

《五星红旗》完全是一部“红色”歌剧,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的历程,歌颂了前辈英雄们为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业绩。这部歌剧从编剧的角度讲,有着剧本紧凑、寓意巧妙、层层递进、质朴流畅的特点,其中角色塑造翔实,情节令人信服。尤其是剧本中三次出现亲人和友人委托曾联松画一幅画的情节,而这三次委托,里面都充满了希望、遐想和寄托,它们都为曾联松最后设计国旗埋下了伏笔。在这里,剧作家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比拟手法,为歌剧主题的突出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铺垫。

《五星红旗》的音乐是由老作曲家朱嘉禾创作的,他是近年来在交响乐、歌剧、舞剧、影视音乐创作领域中颇为活跃的作曲家,仅就歌剧来说,就创作过《红色娘子军》《太阳之歌》等。此次受命创作《五星红旗》,可以说是他歌剧创作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歌剧《五星红旗》在音乐方面有很多成功之处,而这些成功则为整部歌剧的完善起到了作用。首先,它的音乐结构完整,由序幕、序曲加四幕六场的结构,为整部歌剧搭起了一个充分的框架,而歌剧音乐则在这个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其次,它的唱段写得精彩,其中咏叹调、重唱、合唱,都有着出色的亮点。例如三幕一场开始时项佩瑜唱的“一声乡音”,四幕一场中曾联松唱的“漫天繁星”等,都有着抒情性与动听性的完美结合,还有这民族性的巧妙体现。

而在重唱与合唱部分,作曲家同样有着独特的构思,他以音乐“歌剧化”为主导,运用歌剧体裁的表现特点,写出了性格化的抒情二重唱、三重唱等,还有戏谑性的六重唱。

歌剧中的合唱段落也有很多,除了序幕和尾声中的大合唱外,剧中还有一些男声合唱段落,例如三幕二场中群众为游击队运送弹药时的男声合唱,这段合唱带有独立的动感,独立的音韵,亦有着独立的气质和情绪,在剧中起到了调节情绪和衔接剧情的作用。

还有,《五星红旗》的乐队部分写得也很出色,配器上富有层次和条理,其中机动性、独立性、游离性的表现和与声乐“相托”“相衬”的对比效果都表现得相对较好。

我观看的第二部歌剧是长沙歌舞剧院创演的《半条红军被》。

《半条红军被》以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所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为基础,它以歌剧的表现形式为载体,利用音乐、戏剧、舞美、灯光、造型等艺术手法,具体地塑造了红军战士的光辉形象,并以音乐的强化作用,表现了红军为人民打天下的宗旨,歌颂了军民鱼水、共融互爱的泣血之情,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含义。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部将历史事件上升到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的作品,歌剧以强烈的写实主义和幻想的写意主义相结合,展现出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至高境界,将历史上光辉的红军形象与伟大的红军精神进行了完美的呈现。

这部歌剧是由任卫新编剧,杜鸣作曲,王燕指挥,黄定山导演的。看过剧后,我很钦佩任卫新编剧的戏剧构思和黄定山导演的舞台呈现。然而我更欣赏此剧的作曲杜鸣,他擅长写作戏剧音乐,近年来歌剧新作不断,是一位多产的、创作效益颇高的作曲家。

笔者认为,杜鸣在《半条红军被》的音乐中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民族性本质的体现;歌剧中民族音乐形式的规范化;歌剧音乐中动力感、动力性的逐渐形成;民族性的歌唱表达与表达的方式。在以上四个方面,作曲家都以实例在剧中做出了回答。

举两个例子,第一点,歌剧中无论是声乐部分还是器乐部分,其旋律的民族化一直是与交响性的张力相结合的,而剧终咏叹调及重唱部分,其旋律的伸缩性及戏剧的扩张性也都很有“幅度”,这些音乐均努力向着带有民族精髓的“歌剧化”发展,而不仅仅停留在民间小调的原始层面上。

第二点,通过这部歌剧,笔者感觉作曲家在运用民族音乐素材时,脑海中一直盘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民族音乐旋律,民族音乐风格,民族音乐特色,通过具体唱段的发展和乐队织体的衔接,形成统一性的音乐戏剧整体,而不是一首首民歌,一段段腔体的平面展现。

实践证明,杜鸣在《半条红军被》的音乐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为民族歌剧音乐规范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使中国的民族歌剧音乐真正向着“剧乐”的方向发展,而并非组歌式的简单形式。

通过《半条红军被》这部歌剧,笔者认为杜鸣目前在民族歌剧创作方法的探索上是颇有成效的,他是一位真正希望写出像样的“歌剧”的作曲家,而不是摆弄一些“歌儿剧”、组歌、表演唱之类的作品来充数的。

