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叶湘琼

摘要：十三行是中国重要的商人群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上曾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关于十三行的研究及文学创作却不多见。如今，谭元亨同时推出的史著《十三行史稿》与长篇小说《十三行世家》是对十三行研究与创作的发展。《十三行史稿》与《十三行世家》体现了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历史理性与文学精神的交融，两部作品不只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又完整的十三行历史，也展示了生动、丰满、立体的十三行行商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十三行悲剧命运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十三行史稿》;《十三行世家》;十三行;开放;悲剧

明清十三行，与广州、澳门及香港密切相关，而这三个地方，如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当年的十三行，在对外开放、海上贸易上，一度风生水起，成为今日扩大开放的一面镜子。可是，十三行却曾在中国人民生活与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300年历史几乎是一个空白。即便在地方史，如《广东通史》中，也只是寥寥几笔带过，语焉不详，或分割于外贸史、经济史中——即便这样，还被污名化、妖魔化。如今，谭元亨同时推出史著《十三行史稿》与长篇历史小说《十三行世家》，以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两种方式再现十三行历史，有助于人们了解完整且真实的十三行，同时对于今天全面扩大开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十三行史稿》：以历史探寻人性

谭元亨百万言的《十三行史稿》无疑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这部史著是对明清300年的十三行的一个“全息摄影”，是中外迄今第一部十三行的全史。之所以能对十三行进行“全息摄影”，一定程度上在于今天信息发达的时代，作者相对于前人，更易于获取中外史料，使得《十三行史稿》的内容要丰富厚重得多，作者称之为“史稿”，自有充分的底气。不过，《十三行史稿》对300年的十三行的“全息摄影”，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与铺陈，而是有所取舍与编排。

作者研究十三行，并非只是简单地陈述十三行的历史故事，而是强调“以人为本”，通过对十三行历史的“全息摄影”，展现历史上鲜活、真实的十三行行商。常言道，文学即人学。其实，历史亦是人学，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社会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是历史的活动，是由历史决定的活动”[2]。立足于历史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人，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把握历史。因此，将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实则是对历史本质的回归，而这正是作者的“史观”。作者在《十三行史稿》中直言：“赋历史予人性，视历史为人的科学，把人及生活的场景尤其是时空上一切盘根错节地紧密联结在一起，使之无以分割，抓住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的力量。”所以，阅读《十三行史稿》，不仅是看到一幕幕十三行历史故事，更看到故事背后血肉丰满的、生动的、富有人性的行商。

将十三行历史还原为十三行行商的历史，自是与作者身为十三行行商后裔，具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优势不无关联;但同为重要的是，作者的作家身份，使得其在撰写史稿时自然地以“艺术家的眼光”审视十三行历史，更为敏感地捕捉到历史背后的丰富人性。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作者在史稿中揭示了不同于既有研究中对于十三行行商本性定论的看法。在十三行研究中，行商的性质一直被认为是官商。比如明清之交的大学者、《广東新语》的作者屈大均，就有“洋船争出是官商”一诗。中外有关著作，也大都认为他们是官商。康熙“开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便是有总督、巡抚、将军、藩王乃至皇太子背景的商人，最后一位王商洪顺官，背景则是三藩之一尚可信。而中后期的行商，更是一个个有“顶子”，要么是红宝石顶子，要么是蓝宝石顶子，高至五——从二品，所以，十三行行商是“官商”论可谓定位不移。《十三行史稿》却反其道而行之，详细地分析了行商从官商到民商的历史演变。其“以官制商，以商治夷”，商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开始的如总督商人，自然秉承的是总督的意志，随着王商的退出，行商须有一定身家，交纳入行的数万甚至上十万银两才能“入行”，那么之前，其身份就已非官商了。至中后期，乾隆因财政拮据，卖官鬻爵，也盯上了行商，行商才被迫去买“顶子”以自保，所以，与“官商”更不是一回事。其间，行商已经完全成为民商了。纵然从文化角度上可称他们是儒商，潘振承把西方的契约精神比喻为中国的“太古纯风”，可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有独立身份的资本家、实业家及金融家了。

