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畅，陈 承（教授）

一、引言

ESG泛指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方面的非财务绩效表现，也指与这三个方面有关的风险投资理念或策略[1]。ESG概念最早起源于伦理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2]。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提出，希望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3]，以创造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格局。自此，许多机构投资者开始逐步纳入ESG并将其作为投资标准[4]。但是，现有ESG评级体系大多严格遵循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理念，缺乏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性的考量，进而引发了人们对ESG评级体系会否误导投资决策或倒逼投资“漂绿”的担忧。

近年来，ESG理念在我国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2015年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做出“未披露则解释”的半强制性要求。2018年证监会发布修订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了我国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同时，国内的商道融绿、中证指数、中财绿色金融研究院等机构相继建立了ESG评级体系，促进了ESG理念在国内的传播和推广。但是，这些评级体系大多借鉴国外的ESG评级框架，且在指标选取、标准确定、方法选择等方面各不相同或各有侧重，无疑制约了其引导和规范功能的发挥。此外，我国学者也大多采用遵循国外ESG框架指引的评级结果开展研究[5-7]，由于ESG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等偏离中国现实，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效性和适用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此，探讨ESG的内涵并建立与国际接轨且符合中国国情的ESG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

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成为确保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念[8]。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机构，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在ESG责任表现方面理应遵循新发展理念。因为遵循新发展理念是ESG责任在中国情境下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是ESG责任着眼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重要体现，更能确保ESG评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助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理念，对中国本土化ESG内涵予以新的诠释，并以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构建ESG评价体系，以期为我国ESG内外部治理能力提升和政策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二、新发展理念下ESG的内涵界定

针对“ESG是什么”的问题，国内外至今尚无专门的系统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学者们明确或隐含地做出了相应的界定。例如：Baldini等[9]在探讨国家和企业层面的ESG影响因素时，将ESG看作是组织出于获得合规性和合法性的考虑，对公众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期望做出的回应；Drempetic等[10]研究企业规模对ESG的影响时，将ESG看作是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工具或结果；Galbreath[11]在对澳大利亚企业ESG表现的调查研究中，将ESG定义为企业在与环境（如气候变化、能源和水的使用、碳排放）、社会（如人权、产品安全、性别平等、健康和安全）以及公司治理（如董事会独立性、腐败和贿赂、报告和披露、股东保护）有关的各种议题中的绩效表现；Parfitt[1]在探讨责任投资与政治行动的关系时，将ESG视为一种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整合到投资分析中的责任投资战略；操群和许骞[12]认为，ESG的内涵主要涉及自然资源、气候变化、产品责任、性别不平等、社会发展、利益相关者、管理层多样性等道德层面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核心因素。综上，以往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丰富了对ESG内涵的认知，但是这些定义尚缺乏对ESG本质属性的概括，大多仅仅只能作为不同视角下ESG的操作性定义。

从理论根源上看，ESG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但是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ESG更强调组织具体情境下的责任行动和政策[13]。可见，ESG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同一性，均可抽象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行为，从社会福利视角来看，这一本质属性可概括为企业在预期存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意愿、行为和绩效[14]。另外，ESG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情境”这一特定属性的范畴。这一范畴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特定社会情境下公众对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普遍期望；二是特定组织情境下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创造综合价值的行为表现。因此，对ESG内涵的界定需要立足于其本质属性，并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组织情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界定中国情境下ESG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将中国情境下ESG的内涵界定为：企业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意愿、行为和绩效。

三、新发展理念下ESG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

（一）评价体系目标层与准则层构建

参考国内外主流评级机构的一般做法，本文将评价体系的目标层划分为环境责任（E）、社会责任（S）、治理责任（G）3个类别。然后，结合新发展理念下ESG的内涵，采用专家咨询法，将环境责任子目标的准则层划分为绿色环保投入、绿色环保过程和绿色环保产出3类；采用议题分类法，将社会责任子目标的准则层划分为员工议题、市场议题、公共议题和扶贫议题4类；同样地，采用议题分类法将治理责任子目标的准则层划分为治理议题、党建议题、透明度议题、创新议题4类。

（二）基于文献分析的指标初选

首先，以美国明晟公司（MSCI）、英国富时公司（FTSE）等具有影响力的海外机构发布的ESG高频指标为基础，结合国内商道融绿、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等评级机构的做法，收集和整理初选指标。其次，采用文献分析法，借鉴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和ESG评价的相关文献归纳遴选指标。例如：Birindelli等[15]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独立性、规模和性别多样性，以及是否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都会影响企业的ESG绩效；袁家海和郭宇[16]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出适合我国发电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的研究模型；中国工商银行绿色金融课题组等[17]考虑中国国情和国内企业特征，构建了ESG绿色评级体系；唐谷文等[18]、孟斌等[19]、杜运潮等[20]分别从绿色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方面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对各指标的涵义进行甄别，合并同类指标，形成ESG评价初选指标集，如表1所示。

表1 ESG评价初选指标集

（三）基于专家咨询法的指标筛选

首先，邀请实践界和理论界具有企业社会责任和ESG专业背景的20位专家召开研讨会，在介绍本文关于新发展理念下ESG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与目标层和准则层对应的指标遴选讨论事项，根据专家建议增加扶贫议题和党建议题相关的量化指标，对部分指标的表达进行精炼并删除部分无法量化的指标。其次，编制用于专家评价的指标集重要性评分表，评分标准按“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设置5级量表，再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三轮专家评价和意见征询。最后，在对专家反馈的评分结果进行综合评判的基础上，按每个指标专家评分平均值大于或等于3的条件确立入选指标。最终，本文建立了包含3个子目标、11个准则层指标以及43个具体指标的ESG综合评价体系，如表2所示（括号内为权重，“+”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四、新发展理念下ESG评价体系的应用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20年之前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且发布企业社会责任（CSR）或ESG相关报告的42家重污染制造业公司为评价对象。以国泰安数据库、巨潮网、新浪财经网及公司官网等为数据获取渠道，通过文本分析、数据提炼和手工整理获得各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评价方法及步骤

