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于 渤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0）

创新生态系统概念最早是由IANSITI和LEVIEN［1］从商业生态系统概念拓展而来的，后经ANDER和KAPOOR［2］的发展，逐渐成为创新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一些新创企业作为突破性创新的排头兵，在科学发明转化为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蔚来汽车、拼多多、字节跳动等一批新创企业逐渐在市场中崭露头角，展示出独特的竞争优势。然而，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一方面具有“新生弱性”［3］，因此多倾向于避免开展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又存在资源约束［4］，因而常试图通过获取外部资源来解决创新资源不足的先天劣势。现有研究发现，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互补性资源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如，陈衍泰等［4］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创新生态系统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单个企业无法提供的发展环境和互补性资源。MEI等［5］认为中小企业嵌入创新生态系统能够使其打破资源缺乏的困境，从而提升其创新绩效。尽管创新生态系统在提升新创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对新创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探讨主要聚焦在企业家精神［6-7］、相互依存关系［2］、资源观［4］以及构建情境［7］等方面，鲜有对于新创企业如何构建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研究问题的深度探讨。因此，探究新创企业如何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当前创新战略管理和实践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已有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问题，研究主要围绕在参与主体［8］、协同机制［9］、构建动因［7］以及演进过程［10］。例如，杨升曦和魏江［8］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由领导者、技术供给方、领先用户以及小微主体等构成，各主体依据拥有的资源禀赋分别扮演着“排头军”“智囊团”“游击队”和“雇佣兵”的角色。孙聪和魏江［9］从企业内外协同的视角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的嵌套结构，认为该类型的创新结构可以促进资源和信息的交换，提升企业竞争力。韩少杰等［7］提出技术、市场和制度情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是企业中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高山行和谭静［10］提出政府设立的创新目标推动了生态系统的持续演进。此外，外部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协同被视为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重要因素［11］。尽管学者对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和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其研究主体往往是成熟企业，且多为静态视角，缺乏从动态视角分析新创企业如何通过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获取发展所需资源，同时也未探讨新创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

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践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选取宁德时代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进行单案例分析，从动态视角对新创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沿着“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思路，将企业生命周期与资源获取途径衔接起来，探究新创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演化的阶段，并探究影响演化的内外部动因，系统性分析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和传导机制，以加深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特性和价值主张进阶过程的理解。

1 文献评述

1.1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与新创企业

创新生态系统由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网络参与者组成，其中包含领导者、顾客、供应商、互补性创新者、竞争者、监管机构以及代理机构等利益相关者［2，12］。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形成稳定的供应链之前的商业化过程、企业与系统的交互作用、各主体间的竞合关系［13］及价值主张［14-1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提出应该关注创新生态系统模式间的差异［14］，并提出枢纽型创新生态系统（hub ecosys⁃tems）［16］、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17］、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platform-based ecosys⁃tem）［18］等一系列细分模式。然而，由于这些模式的关注点不同，其概念之间往往存在重叠［14］。在此背景下，当前研究逐渐转向对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双元结构分析。如MEI等［5］依据“核心—外围”研究框架，将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划分为与杰出组织联系的核心系统以及与服务中介机构联系的外围系统。KAPOOR［19］依据资源获取途径，将生态系统划分为产品型系统和平台型系统，前者强调通过直接途径获取资源，后者强调通过间接途径获取资源。

为了厘清新创企业如何在嵌入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进行创新这一问题。一部分学者意识到在一些技术推动的行业平台中，企业通过正反馈循环和网络效应围绕行业进行互补性创新，以推动产品创新的商业化应用［20］，新创企业的创新效果尤为明显。平台领导者通常会设定系统发展的目标，建立相关标准，确立系统内参与者的角色，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产品的一致性［21］，而新创企业参与该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提升其公信力，进而推动企业发展［17，20］。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产品型创新系统能为参与者提供资源、信息和能力的单边互动机会［19］。这样的系统通常来源于对某一项新技术的产生或对已有产品或流程的改进，需要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协调与配合［14，22］。新创企业与系统内利益相关者的直接联系，能够缩短响应市场需求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重心的时间，避免平台陷阱造成的竞争加剧和知识泄露，从而延缓规模经济的过早出现，最终实现价值主张［6］。

