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维敏

【导 读】马丁·杰伊的《低垂之眼》聚焦于视觉理论范式转换问题，系统梳理了20世纪法国视觉理论的发展过程。但其在方法论上，采用客观主义历史的而非问题史的书写模式，遮蔽了思想史的内在活力；在内容上混淆了反视觉和反视觉中心主义，以单一视觉化模式同化反视觉中心主义的历史。此外，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也缺乏深度见解。

视觉图像已然成为现代文化的显著症候，对视觉的反思也成为哲学和文化的重要内容。马丁·杰伊的代表作《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以下简称 《低垂之眼》），正是一部聚焦于视觉理论的思想史专著。该书以“反视觉”为核心概念，梳理了整个20世纪法国视觉思想的流变。作者以逻辑与时间两条线索交织并进的方式，组织相关理论，构建法国现代思想史，涉及艺术批评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现象学哲学、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是颇具特色与分量的研究。

但本书瑕瑜互见。作者虽关注到视觉问题，但从方法论层面看，此书总体上按时间顺序而非围绕问题组织材料，逻辑线索未能在时间线索中充分展开，由此，未能深入挖掘思想史内在的张力与活力；在内容层面，马丁·杰伊始终以“反视觉”的先见审视整个20世纪法国思想史，混淆了反视觉和反视觉中心主义这两个关键概念，作为思想史性质的著作，包含诸多对思想家本身思想的曲解，而且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性张力缺乏深度见解。

一、重构的20世纪法国视觉史

本书近百万字，内容驳杂，为便于讨论，笔者将先勾勒出本书的核心线索，并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方法论和内容两个方面来讨论本书的得失。 《低垂之眼》除引言、结论外，有10个章节，全面探究了20世纪法国反视觉理论的发展史。在前两章中，马丁集中阐明了视觉中心主义如何在法国思想史中获得了统治性地位。他认为视觉中心主义观念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区分了肉身之眼与灵魂之眼，基于肉眼的观看只能看到理念的影子，是欺骗性地看。而真正的“眼睛”是心灵之眼，是存在于每个人灵魂中的认知能力。“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1］柏拉图的灵魂之眼是脱离肉身而存在的抽象认知器官，它并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活生生的两只肉眼，而只是一个思辨性的视点。柏拉图将这个“去身体”（disembodied）的眼睛抬高到诸知觉能力之首，这种看法深刻影响了笛卡尔。笛卡尔在《屈光学》中将视觉称为“最全面和最高贵”的感觉，但同柏拉图一样，笛卡尔意义上的视觉也只是一种心灵的认知能力，“正是心灵在感觉着，而非身体”［2］。

马丁认为，笛卡尔的抽象透视制度开启了启蒙时代的光照工程，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照相机等工具的发明，我们得以获得多彩的视觉艺术现象，施行多样的视觉实践活动，这些已无法为纯粹的理性认知所统摄。这也是20世纪法国反视觉理论兴起的原因。从第三章开始，马丁讨论了笛卡尔之后法国的反视觉理论发展史。在笔者看来，马丁大致以时间为线索，主要是从现象学—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两条路径来推进相关理论的。

第一条路径是现象学—美学的路径。代表人物有伯格森、萨特与梅洛-庞蒂。马丁认为，伯格森率先意识到了笛卡尔式抽象视看的问题，他认为那种思辨性的观看，不是“将自己置身于事物的内在生成中，而是置身在它们之外”［3］，这种认知方式抽干了事物自身的丰度，导致了死亡一样的尸僵 （rigor mortis），这与他所倡导的生命力（élan vital）是截然相反的；萨特与梅洛-庞蒂则试图用现象学的方法寻求一种新视觉本体论。萨特始终对视觉保持警惕态度，认为他者的目光会破坏和占有主体的自由；梅洛-庞蒂则深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认为视觉实际上是多种感觉经验循环互动下的产物，提倡用具身性的眼睛取代思辨之眼。现象学理论同样影响了美学领域。巴特在《明室》中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视觉恐惧的意向结构；克里斯蒂安·麦茨则将梅洛-庞蒂具身性的理论引入电影创作中，认为在电影中应恢复视觉图像本身的“叙事性”，反对过于抽象的画面表达。

