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陈家老宅”在《考工记》中仿佛一条线，贯穿整部小说的始终，串联起众多的人与事，同时又反映出当时上海的历史。王安忆将镜头对准“陈家老宅”，以主人公陈书玉平凡而又独特的生命体验为线索，生发出对个人、历史和文化的多重思考。“陈家老宅”这个独特的空间和它周围的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家人的风云流散和老宅无可避免的衰败，表明二者共同的命运走向。而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老宅无法幸存，甚至难以得到关注，又暗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至于在老宅中生活的陈书玉，一旦作为个体身份证明的老宅彻底坍塌，他就失去了合理的个人身份与价值的认证，这也是他不断通过各种方法想要保全老宅的原因。通过一部《考工记》，王安忆把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个体身份认同的困境徐徐展开。

一、人与屋命运的相互嵌合

《考工记》中人与屋的关系是相互嵌合的，王安忆通过书写人、屋相互缠绕的命运，由此展开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思考。小说开篇就从这座老宅讲起，回到上海的陈书玉在一片废墟中看到自家的老宅，他对老宅的印象是万事万物都在变，独这座老宅不变不移。在一片废墟中格外显出它肃穆的静美，这是陈书玉回到上海后见到老宅的第一感觉。实际上，受战乱的影响，这座宅子里居住的人早已风云流散，老宅也开始颓败。陈书玉的一生是孤独的，他游离在人潮之外，与亲人疏淡，虽有几个好友，但也在时代的裹挟下各自走散，唯一和他相伴的只有这座老宅。然而极为讽刺的是，曾经想逃离这座老宅的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人的生存处境暗示着人物的命运走向，而人物的生存处境又和他的性格息息相关。陈书玉来自一个破落的世家大族，这样的生活经验造成了他封闭、怯弱和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并非没有离开老宅的机会，冉太太寄来的那张去香港的申请表，就是他逃离老宅的最好机会。只是他最终选择留下来和老宅共度残生，这其中必有其性格的原因。这样的性格气质无法和他生活的老宅脱离关系，空旷而陈旧的老宅加剧了陈书玉的不安，使他难以融入新时代的生活中，于是陈书玉和老宅的命运走向毫不意外地融合了。

老宅的来源已经不可考，至于他们家的历史更是久远得无法说清。记忆上的模糊性更增添了老宅命运的不确定性。就像身处时代洪流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未来走向如何，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阅读王安忆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她总是将目光投向身处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个体命运。不管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还是《考工记》中的陈书玉，王安忆总是通过对生活在上海的烟火气息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描摹，以达到弱化集体创造历史感而突出个体参与历史建构的目的。

小说中人与屋相互纠缠的命运，折射出王安忆朴素的哲学思考，即二者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房屋的存在价值由居住在其中的人体现；而人又通过房屋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书玉和老宅的关系在生命的维度上是相互勾连的。“人和屋之间有着一种双向建构性”[1]，陈书玉不仅是房子的主人，更为重要的是老宅的结局隐喻了他的命运走向。所以，《考工记》中人与屋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的，王安忆巧妙地将众人置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共同体的核心自然是这座老宅。在王安忆的笔下，人决定了老宅的存在状态，而老宅则反映了人的生存际遇。作家有意将二者放在一起叙述，由此勾勒出这一时期上海的风云流转与人事变幻，并试图反思小人物在时代潮流中的命运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老宅，王安忆书写了不同人物的命运。表面上看只有陈书玉和这座老宅的关系最为紧密，但实际上除却陈书玉，“西厢四小开”中的其他三人也与老宅关系密切。朱朱，这个看起来和老宅关系最浅的人，因为他的妻子冉太太的缘故，夫妻二人和这座老宅产生了联系。冉太太性格强势，为人又有侠义之气，在动荡的岁月里，很需要这样的人。与其说陈书玉对冉太太有超出朋友间的情愫，不如说陈书玉需要一个冉太太这样的人将他从这座老宅中拯救出去。大虞，是和这座老宅互动较多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木匠，他十分清楚这座老宅的价值，对老宅是如何营造的如数家珍，仿佛他才是这座老宅的主人，通过他的眼睛，读者第一次看到了这座老宅的价值。从小说的题目“考工”来看，大虞首先道出了陈家老宅的营造史，通过他的眼光将老宅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发掘出来。奚子，这个在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少且每次都很神秘的人物，在老宅的保护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奚子引出“弟弟”和小李两个人物，陈书玉在营救大虞的父亲、朱朱以及老宅的保护中都是通过小李这个媒介完成了和奚子的沟通。至于更加神秘的“弟弟”，他更像是陈书玉的精神依赖。他的存在让陈书玉飘忽不定的心安定下来，“对面的人，仿佛动荡事实中的一个恒常，万变中的不变，是他的依赖”[2]85。