1.2 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及动因

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关系要求参与者们共同面对市场需求、技术环境、竞合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变化。这种技术、产品和需求的循环驱动和螺旋上升的过程，促进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也为新创企业抓住机会窗口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特性，能够帮助企业在内外部环境的反馈循环中，进行持续性创新［22］。鉴于此，学者们开始从领导者的微观协调机制［8］及演化驱动力［10，23］来探索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如WEST和WOOD［23］认为创建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和管理作为补充者的第三方供应商是复杂生态系统演化的关键。高山行和谭静［10］认为价值获取活动是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制中的关键环节。程鹏等［24］提出制度和市场结构失衡是演化的外部动因，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的协同是演化的内部动因。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不单单是受到单一类型因素的影响，而是受到了交互作用的影响，但是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助推力，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续 表

1.2.1 双元情境 为厘清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助推力这一问题，学术界从制度、市场、技术等情境进行了分析。关于制度情境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学者们已经对制度变革［25］、制度模糊性与不确定性［26］、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7］等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制度情境是外部集体公认的规则，创业组织必须遵守该规则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25］，具有纵向动态性和横向差异性的特征。关于市场情境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现有研究已经对市场需求多样性［7］、市场成熟度［11］、市场不确定、市场竞争体系［7］以及市场摩擦［13］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市场情境基于用户主导逻辑，强调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与用户、技术以及服务的交互过程能够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并实现价值共创［27］。关于技术情境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者在技术动态性、技术复杂性、技术后发性［7］、技术模式［27］、技术标准［28］等方面存在有益探讨，提出技术情境所涵盖的行业技术背景和特征，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动力之一［10］。现有文献注意到了外部情境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助推力，但其仅从静态视角出发，忽视了创业企业在起步和成熟阶段所面临的情境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亟须从动态视角探究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外部助推力。

1.2.2 动态能力 由于现实生活中大量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具有情境和路径依赖性，因此企业行为与情境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致使创业失败或发展停滞。而市场环境的不断更新、政策的动态调整以及用户需求的瞬息万变，对新创企业的发展基础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使得学者开始关注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微观基础。动态能力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础之一，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识别外部情境、调整内部结构，进而实现能力与生态系统的共同演化［29］。因此，动态能力与创新生态系统中演化过程息息相关。关于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TEECE［30］提出动态能力包含机会感知能力、机会把握能力和转化能力。WILDEN 和GUDERGAN［31］提出动态能力包含机会识别能力和重构转变能力。李彬等［32］认为包含感知能力、获取能力和转换能力。综上可知，目前学者们对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尚未达成共识，但较强的动态能力能够将技术、市场与其他维度的基础相结合，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29］。

1.3 文献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的围绕创新生态系统、双元情境以及动态能力的研究存在三方面的研究缺口。①目前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往往为成熟企业［8］，缺乏对存在先天劣势的新创企业是如何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有益探讨。②新创企业嵌入创新生态系统可以获取互补性资源这一命题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共识，但就新创企业如何从创新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这一问题目前仍不明晰。当前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从“嵌入—构建”视角出发［24］，另一方面从获取资源过程出发［8］，但两个研究视角之间存在巨大的割裂，缺乏将两个研究视角衔接起来的系统性研究。③现有对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层面的探讨一般聚焦在构建动因、传导路径［11］以及要素构成［33］等静态构建层面，而现实实践中所呈现的市场需求变化、竞争状况加剧、行业政策环境调整等一系列外部情境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特性，均表明了从动态构建层面来探讨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加之现有研究也表明动态能力是新创企业实现要素的联动管理和维持资源稳态的能力基础。因此，目前缺乏从外部情境和动态能力来探究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及演化动因。

