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祥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把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作为2022年经济全局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必须了解近年来我国粮食等初级农产品的进口与生产形势，必须对我国居民消费粮食和肉类等食物的未来趋势作出总体判断。这样，才能在发展新阶段更好地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总体要求来协调推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结构调整，与新发展格局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契合，为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跨周期调节创造更加有利的供求环境，避免新一轮个别初级农产品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周期性波动循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扩大与大豆进口量趋于稳定

近年来，我国初级农产品进口较快增长，带来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达到17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0%；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达到9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9%。2021年，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达到219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达到13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9%。我国初级农产品进口规模连续两年较快增长，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出现加快扩大态势，引起国际国内关注。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无疑会通过价格等途径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以及随之带来的我国农产品供求形势判断，给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11月份发布的报告，由于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小麦产量不如预期，2021/22年度全球小麦总产量7.7亿吨，比上年度减产0.8%，而全球小麦总用量因受饲用量较大幅度增加影响而扩大至7.8亿吨；当年度产不足需带来全球小麦库存量下降2.2%。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呈现出较大幅度上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2月份发布的数据，美国2号硬红麦2021年11月份价格每吨达378美元，比2020年末上涨了41.6%，比2020年6月份上涨了75%。国际市场小麦产量和期末库存量小幅度波动，却带来小麦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说明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重要性。

实际上，之所以出现一些国家初级农产品生产小幅度波动却带来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国际贸易商武断认为我国要扩大进口，炒作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当贸易商推动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上涨之后，又进一步将初级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原因完全归因于我国初级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并更多地掌控主要出口国家的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交易。

面对国际贸易商等推动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上涨，我国进口商应如何处置？要真正地做到理性进口初级农产品，就必须在认识上要对我国初级农产品需求状况和供求形势作出充分估计并给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需求会在经历快速增长后趋于饱和，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或者缓慢增长的阶段。目前我国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是快速增长，还是正在趋于饱和？让我们看看我国大豆进口量的变化，就能大致知道国内产需缺口较大的一些初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变化目前所处的阶段，并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2021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经历了由2000年前每年进口不足1000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超过1亿吨。具体到不同阶段来看，年度或者特定阶段我国大豆进口量增长差异极其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2002年，我国进口大豆由1042万吨增加到1131万吨，大体上稳定。2003—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由2074万吨增加到2824万吨，这一期间呈现出缓慢增长态势。2007—2017年，我国进口大豆由3082万吨增加到9553万吨，10年间我国大豆进口增长了2倍多，这一期间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最大增加幅度年份超过1000万吨。2018—2019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和国内非洲猪瘟导致国内生猪生产萎缩影响，我国年度大豆进口量都没有超过9000万吨。2020年，受生猪生产能力快速恢复等影响，大豆进口10031万吨。到了2021年，我国生猪产能又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过剩，大豆进口量呈现回调态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数据，2021年，我国进口大豆9652万吨，比上年下降3.8%，而由于价格上涨使进口大豆美元金额增长35.4%。国内大豆价格也明显上涨。

国际国内大豆价格大幅度上涨与我国大豆进口量减少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给我们带来进一步思考：我国大豆进口快速增长带来国际价格急剧上涨，这种观点成立吗？通过入世以来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变化和国内相关价格变动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我国大豆进口减少而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表明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上涨未必是我国进口快速增长引起的。

二、国内猪肉供给经历新一轮由严重偏紧到相对过剩的转变

2020年，我国进口猪肉439万吨，比上年增长108.3%；进口猪肉金额12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7.6%。猪肉进口量翻倍增长，猪肉进口价格也上涨约50%，带来猪肉进口金额增长超过1.5倍。2020年猪肉贸易商大量进口猪肉，如果在2021年第一季度前未能在市场出清，经济损失一定会很惨重。2020年猪肉大量进口，对2021年国内猪肉供求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进一步地，如果相关主体对国内居民食物消费趋于饱和特征的呈现没有察觉，那么就难以保障好初级农产品供给工作。

2021年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猪肉进口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2021年，我国进口猪肉371万吨，比上年减少15.5%；猪肉进口金额101.8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5.5%。猪肉进口量和猪肉进口金额同时减少，与进口猪肉价格直接相关。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2021年12月份，国内进口猪肉海关价格每公斤13.4元，同比下跌30.6%。国内猪肉价格下跌幅度更是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猪肉消费价格下跌30.3%，其中12月单月全国猪肉消费价格同比下跌36.7%。