“西厢四小开”的命运虽方向不同，但殊途同归。陈书玉和大虞信奉着“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在动荡的岁月里，陈书玉希望摆脱这座宅子以求得生命的安全，然而他无论怎样挣扎，也只能按照命运的安排“顺其自然”地和老宅共生。大虞原本家境殷实，但因父亲入狱，他散尽家产营救父亲出狱，而他和谭小姐的婚事也因此告吹。朱朱也是因为政治错误而经受了牢狱之灾，出狱之后冉太太带着他们一家移居香港。至于奚子，他本来好好地做着官，可是因为政治斗争他只能出门避祸。命运的无常他们无力改变，在时代的洪流中除了顺其自然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在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后，只能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在毫不留情的岁月面前，身处洪流中的人只能被裹挟着前进，即便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但却有着相同的人生体悟和心境，纵是兵荒马乱，也只能妥协顺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物的命运和老宅的命运相互嵌合、相互映射，都带有无可挽回的悲剧色彩。

老宅和陈书玉如何在时代的风云变化中“生存”是王安忆写作的一个主题。老宅和陈书玉在上海这个时空里见证了时代的繁华与落寞，经历了生活中的苦痛与磨难，最终人与屋的命运实现了合流。陈书玉和老宅成为了时代洪流中的“常”，在上海社会“变”的情况下，老宅和陈书玉的“常”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即便陈书玉为拯救老宅不断奔走，可是依然无法避免被抛弃的现实。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表达了一个同样的生存主题，王琦瑶作为上海中的“常”，顺其自然地生活，外部社会的“变”被她屏蔽，于是她也成为时代的弃儿。由人与屋的命运上升到身处时代浪潮中的个人的命运，王安忆通过这种方式反思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应该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

二、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喻

陈书玉的家族历史和老宅的历史共同营造了可供世人考证的传统文化史，于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老宅在历史的风雨中逐渐凋零破败，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中又该如何存续。于是，王安忆在小说中安排了一条修葺老宅的线索，是否应该修以及如何修？王安忆借助陈书玉的行为向读者传达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进退失据的状况。

这座老宅在小说的开篇就突兀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月光下的废墟中傲然挺立，仿佛时间独独在它的身上停止。作者赋予老宅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固执且不愿流俗。读者第一次对这座宅子的历史有所了解是通过祖父之口：“一日兴起，带陈书玉走遍楼上楼下，指示门扉上的雕饰，原来都有源头，源头都是八仙。……祖父说，这宅子的原主当是京官，因其宅基正北正南……”[2]33通过祖父之口，读者知道了这座老宅的渊源，对其基本的形制有了基本了解。而读者真正对这座老宅有详细的认知是通过大虞的视角，王安忆借大虞拜寿这件事，对老宅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刻画。这座老宅结合了西洋建筑的技法，又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尤其是门头上的八仙浮雕。“顶上一列脊兽，形态各异，琉璃的材质；檐口的瓦当，瓦当上的钉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前一夜下了雨，今日太阳出，于是晶莹剔透，光彩熠熠。”[2]41-42通过大虞这个专业的木匠向读者证实了这座老宅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厚重的历史。