综上所述，本文将双元情境、动态能力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纳入研究框架。通过结合KAPOOR［19］的研究，本文将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划分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前者是由系统内领导者构建的跨产业边界的资源平台，强调“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后者是指围绕在核心产品周围，由系统内参与者和领导者所构建的直接联系，强调“点对点”的相互依赖关系。此外，由于我国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案例企业始终坚持三元锂电池的技术研发路线，所以技术情境并不适用于该案例的分析研究。因此，本文从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来探讨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外部因素，并依据韩少杰等［7］的研究，将制度情境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市场情境划分为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体系。再者，本文还基于新创企业的特性，提出动态能力是包含感知能力、扫描能力、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多阶能力。扫描能力是对组织边界的技术知识、信息、关系和资本等各类资源进行扫描的能力［34］。感知能力是对所处情境中的资源的归纳能力［35］。创新能力包含了创新决策能力、R&D 能力、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以及对外合作能力等［36］。整合能力是将内外部的异质性资源进行整合再造的能力，通过整合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和创新环境，实现资源的有效联动［22］。

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创企业生命周期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之间的关系，从动态视角出发，探讨制度情境及市场情境以及动态能力对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影响，运用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系统性分析新创企业从“嵌入—构建”演化过程的传导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选择

在案例数量的选择上，单案例研究可以充分展现案例数据以及其中蕴含的作用机理［37］。并且纵向案例研究有助于展示突出情境、揭示过程和关系，有助于深刻探讨动态机制的变化过程，最终构建过程理论［38］。因此，本文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单案例样本进行分析。

2.2 案例选择

本文依据理论抽样的基本原则，选取具有典型性和资料可得性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作为研究对象。宁德时代作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成立于2011年，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领域。2018年6月，该企业成功在创业板上市，目前已成为特斯拉、奔驰以及宇通客车等多家国内外知名车企的动力电池供应商之一。

基于以下标准，本文选取宁德时代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宁德时代的发展历程具有典型的新创企业特征。该企业在8年时间内，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发展成为行业前沿。再者，企业依靠技术创新确立了核心竞争优势，具有很强的创新驱动力。此外，在企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阶段转换，具有典型性。因此，对宁德时代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新创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和传导机制。

2.3 数据收集

本文遵循“明确研究问题—理论回顾—草案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的分析流程，针对宁德时代采用正式调研和非正式调研相结合的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研究团队首先对案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访谈，平均每次的访谈时间不低于1.5小时，力求充分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每次正式访谈均有文字记录和录音，以确保案例数据的准确性。案例一手数据的访谈情况如表1所示。此外，研究团队还整理了企业官方公开文件包括企业网站、企业微信公众号获取的信息（S1）、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会议讲话记录和公开场合发言（S2）、企业招股说明书和企业年报研报等（S3）以及国家政策以及各政府部门官网、正式文件等（S4）。研究以一手数据为主，二手数据为辅，以此验证一手数据的准确性。

表1 一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irst-hand data

2.4 数据编码

本文首先系统性梳理了宁德时代的原始数据和发展历程，按照时间序列策略进行具体的编码，并识别了里程碑事件（详见图1）。基于对创业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构念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的研究，梳理案例企业的发展阶段。将其划分为3 个阶段：起步阶段（2011—2013 年）、高速发展阶段（2014—2017年）以及行业前沿阶段（2018—2020年）。

图1 宁德时代发展历程及关键性事件Fig.1 History and key events of CATL

其次，遵循三级编码程序［39］，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一级编码后共形成584条引文。随后关联标记共形成154条引文，提炼出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阶段、双元情境、动态能力的范畴和属性，构建构念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最后，将二级编码进行概念编码，形成三级编码库。将浮现的对应关系、内外部情境、企业行动和结果的基本命题与现有理论衔接，挖掘共性和差异性并深入分析，利用案例中的时间复现检验，以确保信度。按照实证主义范式和SPS案例分析范式，确保研究过程可靠且可以重复，因此具有良好的信度。最终得出稳健性结论（数据结构详见表2）。