除了介绍行商由官商到民商的历史演变之外，《十三行史稿》中还在具体的细节中凸显行商的民商本性。固然《十三行史稿》是以经济史为主线，但从著作本身来看，并未局限于经济史，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甚至民俗史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非仅仅局限于十三行的商贸活动，同时也涉及十三行的日常生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作者强调“以诗证史”。全书中引用的诗文，如十三行时期的谭湘、谭莹、罗天尺等人的诗，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诗文，张维屏的名诗，甚至包括民俗“火烧十三行，愈烧愈排场”“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回”……都生动地展现出了当时经济生活的瑰丽画面，揭示出其后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内容。而在这些诗文引用中，有来自十三行行商的创作，比如谭家的谭湘、谭莹，叶家的叶廷勋等。史稿指出琴棋书画实则是十三行行商的生活喜好，这一喜好间接性地表现行商的民商本性。行商的民商本性突出表现在对朝廷并非言听计从，而是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毕竟，行商是最早走出去，看世界的一批人，他们思想进步，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琴棋书画的生活喜好正体现了行商这样的性格，毕竟琴棋书画是超功利性的审美活动。在进行琴棋书画的审美活动中，行商的目的不是从实体上去占有或拥有对象，而只是单纯地投入于琴棋书画过程中所带来的审美享受，超越了物质功利性的束缚，回归自身的本色，不用周旋于与官场打交道，毋须低头颔首看脸色。所以，在进行琴棋书画的审美活动中，行商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史稿在解释叶氏家族为何在事业达到顶峰之际能全身而退时，特意引用了叶廷勋诗文《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之十作为论证。从诗词的旷达与洒脱折射行商本身的豁达与洒脱，拥有没有被财物所束缚的自由，所以叶家在事业顶峰之际全身而退，自当不足为怪。

诚然行商是《十三行史稿》的主角，但对人性丰富的探寻，作者并未限于此，同时兼顾十三行时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几代帝王及封疆大吏。事实上，行商的人生悲欢与几代帝王及封疆大吏有着密切关系。康熙早年雄才大略，才“开海”以接轨大航海时代，可晚年昏聩，听信谗言，竟又“禁洋”。乾隆登基，少年意气，即废除了“加一征收”的靠岸税，可20多年后，却由于洋大班“挑衅”，封疆大吏的食古不化，终于来了个“一口通商”，逆转了200年的开放，埋下了几十年后的祸根。然而，清朝在对外贸易上的这种变化，并非单纯帝王单方面的作用，三代封疆大吏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各自对“限关”也产生重大影响。十三行期间，各类官吏，如清廉有见识的唐英、阮元有之，而贪墨者文乾、佶山有之。但在根本上影响大清帝国重走“锁国”政策的家族，非杨氏三代人矣。“袭三代”是清制中对功臣、宠臣的赏赐。杨宗仁无疑是康熙的重臣，对“禁洋”不遗余力。杨文乾在史书上一直被视为能臣，制订“加一征收”是其能力的表现，而他的理论，不动公帑则不算贪墨，迄今仍为一代一代的贪官视为圭臬。杨应琚则在乾隆犹豫不决之际，明确提出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连他这位闽浙总督都这么主张，乾隆也就下决心“一口通商”了。从瀚海般的官场中，揪出这么个官宦家族，一反过去的历史定论，不可不谓独具慧眼。这也是在十三行研究中难得的一项成果。

毋庸置疑，《十三行史稿》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是由于作者的作家身份，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以新鲜感。文学性的叙述手法，使得史稿不仅呈现出一丝诗意，更是增加了可读性，当然更主要的是生动地再现十三行的历史。不过，对于十三行历史的探寻，作者并未满足于历史研究，在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又拿起另一幅笔墨，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十三行世家》的创作，用文学的方式与历史对话。

二、《十三行世家》：用文学书写历史

十三行的300年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大悲大喜的300年。这300年当中的精彩故事自然是很好的艺术创作素材。然而从文学，或者虚构类作品而言，迄今十三行小说，不见标志性的作品。但借十三行之壳，写妻妾成群，写一掷千金，写富可敌国的，还真不少，且大都着眼于行商奢侈、炫富，而看不到行商在艰难、逼狭的生存环境中的忍辱负重、绝地求生。如今，晋商（如《乔家大院》）、徽商以及浙商的成功作品已不少见，并大都上了银幕，可十三行的成功之作，却几近于无。南方的急功近利、短平快，对这一题材的伤害显而易见。在这一情状下，《十三行世家》的历史深度、艺术视角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十三行世家》古代卷是作者在完成百万言的《十三行史稿》之际产出，无疑是对《十三行史稿》的形象化注释，丰富了史稿的内容;反过来，由于有了《十三行史稿》对十三行历史的“全息摄影”，使得作者对于十三行的理解不是浮于十三行的富有表象，而是深入内里，看到辉煌背后的艰难。可以说正是有了历史研究的理性思考加持，使得《十三行世家》彰显历史厚度。《十三行史稿》与《十三行世家》，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可谓相得益彰。但“立象以尽意”，小说当比史稿更能为读者提供鲜活的东西，包括思想、人物、社会种种。不过，小说毕竟不是史著，不可能全面地展现十三行300年的历史演变，但选取其中哪一节，这就需要独到的艺术与历史眼光。