由人类建造的房屋绝非一个简单的物质实体，在建造的过程中就已经投射了人类的情感，并且由于它参与了人类的历史活动，这些建筑自然就成为具有人类属性的产物。拥有厚重历史的老宅就有了象征意义，即它发挥着符号指示功能，传达着作者的概念、观念和情感。所以，一方面老宅作为传统家族礼教的精神内核，通过其精美的外部结构和久远的历史呈现出来；而老宅又通过它独有的建筑特色和器物浸润着人的精神内涵，并将传统文明传承下去。另一方面，老宅作为传统文明的具象载体，对它的观照和感知即表明作为现代人的陈书玉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他选择留在老宅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时代的浪潮扑面而来，历史的动荡让他深感恐惧，这座宅子就像一只“未落地的靴子”悬在他的头顶，这座有着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宅子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大虞对陈书玉说担心他家的宅子，这句话里不仅有对陈书玉处境的担忧，更是作者透过大虞之口传达出对传统文化前路未知的忧虑。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原始和传统的文化遭到质疑和否定。新的社会在一体化的建设中，以阶级话语采用强制性的制度将人与老宅及老宅文化强制剥离，老宅在历史的车轮下不断遭到碾压。最直接的体现是，老宅无法挽回地变老变旧变得暮气沉沉。不仅如此，外部的社会也在挤压老宅的生存空间。老宅外的废墟又重新建起了房子，下雨和刮风推倒了，再又重起。“每一次重起，屋脊都要高半尺，屋脚则向前跨一步，于是巷道越来越窄”[2]30，“东墙人家则推进蚕食，左右扩充，又加盖房顶，建一座鸽棚，鸽子屎满地皆是，腥臭不堪，喂食的饲料再引来鼠类……攘外必顾此失彼，而如今，顾此失彼，几近全线崩溃”[2]113。可以看到不论是宅子本身的存在状态还是外部环境给予老宅的生存空间，都清楚地表明老宅颓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此外，文中两个人物的死亡也预示着老宅的结局，映射着老宅代表的传统文化不被重视濒于断裂的境况。首先是和老宅同生共存的祖父，他的一生都是在老宅度过的。陈书玉说祖父从来都是与世隔绝的，不管世事如何，只讲悠然自得。这样的祖父宛然一个在桃花源生活的人，这宅子就是祖父的“桃花源”，代表着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祖父的逝去暗示着文化传承的断裂。大虞相隔10余年再来老宅，此时透过大虞的目光，读者看到的老宅是“院墙房屋，呈倾倒之势，四合过来，压迫了视野。门楼上的砖雕风蚀得厉害，变成一种灰烬的颜色”[2]246。通过前后两次的对比，老宅前途黯淡的命运清晰地传达给读者。陈书玉依然渴望挽救老宅衰颓的命运，他和大虞约定，只要修宅子就请大虞出山做大木匠。陈书玉再三强调要请大虞做木匠，是因为老宅古老的建筑技艺濒临失传，修复技艺传承的断裂也预示着修复老宅的前途一片灰暗。这座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老宅，它的命运晦暗不明。修复老宅的事情因为各种原因无限期地延宕下去，而且大虞毫无征兆的去世更像是一个预言——老宅再无修复的可能。陈书玉在灵前哭得像个孩子，他的痛苦一来像奚子说的那样，兄弟如牙齿，紧紧相依，缺了一颗就都松动了；另外就是因为大虞死了，老一辈懂得“攻木之本”的大木匠没了，修葺老宅的愿望就此成为幻想。大木匠骤然离去，釜底抽薪似地摧毁了修葺大计，使得陈书玉的希望就此告破，徒留象征着传统文化的老宅日渐破碎却无力挽回。

修葺房屋活动的失败，不仅隐喻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而且也表达出王安忆对“怀旧”活动的质疑。“渴望以‘修复’的方式来留住历史或者重现历史，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行为。”[3]《考工记》中这座身兼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宅只留下断壁残垣，仅有一座刻着“煮书亭”的石碑立在门前，仿佛一座墓碑祭奠着传统文化断裂以及难以承续的遗憾。“寻根思潮后，王安忆小说一个最醒目的审美特征就是一个旧字，旧的街道、记忆、故事、传闻和乡间历史，纷纷涌入她的小说艺术世界。”[4]“陈家老宅”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老宅最终破落成“上海锅底”，它的历史和破败言说着它的陈旧，而这“陈旧”中包含着精神和文化的遗产，所以它的破败隐藏着王安忆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

三、个体身份认同的困境

老宅在风暴中坍塌化成齑粉，生活在老宅中的陈书玉暴露在众人面前。“文明突然坍塌了一块，就可以看到平时隐藏着的一些缝隙。”[5]80这缝隙里藏着的就是茕茕孑立的陈书玉，旧时代的庇护轰然倒塌，在新的时代里他茫然无措，“他们好像是在一个文明或者社会的看不见的夹缝里”[5]82。小说的前半段，陈书玉想极力抛却自己和宅子的联系，除了这座宅子带给他的孤寂感，还有就是他敏锐地发现这座宅子可能给他带来危险。而到了小说的后半段，陈书玉各处奔走只希望能修复老宅，让宅子保存下来。为了远离危险他愿意抛弃老宅，而为了保留老宅他愿意放弃老宅。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放弃老宅不仅出于对老宅的保护，更是出于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需要。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西厢四小开”中的大虞、朱朱、奚子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危险，唯独他，这个带着一座如此危险的宅子的陈书玉在这场动荡中安然无恙地生存下来。各种各样的方式都除不尽他，但当老宅坍塌毁灭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完成个人的身份认同，就连那个“城市平民”的身份都无法保存下来。他就像是一个“除不尽的余数”，一个我们这个社会的公约数无法除尽的人。陈书玉和这座宅子好像异类，对于他们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来说是异类，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社会来说也是异类，他们仿佛陷落在文明或者社会深处的裂隙里。