表2 数据结构Tab.2 Data structure

3 案例分析：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研究

在探讨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之前，有必要对案例企业所处的制度趋势予以阐明。2009年3月，国务院印发《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升到战略地位，中央财政安排资金予以补贴。政策扶持使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获得先发优势，行业进入快速通道。伴随着产业的迅速崛起，补贴政策由原本的“普惠型”政策向“扶优扶强”方向偏移。在此背景下，宁德时代进入新能源电池领域，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在位者。本文将结合不同维度的典型事件，沿着“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思路，对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外部情境动因、内部动态能力、演化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对新创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和传导机制进行探讨。

3.1 新创企业的起步阶段：2011—2013年

3.1.1 双元情境动因 一方面，制度情境。纵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该产业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协同发展起来的典范。作为典型的“政策驱动型产业”，正式制度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形成早期市场的主要动力。各级政府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所制定的发展规划、纲领性文件、财政税收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S4），正向激励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此外，为了推动储能电池的技术研发和积累，国家还设立了多项国家级示范工程。宁德时代自2011年成立伊始，就是“张北风光出示范工程招标项目”的供应商之一。“通过参与国家项目，探索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可能性，积累相关的技术生产经验”（ND1）。因此，紧跟正式制度的引领，可以激发新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另一方面，市场情境。制度情境有时会推动市场需求的产生，双方将共同塑造企业的商业行为。此时，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于市场培育阶段，早期所颁发的相关政策引导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等领域车辆采购要向新能源汽车倾斜（S4）。因此，动力电池产业的市场需求特征是以公务车、补贴车以及公交车为主，新兴私人领域消费需求为辅，市场需求相对单一（ND2）。加之行业内的竞争对手目前都处于市场布局和产品研发的初期阶段，因此，市场竞争关系并不激烈。

3.1.2 演化微观基础：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作为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优势来源，能够促使企业在新的子市场中进行开拓性创新。宁德时代自2011年从ATL的动力电池部门剥离出来。其前母公司是当时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供应商，拥有成熟的研发和生产管理体系（ND1）。并且，宁德时代的高层管理者中还有曾负责车载动力电池和管理系统研发的副总黄世霖（ND3），其团队拥有资深的行业知识基础和管理经验，能够有效地识别出行业环境变化，预测行业的发展趋势。由此，员工以及高层管理者在原有业务上所积累的研发基因、生产和管理经验，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扫描能力和感知能力，还为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

3.1.3 演化行为：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 当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领导者意识到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无法实现产品需求时，会聚集系统内的其他互补主体，以获取互补资源，实现价值创造。为了实现“之诺1E”动力电池和电池系统的研发，华晨宝马围绕该核心产品设立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得益于案例企业前身作为苹果公司供应商的项目经验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专业背景（ND1），宁德时代作为互补者参与基于该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但由于案例企业在起步阶段，尚未掌握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技术规格，缺乏相应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华晨宝马作为该创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设定系统目标，并提供技术标准和专家团队，充当孵化器的角色，共同解读动力电池生产标准，帮助其建立工艺流程（S2）。

3.1.4 演化结果 正式制度驱动市场进入培育阶段，案例企业凭借自身的项目和核心高管成员团队经验嵌入华晨宝马的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企业所积累的扫描能力和感知能力是嵌入行为的内在基础，其演化结果表现为两个方面：①案例企业在与系统内领导者的单边交互过程中，获取互补性资源，并依靠自身的动态能力，通过价值捕获，实现了价值增值；②案例企业嵌入宝马的产品型创新生态系统使其获得了一定品牌认可，推动了其进一步嵌入宇通汽车、韩国现代等一系列车企的产品型创新生态系统（ND2）。此外，宁德时代在嵌入宝马的产品型系统的过程中，与上、下游厂商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并相继获得了越秀产业基金、君联资本等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战略投资（ND1），促使其初步构建了包含供应商、风险投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上游厂商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

上述关于“新创企业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外部情境动因、内部动态能力、演化过程以及结果”的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新创企业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证据显示Tab.3 Evidence of start-ups embedded in the product-based innovation ecosystem

