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芳芳

寺洼文化是以甘肃临洮寺洼山墓葬命名的一个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陇东、陇南、陇西部分地区，而且主要分布在洮河、白龙江、西汉水、泾水及其上游的支流一带。出土遗物中陶器为大宗，而且其特征十分鲜明，烧制火候较低，陶色多不纯正，以夹砂素面陶器为主，少数陶器表面上有短条状附加堆纹、划纹、绳纹等，其中以马鞍形口罐最为典型。其与相邻的关中地区的周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一些器物中又存在着相似性，深入了解寺洼文化与关中地区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文化的复杂性。

寺洼文化与关中地区周文化之间的交流现象

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就曾指出寺洼文化中可能混有另一种文化因素。在正式发掘的庄浪徐家碾、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地等几处寺洼文化遗址中，文化混同的现象最为明显的是位于甘肃庆阳的合水九站遗址，尤其是在其居址区。其居址区的陶器泾渭分明，可分为两个陶系，第一种陶系属于典型寺洼文化陶器，陶质疏松，陶色不纯正，以素面夹砂褐陶为主，其器型主要为壶、马鞍形口单双耳罐、高柄豆、分裆鬲。第二陶系以泥质灰陶为主，陶质细腻坚实，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型主要以无耳罐、浅盘豆、瘪裆或联裆鬲为主，带有明显的周文化陶器的风格。除居址区外，在九站遗址墓葬区中也出现了少量周文化陶器，如墓M55的圆肩罐M55：1与扶风云塘西周遗址中的圆肩罐M13：15类似，其都是侈口，肩上附两耳，平底，颈以下饰绳纹，而典型的寺洼文化陶器多为素面，耳与口平齐。在九站遗址M14中的圆肩腹罐M14：3平口，尖圆唇，束颈，圆肩，腹部饰绳纹，平底，其与周文化中典型的圆肩罐类似。九站遗址M17中的高领弧形连裆鬲M17：6与武功郑家坡西周遗址灰坑中的弧形连裆鬲H2：3类似，都为圆唇，高直领，实尖锥足，足根稍内收，区别是武功郑家坡H2：3通体饰粗绳纹，弧形联裆较高，九站遗址墓葬中的陶鬲M17：6通体素面，弧形联裆较低。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九站遗址与周文化在陶鬲、罐等器物上的相似特点外，庄浪徐家碾墓地的铜戣M95：41与岐山贺家村西周墓铜戣M1：11形制大致相似，西和栏桥寺洼墓地陶簋M7：5，器型总体上与张家坡西周墓地的碗形陶簋较为相似，应是受西周文化影响所致。

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不仅在寺洼文化遗址中发现周文化特征的器物，而且在关中地区的一些周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带有明显寺洼风格的器物。如凤翔龙口遗址周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马鞍口陶罐，口沿作双马鞍口形，中口，圆鼓腹，下腹较直，与典型的寺洼文化九站遗址中的中的双马鞍口罐较为相似。宝鸡竹园沟周文化墓地所出土的双马鞍口罐也与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Ⅱ式双马鞍口罐十分相似，区别是宝鸡竹园沟的陶器陶色为黑陶，其质地更类似于周文化陶器。濛峪沟周文化遗址也发现的一些器口呈马鞍口形的双耳罐，马鞍口下垂幅度不大，双耳在口沿部偏下，口沿上部经二次附加，这些特点显然是在吸收了寺洼文化的文化因素，同时又保留自身的文化特点。

寺洼文化与关中地区周文化交流的路线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必然存在交流路线，由于地形的影响，由陇东、陇南、陇西地区进入关中平原西周心脏地区的路线从古到今只有有限的几条。从平面地图上来看，由于渭河的存在，一般认为陇西与关中地区的最佳的交通路线是走渭水，从天水直达宝鸡等地，但在古代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六盘山和秦岭两座相连山脉的阻隔，而且渭河在今陕甘交界的许多河谷地带极为狭窄，并一直延伸至宝鸡才能进入到关中平原地带，在狭窄的河谷地带通行十分不易，并且从陇县以西的“陇关”翻山而行也绝非易事。相较之下，从泾河上游进入关中地区的“萧关道”最为便捷。根据史念海先生《河山集》一书中对“萧关道”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其认为大概路线为北上六盘山再由固原沿清水河进入泾河，再进入平凉以西三关口，此路线分为南北两支，南路由六盘山东路南下至今陕西陇县，然后在沿渭水支流汧水平坦的河谷地带进入关中其他地区;北路由于泾河河谷比较开阔平坦，可继续沿泾水河谷向西南前进即可进入关中其他地区。而陇东地区寺洼文化遗存主要在分布在泾河及其支流流域，其可能先由泾河支流进入干流，再沿着泾河流域进入关中地区。

