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为酶“催化”人类文明的共生共荣

2022-03-16史安斌

中国记者 2022年2期

史安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蒋俏蕾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映射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方主导，美英垄断”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Westlessness）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为转嫁压力，中国频繁成为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甩锅”“追责”的对象，在舆论攻击与“平台打压”的双重夹击之下，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社交媒体空间充斥着情绪化的“后真相”，形成了“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的舆论现象和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态势，公众对在社交平台上肆虐的“信息瘟疫”和箭在弦上的“文化战争”的恐惧和在信息洪流中期冀指点迷津的需求，赋予了主流媒体新的使命与期待。

无论是将这个“新十年”看作是对过去几年诸多创伤的治愈，抑或是应对更大的“乌卡”（VUCA，即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起点，我们都需要结合“后西方”“后疫情”“后真相”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运用于新闻传媒业的变革当中，化解愈演愈烈的“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缠斗”，最大限度地消弭“文化战争”的风险，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全球新闻传媒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给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国际新闻传媒界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殷切期望为启迪，本文提出“以媒为酶”的思路，分析和梳理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催化剂”角色，并以世界媒体峰会等合作传播机制为契机，“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从而有效“化解”美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鼓噪的“价值观战争”和“文明冲突”风险，在即将盛大开幕的北京冬奥会所倡导的“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一、以媒为酶化解“文明冲突”与“偏见闭环”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了“智慧媒体时代”。借助于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后真相时代”。2020年开始在全球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将人类置身于“文明战争”的风险之下。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的泛滥与“文明冲突论”的甚嚣尘上与智媒的兴盛存在着直接关联。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的核心地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加之“沉默螺旋”“寒蝉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益发凸显，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忌惮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面临要么“退群”要么“被请出”的结局。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了共识的撕裂，形成了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了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使愤懑、敌对、仇恨情绪乃至于暴力行为蔓延线上与线下，把互联网变成了“撕裂网”，把社会化媒体变成了“反社会媒体”，也把昔日自我标榜为“民主灯塔”的“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变成了党争不休、骂声不绝、冲突不断的“分裂国”。

造成“后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类智媒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借用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的比喻，这种“算法利维坦”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兴起而扩张为一种新的霸权。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术神祇”，方便人们在浩瀚的数据海洋中恣意遨游。但与此同时，算法还是由人类来编创与运作，也就具备了半神半兽、善恶兼备的双面效应。它在为个体提供了巨大便利的同时，有可能操控乃至“吞噬”整个人类社会。

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和兴趣爱好，通过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显然，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不是基于公共利益，其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而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也使得“算法利维坦”的隐性操纵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失去了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又一次濒临陷入“文明冲突”或“新冷战”的边缘。

如何摆脱当前由于“算法利维坦”和“信息闭环”所导致的跨文化传播困局，实现费孝通先生期冀的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媒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完善和修正之外，说到底还是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包括记者编辑在内的新闻内容生产者、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种类的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的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当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再次，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应建立适当的机制鼓励和保护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困难群体的传播者——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他们的言论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或拒斥，我们都应该确保每个人拥有平等的“传播权”，有效防止“算法利维坦”对个体和社群的操控。

最后，传播者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汲取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换言之，跨文化传播所强调的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上述的四个基本原则都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宗旨——不同社群与族群的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形成了世界文明当中最有活力的一支，至今仍然绵延不绝。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应当为破解智媒时代的“算法利维坦”和“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率先垂范，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二、以媒为酶催生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为有效化解社交平台和算法推荐的普及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主流媒体机构应当勇于承担引领作用，通过建立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各地区的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和“制度化”。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和模式创新需要我们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制和学理基础上进行彻底反思。

从学理层面而言，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从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烙印，从而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在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这些局限性日趋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现实政治层面拒绝对社会主义、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类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接纳。其次，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阶级冲突包装为“文明冲突论”，从而将变革矛头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层面。再次，尽管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逻辑，但是对这一过程单向度的把握，实际上遮蔽了作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动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复杂的转化过程。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并逐步丰富完善了“一带一路”倡议构想，这一方案继承了古代中国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也融汇了毛泽东时代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传统，并使之成为中国引领“新全球化”的思想基础。“新全球化”更加倚重以“天下”为核心理念的“观念政治”“怀柔远人”的道义感召力和商贸、文化领域的互通互联，最终实现的是人类不同群体和文化的共生共荣。具体来说，“新全球化”秉持的是中华文化“和”“仁”“天下”“大同世界”等传统理念，旨在发展以“团结协作、共生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同样道理，媒介和文化领域的“新全球化”模式也是以“对话、合作、调适”——而不是西方强势媒体所奉行的“对抗、征服、垄断”——为其基本理念。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不是一些西方学者鼓吹的“中式全球化”，我们要在对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规避这种带有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历史上出现的“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前者建立的是有形的、在地的“日不落帝国”，后者通过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建立起了隐形的、代理人模式的“后帝国”，但其本质仍然是西方中心的“一元论”，“全球化”实质上是“化全球”，把全世界变成英国或美国。现在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就是因为“用西方模式化全球”此路不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走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全球化”不是“中式全球化”，不是像西方媒体有意歪曲的那样，中国要通过推进“一带一路”把全世界变成中国。我们的哲学基础是“和而不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新全球化”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通”。

跨文化传播（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它强调的是文化异质性，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单位，所谓“跨”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吸纳。从媒介角度而言，它依赖的是单向传递的报纸、广播、电视和早期互联网等介质。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用户生产内容”（UGC）超越了“专业生产内容”（PGC）的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谈论“赋权”，原本被动接受信息的草根受众成为资讯和观点生产与传播的主体，原本处于新闻舆论场边缘的“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the Rest）成为全球传播不可忽视的一极，这种新型传播生态所导致的一种异质性的“文化杂糅”或者说“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所以“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机制下，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来指认某种单个的文化现象，这需要学术界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新全球化时代”媒介文化传播当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与英式或美式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传播学界长期批判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指英式或美式全球化当中根深蒂固的“单向输出”模式，所以它没有解决亨廷顿所担忧的“文明的冲突”。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全球化”推动文化的双向与多向互动交融，“数字丝绸之路”的搭建和联通又使这一互动过程变得更加便利和顺畅。

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强化合作传播和媒体外交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了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机构牵头、世界各国同行广泛参与的世界媒体峰会、金砖国家媒体峰会、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澜湄合作媒体峰会、中非影视合作工程等多个常态化运作的合作交流平台或机制，开展新闻报道、影视制作、传媒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互学互鉴和互帮互助，为在“西方缺位”的“乌卡”时代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树立了典范，为填平“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根深蒂固的“数字鸿沟”和“传播鸿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为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开放、多元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