3.2 高速发展阶段：2014—2017年

3.2.1 双元情境动因 一方面，制度情境。引导性政策支持是推动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因素。自2014 年起，我国从技术层面相继推行了补贴退坡政策，并发布了《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且严查骗补行为，通过多项政策引导以规范市场有序发展，加快市场出清，从而缓解无序竞争的局面，避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再者，正式政策还从消费者层面，陆续颁布出降低车辆购置税，免除车船税，“不限行不限购”政策，以及鼓励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政策，以塑造市场机会，刺激市场需求，进而提升消费者认可。除此之外，宁德时代还受到了一些非正式制度扶持。非正式制度包含了公众所遵守的传统、风俗以及规范，有助于维护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在此期间，案例企业受到了领导视察、领导出席以及与技术权威成立院士工作站（S4、S2、S1）等非正式扶持。

另一方面，市场情境。制度情境推动了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体系的变化。随着制度情境的推动，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和接受度正在逐渐转变，市场需求日益增长，消费主体正在从政府采购转向普通消费者，推动产业尽早实现规模化发展。然而，制度情境的波动也推动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调整，竞争格局也经历了从第一阶段的国内外厂商共存，到第二阶段的市场需求扩大且主要集中在国内头部企业，但产品的核心技术仍与国外厂商存在一定差距；直至第三阶段，技术基础决定市场发展潜力阶段。2016年，国家开始认可三元锂电池的安全性（S4），并对该技术进行政策松绑。此后，能量密度更高、续航能力更强的三元锂电池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车用市场，对原本受政策扶持的低端磷酸铁锂电池造成了沉重的打击（ND3）。由于宁德时代一直聚焦在三元锂电池的研发和积累，政策引导方向与其技术研发轨迹的重叠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综上所述，制度情境能够培育市场需求，提升消费者认知，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影响企业技术研发路线。

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共同影响新创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为案例企业在高速发展阶段选择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了前提和基础。

3.2.2 演化微观基础：动态能力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案例企业需要应对市场上的本土竞争对手（比亚迪汽车等）和国际竞争对手（松下、LG等）的双重竞争压力。企业常常面临原有技术储备与资源、机会并不相匹配的情况。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案例企业需要依靠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实力来换取竞争优势。而企业所拥有的高素质员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强［40］。此时，案例企业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众多国内外一流的实验室合作、招聘大量的硕博士等高端人才、成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ND1、S2）等一系列措施，来培养其创新能力。

3.2.3 演化行为：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中 资源积累是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获得市场优势的关键。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案例企业自2014年开始逐步参加行业内论坛以及行业高层论坛、研发联盟、行业协会等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以跨越产业边界来获取内外部厂商资源。例如，2016年案例企业的高管曾参加“电动汽车创新发展座谈会”等行业会议（ND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ND1），以及北京材料基因工程创新联盟（ND3）。平台型系统为新创企业提供了沟通产业发展方向、获取市场反馈的机会，而新创企业参与其中增加了展示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的机会，能够激发潜在客户，并且能够及时获取市场反馈，了解竞争对手的发展现状，以便及时调整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源聚焦点。在此阶段，新创企业通过“获取—内化—强关系”的资源转换方式，逐渐掌握其核心竞争力，以实现长久的发展。

3.2.4 演化结果 在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的协同作用下，案例企业内嵌于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第三方平台间接获取异质性资源，并且依靠动态能力，推动了新创企业嵌入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其演化结果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拓展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密度、维度和数量。宁德时代相继与上汽、广汽等国有车企成立合资企业，成为大众集团及北汽集团等多家车企三元电池的主要供应商（ND5）。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各参与主体间的竞合关系，更多的转向了合作的关系，以减少竞合对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损耗。案例企业还依据模块化嵌入机制，将企业自身的电池技术优势与车企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经验相结合，缩短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时间，在产能提升的过程中形成规模壁垒，最终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并且，案例企业依托技术壁垒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拿到了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战略投资（ND1），并且于2018年6月在深交所成功上市（S3）。最终，案例企业形成了包含供应商、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大学、上游厂商、科研院所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拓展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密度、维度和数量。