2021年我国猪肉进口明显减少而出现国内猪肉价格明显下跌，与国内生猪生产快速恢复和猪肉市场供给不断增加关系最为直接。可以说，2020年和2021年，国内猪肉供给由严重偏紧和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转为猪肉供给相对过剩和价格下跌到历史低位的局面，表明我国居民猪肉消费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趋于饱和阶段。特别地，2021年针对猪肉价格回落，造成养猪户和养猪企业持续多月亏损，政府启动了猪肉收储机制以减少市场猪肉供给，但仍然没有能够全面阻止猪肉价格的下跌。猪肉价格下跌也没有有效地刺激国内猪肉消费量相应增加，表明居民消费猪肉受价格影响很小，人均猪肉消费量基本稳定。

由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如果居民人均对猪肉的消费量是基本稳定的，那么我国对猪肉的消费总量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基本稳定的，即使猪肉消费总量继续增长，也可以判断这种增长是非常缓慢的。

回顾非洲猪瘟发生但影响有限的2018年，我国人均猪肉占有量曾达到38.4公斤，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22.8公斤，生猪市场价格十分低迷。2018年我国生猪生产者价格同比下跌14.4%，充分反映我国居民猪肉消费进入新阶段，对生猪生产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三、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差距正在加快缩小

结合大豆进口量增长波动态势和国内猪肉供求关系快速变化，显示：经过2007—2018年前后大约十年时间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快速升级后，居民对一些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正在趋于稳定或者饱和。

一般来说，居民对食物的人均消费量趋于饱和，会伴随不同群体间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和食物消费结构出现趋同或者呈现出收敛性。换言之，居民食物消费饱和之前会出现居民食物消费的收敛性。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对某类食物消费量的增减，总体上会带来数量和结构性变化，呈现出收敛性与饱和性特征，这一过程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可以统称为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经济越发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食物消费的人均数量、质量和结构等会呈现出趋同性或者称之为收敛性。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到一定阶段后，收敛性必然带来饱和性。换言之，经济发展带来居民食物消费升级，最终会出现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和结构等的稳定状态。

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差距相对较小。进入新时代，这一差距缩小呈现出加快态势。从单个年份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率由2.81下降到2.56，累计下降0.25；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由2.18下降到1.76，累计下降0.42。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累计下降幅度更大。从三年移动平均来看，2013—2015年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率由2.76下降到2.63，累计下降0.13；年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由2.13下降到1.89，累计下降0.24。从相对较长时间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下降幅度更大也是明显的。

进入新时代，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也呈现出加快缩小态势。从单个年份来看，2013—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0.1%下降到29.2%；累计下降约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4.1%下降到32.7%，累计下降约1.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累计下降幅度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更大。从三年移动平均来看，2013—2015年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0.0%下降到28.9%，累计下降约1.8个百分点；年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3.6%下降到30.9%，累计下降约2.7个百分点。从相对较长时间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下降幅度更大。

反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收敛性还可以通过肉类消费量变化来验证。计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三年移动平均数，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处于不断增加阶段，但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之差越来越小。2013—2015年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镇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由28.6公斤增加到29.1公斤，累计增加0.5公斤；年均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由22.7公斤增加到24.5公斤，累计增加1.8公斤；由于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增加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带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总体加快缩小，二者三年移动人均消费量之差由5.9公斤下降到4.6公斤，累计缩小1.3公斤。

不同群体居民之间人均食物消费量收敛性的最终结果必然带来居民对特定食物的人均消费量的饱和性，反映这个特征的最典型代表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单个年份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受价格等因素影响较大，不容易判断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变化态势。进一步计算和比较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三年移动平均数，2013—2015年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镇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由20.6公斤极其缓慢地增加到20.7公斤，累计增加0.1公斤；年均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由19.3公斤增加到20.1公斤，累计增加0.8公斤；由于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增加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带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总体加快缩小，二者三年移动人均消费量之差由1.4公斤下降到0.6公斤，累计缩小0.8公斤。特别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分别为20.3公斤和20.2公斤，二者非常接近。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总体上都保持缓慢增加态势，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差异已经非常小，可能表明我国居民对肉类特别是猪肉的人均消费量，虽然继续呈现出收敛性，但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基本稳定阶段，或者正趋于饱和。