寺洼文化与关中地区周文化的交流所反映的问题

从寺洼文化与关中地区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可以看出其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在寺洼文化典型遗址九站遗址中，九站遗址中所见的两大陶系显然生产自不同的陶窑，两种陶系的陶器所表现出来烧制技术明显不同，而且根据对居址区陶片的分层统计得知，在九站遗址的下层（4C 层及下压灰坑，相当于先周时期到西周中期偏早）寺洼文化陶器占绝对优势，周文化陶器仅在个别探方中的比例占到10%左右，但在其上4B、4A层中（相当于西周晚期），带有周文化因素的陶器不断增多，部分探方中甚至超过其一半的比例。这可能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王朝对西北边疆，周文化对寺洼文化聚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断加深。九站遗址的墓葬区与居址区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不相同，在已发掘的80座墓葬中，随葬陶器大多为典型的寺洼陶器，周文化陶器十分少见，这种居址区与墓葬区不同文化组合现象是由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九站遗址发现的周文化陶器是否是从附近的周文化聚落交换或购买而来的外来品？但这一陶系在遗址中的大量出现似乎又表明他们应为本地生产。如果是本地生产，两种陶系陶器是否为同一陶窑遗址生产？如果出自同一陶窑遗址，而这一作坊究竟由同一或不同人群在经营？其中陶器的制作者是否为外来雇工，还是其居民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周文化陶器生产技术？如果出自不同作坊，这两套不同的陶器生产制作体系是意味着九站寺洼聚落中居民中的两个不同的文化集团，还是意味着寺洼聚落的居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的周文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李峰先生在《试论西周王朝西北边疆的文化生态》一文中做了三种推测，普通民众虽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受了周文化，但仍然保留了其自身的传统丧葬习俗;九站遗址还未完整揭露，可能现已发掘的墓葬区的居民比较保守，而与居址区中文化组合现象类似的墓地尚未发现;墓葬区的年代相当于居址区的早期，而居址区在早期受周文化影响较小。

西周时期在泾水上游流域（即陇东地区）也分布有众多的周文化遗址，如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崇信于家湾周墓等，除此在外，文献中记载在此区域有西周贵族封国封邑如虞、芮、虢、散、密须、阮、共等地（考古实物资料较少），可见在此处周文化与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为何这一区域的周文化遗址未发现其受到寺洼文化的影响？一种可能是周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其文化较为发达，陶器制作工艺更高，而寺洼文化陶器制作较为简单粗糙，寺洼文化聚落的居民吸收了先进的周文化的陶器生产技术，除此之外，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泾河干流，农业条件较好，农业较为发达，而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河的支流或其支流的支流，如九站遗址位于泾河支流马莲河的支流合川水附近，农业条件不如周文化分布区，而且在寺洼墓葬中农业生产工具也比较落后，可能为农牧混合的社会，经济落后也使得寺洼文化聚落居民向先进的周文化学习，因此周文化对寺洼文化影响更为深刻，而寺洼文化对周文化的影响很微弱，也从侧面体现出西周王朝靠强大的经济文化的辐射力，逐渐将这一地区纳入其政治统治区域。另一种可能是现已发掘的这一区域的周文化遗址较少，还未发现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的遗址，還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而且该区域民族以及政权较多，如西戎、猃狁等，使得这一区域的文化更为复杂。西周王朝为争夺泾河上游地区的控制权长年与猃狁发动战争，如“多友鼎”其内壁铭文详细记载了西周王朝与其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也体现了西周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扩张。

寺洼文化遗址中发现周文化遗物的现象与关中地区周文化遗址发现寺洼文化遗存的现象，反映了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而且在这一时期，寺洼文化之间有着相对便利的交通路线，同时，泾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交错分布，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但事实上，周文化更为强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寺洼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周文化在西北边境的影响力不断深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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