另一方面，嵌入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促进了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市场认可的提升，以及实现动态能力的正反馈累积。案例企业自主研发的CTP技术已于2018年成功实现磷酸铁锂电池的商业应用（ND7），并在安全性、超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环境适应性以及超级快充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其创新产品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此外，企业还作为国内动力电池代表之一，参与了国内外多项动力电池的标准制定过程（ND3、ND4）。再者，随着案例企业合作主体数量的增长，其自身累积的资源、能力、知识和经验最终反馈在扫描能力、感知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上，而能力积累又会继续推进技术的研发（ND4），具体表现在宁德时代积极布局储能电池领域，积攒技术和能力基础，以便未来应用在V2G市场，实现电动汽车与电网的联动（ND9）。

上述关于“新创企业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外部情境动因、内部动态能力、演化过程以及结果”的分析如表4所示。

续表

3.3 行业前沿阶段：2018—2020年

3.3.1 双元情境动因 一方面，制度情境。凭借动力电池在技术和性能上的核心竞争力，宁德时代获得了市场认可和实质性收益，成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此时，政府补贴和产业投资逐年减少（ND1、S2），产业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阶段。再加上，国家陆续颁布多项强制性技术标准（S4），标志着产业进入技术成熟期。在国家鼓励能源转型的背景下（ND1），宁德时代也陆续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相继与四川省政府、宜宾市政府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S4），获得了国家各级领导的视察（ND1）。可以说，在此阶段，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情境共同推动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行为。

另一方面，市场情境。在国家政策的多方引导下，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逐步减轻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和续航里程等的顾虑。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市场成熟期，国内外的各大车企纷纷将电动化战略提前，预示着动力电池产业未来的技术要求和市场需求将会逐年提升，也预示着行业内的相关技术发展轨迹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竞争格局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和震荡（S2）。

3.3.2 演化微观基础：动态能力 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特征，内在要求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和自我更迭，以达到动态平衡。宁德时代在嵌入产品型和平台型系统过程中，已经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反馈，积累了扫描能力、感知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互补性资源。例如，案例企业凭借自身所积攒的动态能力和资源，积极探索CTP技术（S2、ND3）。然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和不确定的技术发展轨迹的市场环境，仅仅具有扫描、感知和创新能力是不够的，企业还需要具有对技术、市场、生产以及其他异质性资源进行整合再造的能力。案例企业针对各上游车企的需求，持续提供定制化电池包的生产、设计等服务（ND6），通过各要素的有效规划和联动，培养整合能力，为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互动提供内在支撑。

续 表

3.3.3 演化行为：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新兴产业中的重要一环，技术竞争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案例企业以积攒的资源和动态能力构建其核心竞争力，实现从起步至产业前沿的跨越和发展。此时，宁德时代在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寻找异质性资源的互补者，跃升至搭建异质性资源交互平台的领导者，从而跨越了自身资源匮乏的阈值。此时，案例企业参与平台型系统战略意图也调整至对技术层面的各要素配置的前瞻性扶持，以推动产业技术发展，其相继与高校和上下游厂商等成立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清洁能源技术联合中心”等研发中心（ND1、ND5），创立创新实验室，承办国际会议和建立行业协会等（ND1、S1），逐渐搭建起资源交互的平台。案例企业围绕其核心技术寻找互补性资源，在系统中发挥资源协调和编排作用，并通过循环反馈，创造多边的价值链接，在资源、知识、关系和能力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加强对前瞻性技术的研发工作和对上下游产品的系统化管理工作，以探索潜在市场的可能性。