《十三行世家》写的是从雍正开洋，历乾隆废除恶税，“哥德堡号”几经曲折终于抵达广州的故事——这都发生在“一口通商”之前，可以说，那正是十三行的上升时期，而“上升”每每是历史演变的本质体现。十三行的本质正是开放。从开海、开洋到废除恶税，正是十三行时期，大清帝国开启了梯度开放的政策，尽管这种梯度开放，各有各的考究，或為国计民生着想，或为河清海晏努力，或为“怀柔远人”显示大国风度——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十三行主要是广府人，这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蓝色族群——2000年海上丝路赋予了它大海的色彩。这样的特殊性，使得这个族群血液里孕育着开放、追求独立的基因。“马死落地行”——这一广府人的民谚，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现代思想理念：这“马”，不仅仅是工具，是活化的商船，更是制度，也包括朝廷即封建王朝，商人争取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

十三行的开放本质可以说是小说《十三行世家》的一个核心思想，其中最精彩的体现莫过于对商战的扣人心弦描述。我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其残酷性，以十三行为甚。对于世界而言，英法之间在十三行期间发生了多次战争，海上的商船深受其害，如巴达维亚的红溪事件，荷兰殖民者对华商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之前，马尼拉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件。殖民者为独占贸易，霸占市场，对中国商人的虐杀，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与其说是商战，还不如说是西方殖民者的贪得无厌的掠夺。而纯粹的“商战”在十三行中有几许？早年官商大行其道，权势为上。后来行商“内斗”，却每每一方有海关背景，如雍正十年，皇帝接连颁布几道圣旨，也称自己受骗上当，作孽的一方是恶人先告状——《十三行世家》浓墨重彩写了此番云雨翻转的故事。末了，自以为得计的陈寿官与海关监督祖秉圭锒铛入狱，蒙冤的陈芳观放逐后被暗算但还是平了反。雍正十年此番“内斗”，已开始有了商战的色彩。

其实，商战这一理论，是由十三行后人，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提出来的。他还曾专门指出，官非但不能护商，而只能病商。本来，他们更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新生阶级。他们有的能成巨商，也是历史使然，不少行商对国际大势看得很清楚，毕竟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这却是鸦片战争之前100多年。郑观应提出商战理论，便是这百年启示。

《十三行世家》还通过塑造独立性格的典型人物形象彰显十三行的开放本质。比如十三行的骆官，作为客家人，偶尔意外发迹，却最终对“惟利是视”的商人观念格格不入，每每在官商勾结之际，“慢一拍”而弄得灰头土脸，最终谋了个芝麻官，并以此为借口辞去了行商的职务，末了，芝麻官也没到任，以“丁忧”为由退隐山野。又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谭元亨笔下的女性，历来塑造得颇见功力，她们不仅仅是这些男性主角的背景或配角，而是有独立的人格，更有自己的故事。《后知青·女性三部曲》的“三女”不须说了，《客家魂》中的十二金钗无一不以鲜明的个性、独有的命运令读者永远牵挂。而在《十三行世家》中，她们各自的自主、自强、自立更让人留有深刻的印象。彩绘女紫屏在海外被涂得一身漆黑当听话的黑奴贩卖;女伶紫荺不惜远涉重洋，在“红溪惨案”后寻找下南洋的父母;还有知书识礼、见识过人的西关三姨太，都在男人中心的社会中额外瞩目，神采飞扬。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实则都传递这样一个思想，要开放，要走出去，要抓住世界给我们的机会，要同先进的市场机制接轨——而这也就带来了人的自由，人的独立性。