1.指标量化及标准化的方法。对于定性指标的定量化处理，其评分标准为：若在公司年报、CSR或ESG报告中对相应指标没有任何描述，则赋值为0，有定性描述则赋值为1，既有定性描述也有定量描述则赋值为2。之后，将所有定量和定性指标按以下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

其中，yij、xij分别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得分与原始数据。

2.AHP-熵值组合赋权。层次分析法（AHP）是依赖于专家经验知识对指标重要性进行决策和打分，结果较为主观，但不容易偏离实际；熵值法是通过判断各项指标的离散程度来计算权重，结果较为客观，但容易与现实相悖[21]。本文借鉴马宗国等[21]的做法，综合考虑新发展理念下ESG评价指标的特点，采用AHP-熵值组合赋权法确立权重。首先，结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运用yaahp软件计算权重（Wj1）[22]。其次，采用熵值法，根据指标数据的离散分布特征来计算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各指标标准化数据的矩阵Y。

（2）测算待评价对象特征比重pij。

（3）计算熵值ej与差异性系数gj。

（4）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权重ωj，记熵权法所得权重为Wj2。

最后，选用加权系数μ对两种方法所得权重Wj1、Wj2进行控制，并得出综合权重Wj。

Wj=μWj1+（1-μ）Wj2

其中，0≤μ≤1，本文参考林正奎[23]的研究，选取系数μ为0.5。最终确定指标综合权重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上市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

3.TOPSIS评价模型。TOPSIS法是以正、负理想点作为评价标准，按评价对象与其接近程度进行排序，从而选择最优被评价对象。其优点是兼具整体评价和局部评价，能客观地对多指标情况下的各方案进行综合性评价，并具有普适性[22]。因此，本文在确定指标权重之后，用TOPSIS法来评价样本公司的ESG综合水平及其单项因素的表现。

（1）构建加权规范化矩阵V。

（2）确定正、负理想解vj+、vj-。

vj+=（max（vi1），…，max（vin））

vj-=（min（vi1），…，min（vin））

（3）计算欧式距离Di+、Di-。

（4）计算相对贴近度Bi。

（三）评价结果分析

1.指标权重分析。在3个子目标中，环境责任的权重最大，为0.4202，其次为社会责任0.3416、治理责任0.2382，这说明重污染型制造业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责任表现相比其他子目标显得更为重要。在11个准则层指标中，绿色环保产出和绿色环保投入的权重最大，分别为0.1805和0.1633，因为本文选取的样本是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相较于其他类别行业，其在环境方面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期望和公众关注；其次为扶贫议题，权重为0.1505，企业参与解决贫困问题已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特色议题，这也是企业践行“协调”和“共享”理念的重要体现。在治理责任子目标下，创新议题权重最大，为0.0729，这与新发展理念下创新作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的现实相吻合。

2.评价结果讨论。根据表3中的数据，从我国重污染制造行业整体ESG表现出发，样本公司ESG综合得分均值为0.462分，有23家公司超过平均得分，说明重污染制造行业整体ESG表现一般，仍有很大上升空间。从ESG三个维度的表现来看：环境责任得分的均值相对较高，为0.527分，整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各样本公司分布情况来看，仅有16家公司超过平均分，大部分公司环境责任表现低于平均水平；社会责任表现的均值在三个维度中最低，为0.391分，说明重污染制造行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总体表现不佳。

表3 样本公司2020年ESG综合和分类评价结果

从单个样本公司ESG表现来看，评价对象16、评价对象18和评价对象20的ESG综合表现相对较好，位居前三位；ESG综合排名最后的是评价对象24，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的评分均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地，从样本公司ESG责任不同维度的比较来看，ESG综合排名第一的评价对象16，在治理方面的表现一般（排名23），环境责任表现排名第二的评价对象40却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较差（排名倒数第三）。总体来看，样本公司ESG表现处于一般水平，两极分化的现象较为突出，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的表现大多存在不均衡、不协调的状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我国新时代背景下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国情，界定了中国本土化ESG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ESG评价体系，并以42家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ESG表现进行了综合评价。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指导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改进和提升ESG责任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依据，所构建的中国本土化ESG评价体系对于引导责任投资和加强政府监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1.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ESG制度体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我国ESG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更要结合中国现实背景。具体而言，国家应尽快完善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基础的上市公司ESG监管法规体系；监管部门应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制度，比如针对重点排污公司要求强制披露，其他公司执行“遵守或解释”原则，同时鼓励公司自愿披露保护生态、防止污染、参与精准扶贫、公司党建等相关信息。

2.规范和引导市场行为，持续优化ESG投资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依靠金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是推动企业践行ESG责任的有效手段。当前，国家应大力引导和鼓励ESG投资，培育ESG投资人，引导养老金、商业保险、社保等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长期资金进入ESG投资市场。在激励政策方面，政府应继续探索包括补贴、贴息、减免税等财税政策，强化和完善ESG金融评价机制，提升市场机构配置ESG资产的积极性。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ESG风险管理体系，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

3.提升ESG治理能力，完善公司ESG治理体系。公司应根据相关政策制度和指引强化ESG内部控制，不断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ESG评级和投资都高度依赖企业披露的ESG信息，但目前披露ESG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且披露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因此，上市公司应强化ESG管理创新，增强内部管控能力，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公司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