第二条路径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开创者是巴塔耶。巴塔耶认为应对眼睛进行解魅，要僭越眼睛高贵的权力；拉康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上，重思了眼睛与凝视的关系，认为人们之所以被镜像阶段所劫持，是因为夸大了眼睛的作用而忽视了凝视；阿尔都塞则将拉康的镜像主体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反视觉情绪”［4］316；随后马丁讨论了福柯与德波。福柯的“无阻的凝视帝国”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分别从凝视者和被凝视者两个方面论述了当代社会中视觉霸权对主体的侵犯；女权主义者露丝·伊利格瑞创造性地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和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概念，认为女权主义应该反对男权话语下的“菲勒斯视觉中心主义”；最后是利奥塔，马丁认为，利奥塔以多视角观看取代单一视角的宏大叙事的主张，正是对法国反视觉中心主义话语的最好诠释。

马丁的著作以“（反）视觉”为主题，较系统、完整又别具一格地梳理了法国现代思想史，是该领域的一大创获。但是，在笔者看来，本书在方法论和内容两方面均存在瑕疵。在下文中，笔者将聚焦这两方面，详细展开论述。

二、方法论之失：客观主义史学还是问题史学？

在《低垂之眼》开篇的序言中，马丁指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1）“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出和解释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命题：在广泛的领域中，大多数当下的法国思想某种程度上都充斥着对视觉及其在现代的支配地位的深刻疑虑”［4］xxix；（2） “通过此讨论，我希望在当下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澄清对视觉的贬损所带来的影响”［4］xxx。但从本书的最终呈现结果来看，马丁似乎只涉及了第一个研究目标，全书并没有对视觉贬损所带来的影响做系统性论述，自然也就没有实质性的结论。因此，就研究目标来说，本书的框架是缺失的。

我们接下来再考察第一个研究目标的完成情况，马丁自白，自己的目的是指出并“解释”（explain）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作者用“解释”一词，表明他最初的写作目标并不是完成一部客观主义的兰克式专著，而是一部围绕着某个问题进行论证诠释的问题史专著。众所周知，1824年，被视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第一次提到了进行客观主义史学著作的写作标准。“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如实直书而已。”［5］兰克之后，拒绝作者干预，重视原始史料的兰克式客观主义史学书写方式成为书写历史专著的主导模式。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系统性地总结出了一套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即问题史模式。问题史的书写模式以作者自己提出的核心观点为论述中心，以史料作为论据，层层推进，最终达到对某段历史的批判性阐释。正如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学者雅克·勒高夫所言，问题史的写作方法，实质上“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6］的历史书写模式。马丁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解释”20世纪法国对视觉贬损的历史，但是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部时间顺序掩盖逻辑顺序的点状历史书写。就此而言，它更接近兰克史学，虽然我们后面将说明，它只具有客观主义史学的形式，在对材料的处理上，反而为自己的偏见所限，缺乏客观性。我们不妨比较《低垂之眼》与同样是问题史写作模式的著作《词与物》。福柯这本著作考察了17世纪到20世纪知识型的变化，属于思想史研究，但福柯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的身上如何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某种知识型，而是以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知识型的断裂与转变”为中心，架构起整部思想史的考察。最后，福柯创造性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而且正在消失。反观《低垂之眼》，作者的写作目标是一部关于20世纪法国视觉贬损问题的问题史，但是，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仅靠蒙太奇式手法拼接出的（准）客观主义史学专著。乏新见，少教益，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与思想之间也缺乏有效的逻辑性推进。甚至于视觉这个核心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是否有所变化，是否能在诸思想家之间不加区分地“旅行”，马丁也没有做出可靠的解释。笔者认为，思想史终究不是武器史、纺织史、美术史等外在器物的历史，思想史涉及对象的内涵往往会随着使用者话语的不同而改变。因此，作者在撰写思想史时，廓清核心概念非常重要。

马丁宣称自己要写一部问题史，为何最后呈现的却仅是一部 （准）客观史学专著？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马丁缺乏自己的核心历史观，他不能和福柯一样，用一个创造性的观念将整个20世纪法国反视觉的历史统摄起来。他只提出了问题，却未能回答此问题，因之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更像是时间顺序下的思想史资料汇集。这种收拢归纳式的写作方法，自然无法深入法国哲学内部，洞察其内在逻辑。