3.3.4 演化结果 随着产业核心技术和市场的逐渐成熟，政府逐渐撤离了政策保护，以强调市场力量，此时，案例企业依靠动态能力和其核心资源成为行业内领先企业。这一阶段，宁德时代构建了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搭建了资源交互的平台，并推动其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跃升过程，其演化结果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案例企业逐渐重视与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建立深度绑定关系，以优化网络连接质量，实现价值共创。在此阶段，案例企业逐步嵌入特斯拉、宝马等车企的供应链中，并与全球知名车企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S1、ND3）。同时，还与多家供应商、上游厂商、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深度绑定关系，以确保系统联结的稳固性。在价值流动的过程中，新创企业基于模块化架构，凭借自身定制化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了价值共创［22］。例如，案例企业与蔚来汽车等成立蔚能电池资产公司，推动“车电分离”新商业模式（ND1）。案例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系统中领导者搭建网络的重要途径，相较于关注网络连接数量，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更应保证网络连接的稳固性，以实现价值主张。

另一方面案例企业搭建出创新产品的“护城河”并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宁德时代的多款核心产品相继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项测试和认证（ND3），并完成了所参与的国家项目的验收工作（ND6），其核心技术之一CTP技术也实现了电池包的商业化应用（ND7、ND3），并研发出了基于LFP电芯的电池整体解决方案（ND7）。

上述关于“新创企业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外部情境动因、内部动态能力、演化过程以及结果”的分析如表5所示。

表5 新创企业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证据显示Tab.5 Evidence of start-ups build the platform-based innovation ecosystem

3.4 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理论模型

本文分析了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探讨了双元情境与动态能力对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驱动作用，系统性分析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传导机制（见图2）。

图2 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及动因显现构架Fig.2 Evolution process of start-ups from embedding to build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motivations

基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新创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关系的转变具有必然性。①当处于起步阶段时，新创企业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资源、信息和能力等单边互动的过程中获取直接资源，以实现系统的战略目标，通过直接的价值关系实现跨行业、多维度的价值捕获和创造。②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新创企业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压力下，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跨产业边界的平台吸引“潜在客户”，并依靠系统的反馈循环及时调整技术和资源聚焦点，实现高阶的产品创新，在多种价值关系的交互过程中实现价值互动。③当进入行业前沿阶段时，资源、技术和能力的累积为新创企业构筑了核心资产壁垒，推动了其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即企业通过搭建资源交流的平台，对资源进行编排和协调，以加强对前瞻性技术的开发与储备，从而实现价值共创。三阶段的协同作用如表6所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表6 新创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协同作用Tab.6 Synergies between start-up life cycle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models

命题1 发展阶段与资源获取途径的协同，是新创企业从“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

基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的耦合作用是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外部动因，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正式制度创造了制度机会窗口，为新创企业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创造了机会。第二阶段，为避免无序竞争，政府在拉动需求的过程中出台政策以保障供给水平，带动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拓展。第三阶段，国家逐步收紧产业补贴政策以强化市场力量，驱动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向深化方向发展。因此，“政府—市场”的双元力量的耦合作用能够创造制度机会窗口，保障新创企业的发展。

在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新创企业先是依靠自身的扫描能力和感知能力，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为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石。而后经由创新生态系统的反馈循环效应，助推新创企业动态能力的进阶。当市场中技术需求失衡时，创新能力可以帮助新创企业紧抓技术窗口拓展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并构建竞争优势。当然拓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资源冗余，损耗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企业家注意力，阻滞企业发展。整合能力则可帮助新创企业对异质性资源进行整合再造，解决资源冗余现象，进而深化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 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的耦合是推动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外部动因，动态能力从“扫描能力—感知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的进阶是实现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在基础。

本文从“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思路出发，系统性分析了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详见图2）。①在起步阶段，在双元情境的协同作用下，宁德时代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实现领导者目标的过程中，依靠扫描能力和感知能力，通过价值捕获，实现了价值增值，初步构建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并获得了动态能力的正反馈，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奠定了内在基础。②在高速发展阶段，制度情境刺激了市场需求，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在双元情境的协同作用下，宁德时代嵌入了基于平台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平台”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获取互补性资源，依靠扫描能力、感知能力和创新能力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进而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最终，在获得市场认可和资本认可的过程中，拓展了自身的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宽度和深度，实现了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③在行业前沿阶段，双元情境强化市场力量，在双元情境的协同作用下，宁德时代构建了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内外部资源交流的介质，并在其中扮演编排和协调的角色，以联结多边的价值主体，并依靠扫描能力、感知能力、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针对前瞻性技术持续研发，强化对上下游产品的系统化管理，通过优化网络联结的质量，强化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度，构建技术壁垒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价值共创，最终依靠系统的正反馈循环和网络效应推动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3。