与《十三行史稿》一样，《十三行世家》亦是百万字的构架，如何以高强的能力进行艺术驾驭，如何以健全的理性精神构建一部规模宏大、事件众多、人物繁杂的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过得益于作者早期近10年的专业编剧经历，戏剧创作所强调的故事性、剧情发展、起承转合等等，他烂熟于心，即便是写小说，其编故事的技巧亦是显而易见。整部小说情节性强、人物个性凸出，扣人心弦，再加上作者历来的文学激情，分外能吸引读者。全书近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变换了无数的历史与地域的场景，却惜墨如金，微言大旨。虽以“世家”为题，但奉献的不是几个“世家”，而是整整一个民族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命运。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尊崇，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大悲悯、大情怀。当年，评论家称他的《客家魂》“有楚人、湘人热烈奔放、敏感，我本楚狂人，字里行间跳动很快，节奏很快，文不加点，喷薄欲出，叙述明快、舒朗……”，而到了《十三行世家》，则多了几分艰涩、苦吟与困顿。这或许是因务实、低调的广府族群本身的秉性所决定。《十三行世家》以鲜活的文学描述，为《十三行史稿》补充了不少细节，更贴近生活现实，强化了历史真实性。《十三行世家》展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交互辉映，较之同类小说，高下立见。

三、十三行悲剧的双重反思

十三行作为曾经无比辉煌的商业群体，富可敌国，但最后却暗淡收场，或为商欠者、破产者，或为流亡与夭亡者。可以说，失败构成了行商历史的主线，而失败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具体写照。从开洋、限关到一口通商，十三行在国际大航海时代独领风骚，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由于早早远航到巴达维亚、到欧洲大陆，谙熟上升时期西方的商业观念、市场意识，以及由此萌生的启蒙思想，他们当中不乏目光远大、思想开放者。然而，彼时中国落后的封建专制并未能包容十三行的进步理念，二者形成剧烈冲突。与此同时，外商对市场规则的无视和资本的贪婪，成为对行商另一股压迫势力。在这双重压力下，富可敌国的官商，实则是夹缝中生存，倍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十三行时代可谓一个悲剧的时代。

不论《十三行史稿》还是《十三行世家》，都鲜明地展现了十三行的悲剧命运。不过，《十三行史稿》是以历史理性的姿态，向读者们严肃地诉说行商艰难的生活处境，展示行商的悲剧命运。史稿中指出，十三行行商的悲剧在于，当他们以“隐身”的银行家身份投资于英国、美国，促成或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步，可他们在自己的國家却无用武之地，除了被敲诈、勒索外，甚至难以引进大量的先进工业技术——尽管他们也努力过，引进了包括现代武器如兵水雷、洋枪洋炮之类，却无力挽回中国封建社会的颓败、沦落，更打不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既定国策。更为悲剧的是，当他们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出资之际，英国却因银圆外流，竟用最不道德的手段，以贩卖鸦片来完成银圆外流的逆转，哪怕他们把鸦片战争美化为贸易战争，也都改变不了他们当日作为侵略者的险恶用心。而长篇小说《十三行世家》，则是以文学叙事方式，将行商与帝王、封疆大吏、外商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性地刻画出来。比如叙述了谭康官为了抗拒“加一征收”，三进三出大牢的故事。又如描写了“礼仪之争”。当谭康官在晓喻法商取消“加一征收”后，劝洋商无须向督巡跪拜。《十三行史稿》与《十三行世家》，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交错，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更为丰满、立体的十三行悲剧。

然而，行商的失败，不只是十三行自身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悲剧。明清十三行的300年史，若依冷热武器为分界，从一开始，就应属于近代史了。而按中国传统分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进入近代。两种划分，恰巧差距就在十三行这300年。从这来看，十三行正是生活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使明代的粮本位改变为银本位制，令中国金融发生重大变化，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得以发生。这无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机会。然而，清中叶，大量银圆的流入产生的顺差，却生生被鸦片贸易所逆转，机遇转为危情。而另一边，世界却把握住了这一机会。西方国家依赖于十三行的三大商品（丝绸、茶叶、瓷器）的交易，完成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其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没有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西方在大航海时代就无以加速其资本的流转，第三阶级的成熟与城市化进程。无疑，十三行是财薮之地，世界从中任意支取其殷实的资本，而大清王朝也对十三行诛求无已，索取不尽，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十三行改变了世界，却改变不了中国。世界因十三行而富强了起来，可中国却没能因为有了个十三行而与世界同步。对此，小说《十三行世家》中有精彩体现——行商陈芳观曾因“禁洋”滞留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十三行，给了世界一个机会，他们抓住了，但机会也是对等的，中国自己却抓不住……——这可谓小说的点穴之处。然而，中国为何没有抓住机会？《十三行史稿》 300年的历史展示，回答了陈芳观锤心之问。