第三部歌剧是由云南民族艺术大学艺术学院创演的《小河淌水》,这是一部以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音乐所构成的民族歌剧。由颜全毅、马良华编剧,张朝、张难作曲,孙晋昆导演,黄屹指挥。

歌剧《小河淌水》是依照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创作的,它讲述的是在云南茶马古道上,赶马哥乌里与月亮坡姑娘依湄相遇、相识、相爱的经历,以剧毒恋草花纹身盟誓为线索,歌颂了人间真爱的伟大,展现了两位青年男女矢志不渝的爱情,以及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

这样的剧情,为整部歌剧带来了情感的升华与戏剧性高潮的迭起,使人们感受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此时的歌剧将深情、激情、悲情、哀情融为一体,并由此把“音乐的戏剧,戏剧的音乐”这一歌剧创作原则推向了顶点。

《小河淌水》的音乐是歌剧中的最大亮点,作曲家张朝才华横溢,属于颇具歌剧灵性的人物。他祖籍云南,熟悉云南民族音乐,并有着科班专业的学习经历,故写作功力扎实,写作技法娴熟。此次担任《小河淌水》的作曲,他在各方面都体现出了得心应手的能力。

首先,他能够合理地掌握歌剧体裁,以音乐作为揭示戏剧情节的主体并贯穿始终。人们在观剧中听到,《小河淌水》的音乐是有机的,其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平面与立体的转换,段落与层次的衔接等,都被统一镶嵌在一个完整的音乐框架中,而并非一片一段的“粘贴”式呈现,因此,他的音乐有着明显的“剧感”,可以说是真正的歌剧音乐。

其次,他能够以美感强且地域性突出的旋律,为歌剧中的咏叹调、宣叙调乃至咏叙调进行充分的浸润,继而将消化“反刍”之后的民族音调融入其中,取得了音乐上的创造性突破。

秀美、纯美、诚美、凄美,这是歌剧《小河淌水》所赋予人们的心灵之美,为此我由衷地希望,这部凝聚着全体创演者智慧与血汗的歌剧,能够在继续修改打磨之后,真正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抒情歌剧中的典范之作。

笔者看的最后一部歌剧是由广西艺术学院创演的《拔哥》,这部歌剧讲述了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卓越的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韦拔群的英雄故事。

《拔哥》的编剧:何述强、莫蔚、林起明;总导演:曾诚;作曲:莫军生、曾令荣;导演:龚坚、仵威、马兴智;指挥:蔡央。主要演员仵威、刘璐、马兴智、危英等均为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师,指挥蔡央是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歌剧中的群众演员均由学院在校学生担任,而交响乐团则为该校师生交响乐团,乐团首席是著名小提琴家黄鹏。

作为歌颂与表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拔哥》有着它自身鲜明的特点,通过歌剧所独有的表现形式,结合了广西民歌等民族音乐素材。以双管编制的交响乐团为主,辅以带有特性色彩的民族器乐,在整剧中呈现出拥有鲜明特色的音乐个性,且以这种音乐个性,塑造出了拔哥、张云逸、陈洪涛、秀梅(拔哥妻)、蓝老爹、韦妈妈、春妹等栩栩如生的人物。

这部歌剧在音乐的表现上很有想法,其中运用了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歌元素,并充分利用灵活的合唱效果,将壮族民间赛歌对唱的形式搬上了舞台,成为继《刘三姐》后的又一典范。

歌剧《拔哥》共分六幕,第一幕:愤世不平;第二幕:星火东兰;第三幕:再造河山;第四幕:共耕为民;第五幕:无私奉献;第六幕:碧血忠魂。该剧采用道白的整体交响形式,但剧中全部40 个唱段却有着相对自然的连接,整个剧情的发展亦达到了环环相扣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英雄在各个层面上的歌颂,都显得自然、合理和可信。

记得数十年前,我曾看过一部名叫《拔哥》的电影,当时就对这位壮族革命家产生了格外的敬畏,如今通过广西艺术学院新创演的歌剧《拔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这位革命先驱的伟大,同时对歌剧中所塑造的拔哥的音乐形象深刻难忘。

以上便是笔者在第四届歌剧节上所看到的四部歌剧, 纵观本届歌剧节,20 余部歌剧,除了中国传统经典和一部外国经典外,其余均为近年来创作的歌剧,这些作品虽然体裁各异,但表现的侧重点却十分一致,那就是“红色聚焦,民族为先”。在本届歌剧节中,各个院团均借去年建党百年的东风,大张旗鼓地在歌剧领域中将红色题材做足做透,同时将民族风格高高树起,从而实现了中国歌剧在艺术上的新发展和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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