命题3 新创企业与异质性创新生态系统模式间的联系、双元情境和动态能力之间持续的正反馈推动了新创企业朝着“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拓展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深化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方向演化，新创企业依靠价值捕获，实现了从“价值增值—价值创造—价值共创”的进阶。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分析方法，选取宁德时代作为研究对象，沿着“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思路，对其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发展阶段与资源获取途径的协同，是新创企业从“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力。随着成长阶段的演变，新创企业也历经了从“直接获取—间接获取—构建分享平台”的资源获取转变过程，其角色也经历了从“系统互补者—系统参与者—系统领导者”的转变。②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的耦合是推动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外部动因，动态能力从“扫描能力—感知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的进阶是实现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在基础。③新创企业与异质性创新生态系统模式间的联系、双元情境和动态能力之间持续的正反馈推动了新创企业朝着“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拓展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深化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方向演化，新创企业依靠价值捕获，实现了从“价值增值—价值创造—价值共创”的进阶。

4.2 理论价值

本文阐明了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对创业企业和创新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分析了新创企业与异质性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阶段性关系演化过程，识别出不同阶段的组织角色和资源获取途径等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对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过程研究。现有研究更多地将企业嵌入创新生态系统视为一致性的参与过程，分析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途径［19］或实现“嵌入—构建”的资源获取过程［4，24］，弥补了对企业从创新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途径和过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研究的不足。从资源阈值视角出发，将新创企业“嵌入—构建”的资源获取过程和途径结合起来，揭示了新创企业与异质性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之间存在“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三个阶段。

其次，引入双元情境和动态能力理论，解构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演化过程，明晰了新创企业依靠动态能力快速响应外部情境变动的演化过程，深化了对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助推力的理解。现有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因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外部情境的单一分析［11，41］，弥补了对外部情境和内部能力结合的系统性分析的不足。揭示了制度情境和市场情境的耦合是演化的外部动因，而动态能力的进阶也在演化过程中起到了深化和推动作用，进一步从创新生态系统角度加深了对新创企业动态能力的来源和进阶过程的分析。

最后，系统性探讨了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和传导机制，结合动态能力和企业生命周期等理论，依靠“条件—行动—结果”的逻辑思路，揭示了在双元情境、动态能力以及嵌入行为的作用下，新创企业所构建的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从“构建—拓展—深化”的演化。现有研究往往聚焦在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或演化过程的单一过程分析，且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成熟企业［4］，弥补了对“嵌入—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共演机制研究的不足。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从质性材料中识别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打破以往对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静态研究局限，动态剖析出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深化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特性的理解。

4.3 实践意义

本文结论对新创企业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揭示了新创企业从嵌入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明晰了新创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采取的组织行为，并且阐明了异质性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区别和组成维度。新创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并与之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在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新创企业可以选择嵌入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在高速发展阶段，新创企业可以选择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进入行业前沿阶段时，新创企业可以选择构建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阐明了双元情境和动态能力对演化过程的推动作用，指明了新创企业在实践过程中要紧跟政府政策引导，及时发现市场需求，并构建相适配的动态能力，以确保新创企业具备创建企业型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条件。并且，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可以与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建立不同的联系，通过动态的进阶，实现持续创新。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只探讨了双元情境和动态能力对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而实际上，新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制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还需要从其他情境进行探索。②采用单案例研究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部有效性，未来可以选择不同产业的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③研究对象为新兴产业的新创企业，其发展受制度情境的影响较大，发展轨迹和演化进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未来还需要对其他行业的新创企业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