客观主义史学著作自有其价值。兰克曾设想，这种客观主义的叙述模式能够还原出历史的真面目，使历史学成为如自然科学般严谨的实验科学。就算撇开历史书写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也不能忘记，兰克做出这个设想的时候是在19世纪，那个时代技术还不发达，人类无法大规模地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来保存记忆与历史。这种“如实直书”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只是对真实历史的替补。但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显然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替补工具。史学专著不必以牺牲自身的深度为代价来承担起表征历史现象的责任。史学著作更应该打开自身更多可能性的向度，将对时代精神的诠释确立为当下的责任。正如保罗·利科在分析问题史的研究方法何以取代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时所说的，问题史“不是把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他们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研究适合于现时代人们的要求，这就是年鉴模式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的原因”［7］。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本书在方法论上主要存在两处含混。其一，全书理论框架不完整，漏掉了第二个研究目标；其二，写作目标与实际内容相悖。问题史的写作目标没有完成，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部按照时间顺序组建起来的客观史学专著。这种错位来源于作者本身核心历史观的缺乏，未能理清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因此史料自身不能服务于作者本人的核心问题。

三、一个异质的声音：反视觉还是反中心？

“实际事物（la chose vécue）不是依据各感官材料被重新发现或构建起来的，而是作为感官材料辐射的中心一下子呈现出来的。我们看见物体的深度、光滑、柔软、坚硬——塞尚甚至说看见它们的气味。”［8］

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如是说。在这段话中，我们很难服膺于马丁对梅洛-庞蒂做出的断言，即梅洛-庞蒂的理论，“确实反映了对‘最高贵的感觉’的完全贬低”［4］271。在这段话中，梅洛-庞蒂显然赋予了视觉极高的地位，甚至认为借助视觉，我们可以看到物体的深度、色泽以及软硬。梅洛-庞蒂并不像马丁认为的那样，对视觉怀有某种恐惧。实际上，梅洛-庞蒂在 《眼与心》中，对视觉及作为经典视觉性艺术的绘画，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迷恋和赞赏。那么，为什么马丁在这本梳理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的专著中，将梅洛-庞蒂也视为一个怀有视觉恐惧症（ocularphobic）的法国知识分子？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在论证中，混淆了反视觉（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和反视觉中心主义（the critics of ocularcentrism／ocularcentric）这两个核心概念。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反视觉”（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这个核心概念出现在本书的标题中，本书中与之相关的概念簇还有视觉恐惧症（ocularphobic）、视觉的欺骗性（the deception of sight）、图像恐惧症（iconophobia／inconoclasm）、视觉幻象（the illusion of vision）等［4］505-534；而反视觉中心 主义（the critics of ocularcentrism／ocularcentric）的概念簇，则包含视觉制度的去叙事化 （the denarrativization of ocular regime）、图像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image）、视觉的特权地位（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sight）、视觉的理性化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ight）、去核心化的眼睛（the enucleated eye）等［4］505-534。这两组核心概念的内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视觉中 心 主 义 （ocularcentrism／ocularcentric）作为一个合成词，含有视觉的（ocular）和中心主义 （centrism／centric）两个词素。依循梅洛-庞蒂本人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的并不是视觉本身，而是中心性的视看。马丁没有看清梅洛-庞蒂反中心性的实际意图，而错读了梅洛-庞蒂。