陈书玉被遗忘在时间的缝隙里，这是因为作者有意设计了两个叙述时间。首先是老宅里的时间缓慢流淌几至停滞，它似乎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不愿前行或者磨蹭地赖着不走。其次是外部的时间仿佛奔流的江水，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社会前进的浪潮冲击着老宅和身居其中的陈书玉。而陈书玉仿佛被困在其间，他想融入发展的社会但又惧怕和它接触，最终的结果是躲回让他心安的老宅。在这老宅停滞的时空中，他看着外面社会化的浪潮，焦虑和恐慌又随之而来。他连同这座老宅就夹在这时间的缝隙之中，被挤压、被侵蚀直至化成齑粉。他的情况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历史中间物”，不管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下，都难以找到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合理身份。不管是做老师时的“城市平民”，还是退休之后的“区级政协委员”，这些身份都不能抚平他内心的焦虑。我们必须承认，迎面而来的新时代势必会将这些旧人物抛弃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从未使用过的身份让陈书玉有踩在空中楼阁上的虚幻感，一不小心就会跌落。所以他才努力从具体可感的老宅中获得身份认同的安定感，老宅是他从旧时代走来的明证，也是他存在的意义。

陈书玉最根本的特点是“无”。一方面是指他努力隐身于时代，另一方面则是说他对时代总是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作为“无”的陈书玉不单与时代若即若离，还必须与日常生活保持一段距离，这从他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可以窥见。60岁的陈书玉退休，学校敲锣打鼓地送他回家。“看着他的背影在窄巷中越走越远，孑然一身，人们发现，对于这个共事多年的身边人，错过了许多了解的机会，谁知道他经历过或者正经历着什么呢？”[2]243宅子给他提供隐藏的庇护所，他可以自然地拒绝与社会对话，他在自觉地排斥和这个新时代融合。他的交际似乎仅限于“西厢四小开”群体，一个缺少人际交流的人如何能够在社会中完成身份认同呢？于是陈书玉和他的宅子一起陷入了时代的裂隙中。

此外，作者模糊了老宅的历史，最为直观的表现是家中的长辈也无法说清老宅和这个家族的关系。陈书玉听着这些模糊的历史，就像听别人家的故事，毫无触动。陈书玉对老宅的感情是复杂的，年轻时想逃离，中年时他因老宅可能带来的危险想要抛弃老宅，到了晚年他又为修复老宅四处奔走。修复老宅并给予它一个合法身份，陈书玉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得到认可。为了使老宅获得合法身份，就必须弄清老宅的历史，那些传说的家族史、老宅史不能够成为佐证。为此陈书玉开始翻阅旧报纸，他希望从这些旧报纸中找到家族一星半点的历史，从而为老宅获得合法地位助力，可是在那些发黄破旧的报纸堆里找不到那些“相传”的历史。上海的正史与陈书玉的家族史隔着十万八千里，那是别人家的故事，和陈书玉毫不相干。于是他只能从这座宅子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追寻家族的历史，房契、祖父甚至曾祖的几封短简、几页豆腐账、若干旧照片、一张文凭，他通过这些碎片拼凑他的家族史。

他在追寻着过去，试图从过去的历史中印证老宅的来历，从而证明自己身份的合理性以及身份的来源，这是他立足的根本。他从未想过在当下为自己安排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身份，一个被历史漏掉的人，不敢期望在当下获得身份的认同。即便他在“弟弟”的安排下获得了新的身份，但和他一起参加活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多是一些旧人物。他们的“谈资不外怀想当年，数点今朝，有许多感慨，又有许多诉求”[2]244。只一个“旧人物”就限定了陈书玉难以在新社会中找到身份，人际关系的浅淡使他游离在社会的边缘，他无法在这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安定下来。所以他急需一个身份，而他只能从这座老宅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老宅的身份来历都已经不可考，所有的信息都是传说和流言，虚假的历史信息无法安放陈书玉这颗迷茫的心，他连同这座老宅都是被社会抛弃的“边缘者”。所以当老宅在风暴中化为齑粉之后，陈书玉的身份就更加难以确认了。

四、结语

王安忆在《考工记》中设置了一个贯穿全文的“陈家老宅”，通过老宅这个空间意象传达出作者对身处时代潮流中的小人物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生存状况的考察。老宅的命运和围绕在它身边的人的命运相互嵌合，他们无力抵抗时代的洪流，只能顺其自然地生活。于是他们作为生活中的“常”最终被社会中的“变”所抛弃，而陈书玉为修复老宅所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则更显其中的悲剧色彩。老宅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被众人遗忘在角落，它的颓圮预示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失落。正像《小鲍庄》中捞渣的死亡一样，暗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境遇，这正是王安忆对文化寻根的思考和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在《考工记》中陈家老宅作为陈书玉身份认同的一个象征，它的彻底坍塌表明陈书玉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陈旧的难以得到认可的老宅和垂垂老矣的陈书玉终究一起陷入时代的洪流中。从《长恨歌》到《考工记》，王安忆都以上海为书写背景，且在其中完成了对人、事、物关系的考察以及对命运、文化的思考，这体现了她作为作家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