十三行的确给了世界很大的机会。如前所述，大英帝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第三阶级的产生——当年洪仁辉斗胆闯到中国的天子脚下，正是受了第三阶级崛起的鼓舞，获得了日益增大的话语权，可洪仁辉误判了大清帝国，这里不可能给第三阶级多少生长土壤，去开放更多的口岸，反被在澳门“圈养三年”。于是，茶叶、丝绸、瓷器贸易，为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让商人走上了政治舞台，这才有了光荣革命、工业革命，从而成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殖民全球。瑞典在“北方战争”中大败，国家陷入几近一穷二白之中，可他们发愤造船，瑞典众多的海舶中，几乎百分之百有十三行行商的投资，百分之八十的船大股东为中国行商。所以，瑞典国王才把行商潘振承视为座上宾——至今，两人洽谈甚欢的油画仍挂在瑞典的王宫里。《十三行世家》第三卷写了哥德堡Ⅰ号在巴达维亚的蒙难，在珠江口的阻截，当然，也写到了返航后离目的地仅咫尺之遥的沉没。2006年，瑞典国王与哥德堡Ⅲ号重抵广州，当是感恩之旅。同样，波士顿茶案最终推动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而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英国殖民者对新建立的美国处处设卡。正是为了打破殖民者的封锁，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而后，大土耳其号等也接踵而来。正是中国十三行的商品，为刚独立的美国打破英殖民者的钳制做出了重大贡献。迄今，塞拉姆的内港，仍停泊着当年的大土耳其号以作纪念。然而，伍沛官巨额投资落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年利可达20万银圆，潘家有巨股拯救了几近败亡的瑞典，可十三行的金融，在自己的国家却找不到出路，只能藏着掖着，担心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皇帝的狮子大开口……中国不是抓不住机会，而是无视世界市场的规则，无视世界的发展，仍旧是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体系，故步自封。而这在十三行之后仍无法打破，才有后来洋务运动的失败、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概言之，彼时中国没有做好准备。

如今，十三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其最后的结局惨淡不堪，但是其悲剧命运对于后世而言却意义重大。十三行的悲剧固然表现为失败与毁灭，但其失败与毁灭的背后体现的是十三行追求发展进步的抗争与拼搏，毁灭不过是彰显这一价值的方式，如同鲁迅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十三行作为新生力量，代表的是进步、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力量却是弱小的。当与强大的落后旧势力对抗与冲突时，必然导致失败与牺牲的悲剧命运，因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但是十三行代表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尽管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历史发展的车轮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顺势而为，是历史的延续。而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重镇的广东也再一次被命运女神所选中。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今天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了重大机遇。面对时代的使命，广东理应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毕竟广州这个千年商都，拥有厚重的历史沉淀。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十三行历史，重新了解与认识十三行，不是为了同情或怜悯这个历史中的悲剧角色，而是從这段历史中，汲取前行的积极力量，坚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信心，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这也正是作者进行十三行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心声，正如作者在《十三行世家》跋中所言“其拳拳之心，愿为世人所知”。

余论

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的融合，可以说是谭元亨一直以来的特点与追求。在几近40年前，名噪一时的《无效护照》被雷达、白烨收入文选时，他们就称谭元亨“大双栖（教学与研究），小双栖（理论与创作）”都游刃有余。而今《十三行史稿》与《十三行世家》这两部著作，更充分地展现出他在这两“双栖”上驾轻就熟的能力及能量。不难体会，在时间维度上，这组理论与创作双枝并秀的十三行作品，秉承了《客家魂》的千年景深、百年展示、十年聚焦的时间观。在《十三行世家》的古代卷，讲的是清代对外开放的70年，展示的是康熙开海、雍正开洋到“一口通商”逆转前的40年，写到了黎启官的沉没、潘启官的升起及其间谭康官的几起几落，十三行行商的奋斗与牺牲。《十三行史稿》则是对明清十三行300年历史的完整重现，追述了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离岸金融，还有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传入，于今天不无启迪意义，更成为现实的观照。作者虽无意于史诗的构建，却以《十三行史稿》的300年来了个现代寓言的寻味;而三卷本的长河小说《十三行世家》，讲述出来的则是《十三行史稿》的未尽之言。《十三行史稿》的深刻与《十三行世家》的开阔相映生辉。一个300年与一个70年，令时间成了哲学家，不仅是理性的拷问，更有岁月肌理的血与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2] 朱立元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