马丁的错置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需要我们深入辨析视觉和中心化的关系以阐明之。实际上，并不是视觉为中心化奠基，恰恰相反，中心化是更本源的。恰恰是中心化，决定了笛卡尔式视看方式必然会有诸多问题，而放弃中心性视看，不等于放弃视觉本身。海德格尔曾在《世界的图像时代》一文中对二者的关系做过一番深入的思索。海氏认为，决定现代本质的决定性进程有两个： “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9］102所谓人成为主体，指的是自笛卡尔以来，“主体”（subject）这个词的形而上学含义由指物变成了指人。在古希腊，主体（Subjectum）意为基地、基体，其内涵是 “眼前现成的东西，它作为基础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主体概念的这一形而上学含义最初并没有任何突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9］96。在海德格尔阐释的古希腊思想中，彼时“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9］99。此时人与物处于一个意蕴整体中，人能根据与存在者的关系而划定自身 （Selbst）的尺度；而笛卡尔的我思（ego cogito）将主体的概念转移到人身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9］96。以“我思”为起点，现代人将古希腊的自身性 （Selbstheit）转变为一种孤立的自我性 （Ichheit）。由此，人必须“从某个孤立的自我性出发来设立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都必须服从的尺度”［9］115。在这种情况下， “人把自身设置成一个场景（die Szene），在其中，存在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sich vor-stellen），必然呈现自身 （sich präsentieren），亦即必然成为图像。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 （der Repräsentant）”［9］100。因 此，海 氏 认为，“一旦人已经把他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9］103，世界就会“决定性地成了图像”［9］103。借助海氏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视觉与中心性的关系中，中心性才是更本源的。正是由于人将自己置于主体的位置上，而将世界视为其所摆置的图像，人就将自己放在了中心性位置上，使世界成为人自身的对立面。人从自己所处的中心性出发，为物划定了呈现自身的方式。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被筹划为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人只能借助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由此，二者间的关系也就决定性地变为表象性关系，而视觉及其模型正是这种表象性关系的集中体现。而同为现象学家的梅洛-庞蒂的著作中的确有很多关于视觉的思考，但他所反对的并不是视觉本身，而恰恰是隐藏在笛卡尔式抽象视觉制度之下的中心主义，即笛卡尔传统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梅洛-庞蒂使肉身之眼的观看从精神之眼的思辨中解脱出来，由此，人这个具身性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与其他存在者打交道的觉知者，浸没入可见的世界，从而向着世界打开了自身的丰富性。因此，与其说梅洛-庞蒂贬损（denigrate）了视觉，不如说他“提升”（elevate）了视觉。实际上，梅洛-庞蒂只展现了对视觉中心主义尤其是中心性的贬损；或者说，展示了二元论视域下视觉模式的困难，以及现象学一元论视域下具身性视觉模式的可能性。

马丁在 《低垂之眼》最后说：“如果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可见性那依稀的积极面，则可以从碎片中挽救某些东西。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这项研究冒着一种伊卡洛斯式高飞的危险，来到反视觉话语的上空。”［4］503这或许可以解释马丁费尽心力构建这个宏大体系的原因。他试图从碎片中“挽救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急需被挽救的东西是什么呢？在马丁看来，正是被后现代理论所攻击的启蒙理性。“人们很快会意识到我暴露出对这种话语所攻击的对象之一的同情，这个对象此时正在某种更加暗淡的氛围中。也就是说，我仍旧无悔地坚持对光照的理念负有责任，即坚持启蒙 （Enlightenment）信念、澄清含糊的概念。”［4］xxxii将启蒙视为未竟的事业本身并无问题，但立场无法取代深入的哲学思考。马丁对一段有问题的思想史的书写，只是一项指控，而非一项经过“法庭控辩”之后的判决。而且，马丁并没有意识到，真正对启蒙理性提出批评的并不是反视觉，而是反中心化。这才是潜藏在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中的真正颠覆性力量。

四、结 语

2002年，马丁·杰伊在接受《视觉文化》（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杂志的采访时公开承认，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种“视觉转向”［10］（visual turn）的特殊时期。马丁的这个断言不无道理，学界对视觉理论源源不断的思考和批判，正是这种转向的真实体现。即使20年过去了，这一趋势也没有改变，而是加深了。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谈论 《低垂之眼》，不仅是及时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这个访谈中，马丁也谈到了《低垂之眼》与他先前作品之间的连续性。他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时，发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视觉中心主义怀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而他们的这种态度主要受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影响。马丁由此萌生了探究20世纪法国视觉理论的想法。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理性，一起构成了《低垂之眼》的前语境。每个人在阅读时，总会带着固有的前理解，这本无可指摘。但马丁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克服这种单一的前理解，将之视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这就显出了局限性。马丁试图展现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辩证性张力，但他反思的力度显然是不够深入的，思考的角度也过于单一，这使得这部作品本身更像是未竟的事业。

注释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77．

［2］Descartes，René．Discourse on Method，Optics，Geometry，and Meteorology．Paul J．Olscamp（tr．）．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65：65．

［3］Bergson，Henri．Creative Evolution．Arthur Mitchell（tr．）．London：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9：322．

［4］［美］马丁·杰伊．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M］．孔锐才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5］王晴佳．史学史研究的性质、演变和未来：一个全球的视角［J］．河北学刊，2021，41（05）：78-89．

［6］［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

［7］［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M］．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7．

［8］［法］梅洛-庞蒂．眼与心·世界的散文［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4．

［9］［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Jay，Martin and Smith Marquard．“That Visual Turn：The Advent of Visual Culture．”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Vol．1（1）：87-92［1470-4129（200204）1：1；87-92；02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