观察我国居民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的变化不难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自2013年以来每年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大体上在9公斤到10公斤波动，不仅收敛性明显，而且饱和性也显著呈现。据此不难判断，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的食物量收敛性与饱和性因食物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来说，我国居民对以口粮为代表的人均消费量将继续呈现出收敛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不断减少并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趋同，但人均口粮饱和量可能还将经历相当长时间，而居民对食用植物油和猪肉等的人均消费量收敛性与饱和性正在同时呈现。

如果未来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收敛性进一步显现且趋于饱和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那么我国人口总体缓慢增长意味着我国食物消费总量也趋于稳定。至于近年来我国猪肉国内产量和进口量年际间较大波动，以及食用植物油国内产量与进口量年际间较大波动，并与国际市场价格居民波动相互影响，需要国际贸易商和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等高度重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把握居民对食物消费的人均消费量和结构的收敛性与饱和性。

四、加大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和手段创新

食物消费升级，表现在人们不断更新的饮食观念上和食物消费行为的文明进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从“有什么吃什么”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到“怎么吃得健康就吃什么”的三个阶段，对应地可以分别称之为温饱饮食、快乐饮食和健康饮食三个阶段，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给能力和保障水平的不同阶段的演进。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到最后阶段，居民对不同食物及其结构的人均消费将趋于稳定，这对我国保障居民食物消费和端牢中国人饭碗创造了新途径。长期以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着重从生产端施策，成效有目共睹，但始终无法解决过度波动难题，时多时少反复出现。前几年粮食要去库存，近年粮食供求又转向偏紧。2020年猪肉供求严重偏紧，而2021年猪肉出现阶段性过剩。政策上从消费环节保障居民食物消费，有助于解决盲目生产难题，提高公共支出效能。

从食物消费升级的阶段性来认识和把握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增加和价格上涨同时发生，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形势和进口形势，有助于消除相关决策者和社会上一些人对我国粮食供给形势及其数据的质疑，从而为优化配置我国农业资源和更好地端牢中国人饭碗提供参考，为尝试化解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社会风险提供新思路。

我国保障粮食安全要由重在生产领域兼顾流通领域，向生产、流通和消费并重转变，特别要重视在消费环节保障居民粮食安全工作。在居民食物消费趋于饱和的状态下，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基本稳定。考虑到公共政策要确保零饥饿和全民健康营养保障，直接通过政府采购，将基本食物提供给特殊群体和脆弱群体，一方面，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中人人不愁吃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和结构的优化。否则，粮食等市场剧烈波动较难找到有效途径，时而伤害生产者时而伤害特殊群体和脆弱群体粮食安全的困境较难突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的时候，市场价格过度上涨，财政对粮食等支持力度加大，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粮食等生产能力阶段性过剩，再次出现价格过度下跌和低迷，挫伤粮食等生产者积极性。当粮食等出现阶段性过剩，政策上又可能出现结构调整，结果又会引发另一个周期的市场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暴涨，带来新的粮食安全风险。

2022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等复杂形势下，我国更需要进一步稳定粮食，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确保猪肉和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近些年来，我国粮油总播种面积呈现出一定的波动。2021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虽然增加了1295万亩，但是大豆种植面积却减少了2200万亩。我国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既要不断扩大粮油等农产品生产，又要持续优化粮油和农副产品供给结构，这对耕地保护建设使用和农业科技创新等带来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实施好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

要探索出台新的食物安全保障政策措施，为特殊群体、脆弱群体和需要帮扶个体购买食物提供支付支持和营养配给支持。要加强科技创新，加强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系统化研究，更新或者提出国民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指南，按照指南编制农业及食物生产规划，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合理布局农业生产。

■纵马牧羊｜付秀宏/摄

要保障所有居民基本营养和健康且有活力的生活的合理结构的食物需要。整合最低生活保障，甚至将农民特殊群体和社会其他脆弱群体的养老保障等考虑在内，从流通流域由财政提供健康营养食物，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和居民食物消费升级接近饱和后保障粮食安全的新理念新举措，是经济成本较低和社会效益极其明显的有效政策。

我国粮油和肉类，特别是大豆、食用植物油、牛肉，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份额都比较高。近年来，我国玉米和大麦等杂粮进口规模迅速扩大。不用说我国粮食等增产而减少进口，可以直接改变国际粮食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即使我国特定时期放缓粮食等进口，也都可能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甚至走势，从而进一步带来国际贸易商等对全球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求形势和我国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进口需求的判断。为此，我国进口商要通过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进口规模变化和进口节奏把握，维护粮食等农产品国际市场秩序，促进粮食等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