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刚

(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

一、四句简文的释读

(一)简文

兹引整理者隶定的四句简文如下：

(二)注释

3.关于第三句：隹：当读为“谁”。谁：《说文》，“从言，隹声。”故“隹”“谁”可通。安大简《诗经》“隹”通“谁”者，于《行露》《黄鸟》《园有桃》《硕鼠》中凡四见。谁，为疑问代词。虫，整理者隶定有误，当隶定为“它”。“它”读为“弛”，清华简(八)《邦家处位》第二简“还内(入)它(弛)政，(敝)政(更)政(正)”句，“它”读为“弛”，注：“弛政，《礼记·乐记》‘庶民弛政’，郑注：‘去其纣时苛政。’”[9]弛，本义为放松弓弦，直接引伸义为松弛、延缓，间接引伸义为解除、去除，故孔颖达《礼记》疏根据郑注注释“弛”字曰：“弛，去也。”[9]《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弛于负担”，杜预注曰：“弛，去离也”[10]可为佐证。之，代词，指代评语第一句所指的时事，即矦风六篇涉及的时事。隹心它之：当读为“谁心弛之”，意为“谁人心中不满希望废除弊政”。

(三)串讲

二、四句简文与《矦风》六篇

考之宋朱熹的《诗集传》，《汾沮洳》“此亦刺俭不中礼之诗。言若此人者，美则美矣，然其俭啬褊急之态，殊不似贵人也。”《园有桃》“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故作是诗。”《陟岵》“孝子行役不忘其亲，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十亩之间》“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伐檀》“诗人述其事而叹之，以为是真能不空食者。”《硕鼠》“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诗集传》的作者朱熹是宋代“疑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对《矦风》六篇的理解却与《诗序》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其对《伐檀》的解读，其分析说：“诗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将以为车而行陆也。今乃寘之河干，则河水清涟而无所用，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则自以为不耕则不可以得禾，不猎则不可以得兽，是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也。诗人述其事而叹之，以为是真能不空食者。”[12]这个分析与《诗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的解题，截然不同。《诗序》以为“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而朱熹以为“用力伐檀”者“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是以甘心穷饿而不悔也”。直将“刺贪”的诗，解为讥讽“甘心穷饿而不悔也”的那些“彼君子”们不谙世事与自许清高。其说曲解诗意，巧言为说，有标新立异之嫌。然而朱子所言也并非无中生有，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记载，楚人有许行、陈相、陈辛等一类“为神农之言者”便主张“必种粟而后食”[13]，可见朱子所说的“欲自食其力”者在先秦甚或楚国大有人在，而且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因而即便按朱子标新立异、自创新说的解读，其说也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一类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实践，仍然在简文“作语以时”所指的范围之内。

至于现当代学者，以去《诗序》化的思维，将《汾沮洳》释为“妇女赞美男子的诗”，将《十亩之间》释为“劳动妇女唱出的采桑歌”[14]。即便如此，简文以“作语以时”概括其“即事写实”，也完全可以说得通。

四句简文的后三句，属于对《矦风》六篇的总体评论。第二句“鱼(语)者索人见(视)”是阐述“语者”“作语”即作诗的目的，即希望时贤关注“语者”所言的时事，除旧立新，改革时弊。第三句、第四句，“隹(谁)心它(弛)之？(黍)者它(弛)之。”是用自问自答的设问形式，回答时政的弊端在于统治者无视民本民生，权贵们为了自家享乐而“重敛蚕食”、鱼肉百姓，引起了农人们因对时事不满而希望废除时弊的社会现实。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说，三句评论不仅比较准确地揭示出《矦风》六篇的诗意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声与诉求，而且表达了评论者希望改革时弊的理想追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识。

三、四句简文的置放体例与评说方式

再看《左传》所记季札对《魏风》的评说：“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10]2007季札的评语与《毛诗·魏风》各诗《小序》的解题，有相通之处，《小序》中也提到“其君俭以能勤”“俭以啬”“不得礼”“无德教”的君国之时弊。季札说《魏风》的书写风格是“大而婉”，“大”即指诗之所言为君国大事，“婉”即指歌诗作语委婉，实为婉讽；《毛诗·小序》说《魏风》各诗皆为“刺”，证于《魏风》各诗所谓“刺”，皆即事寓意，当为婉讽。可以说，晚于“季札观乐评《诗》”至少五十多年的《诗序》，当接受了“季札观乐评《诗》”的评说要义。安大简《矦风》六篇即隶属于今本《毛诗·魏风》，简文评语“作语以时”所说的“时”意为“时事”，言外之意也旨在影射“君国之时弊”；简文评语“语者索人视”所说的“视”意为“视事”，也就是参与政事，其中寓意既委婉说出诗作者希望时贤一改时弊，改善民生；简文评语“谁心弛之，黍者弛之”，没有直言“在位者”是时弊的始作俑者，而是以“黍者弛之”反衬“在位者”无视民生，亦与季札评语不直言魏君无德、而寄予希望说“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婉言魏君失德的表述，作语相似。可见，四句评论性简文评语极尽含蓄，也受到了“季札观乐”评说《魏风》作语极尽委婉的影响。

其实，以先秦《诗》评方式而言，以一国之《风》为单位进行评论，当是先秦《诗》评的一种形式。此外也有对《诗》进行整体评论的，如《论语·为政》所记的孔子名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8]此外还有打破《风》《雅》《颂》界限，一诗一评，或一组一评者。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八简：“《十月》，善辟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危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其中有一篇一评者，亦有合两篇而一评者。又如第十简：“《关雎》之婜、《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重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其中将七篇诗合为一组加以评说，指出各篇皆有“重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的共同写作特点。注意，《关雎》《樛木》《汉广》隶属《周南》，《鹊巢》《甘棠》隶属《召南》，《绿衣》《燕燕》隶属《邶风》，这种评诗方式突破了《国风》的界限，可谓“跨界”组合。再如第二十一简：“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接下第二十二简继续记孔子的话说：“……之。《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吾美之。”[19]其中四篇歌诗，《宛丘》隶属《陈风》，《猗嗟》隶属《齐风》，《鸤鸠》隶属《桧风》，而《文王》隶属《大雅》，更打破了《风》《雅》《颂》的界限。上博简《孔子诗论》可证孔子或儒家学者评《诗》方式的多样性，而将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特点的诗篇组合在一起加以评说，又是孔子或儒家学者惯用的评《诗》方式。据此，不可无端质疑安大简将《矦风》六篇一并评说的可能性，只不过恰巧《矦风》六篇共同具有“作语以时”的特点，“语者”才一并予以评说。这种方式的评说，有先例可鉴，其所作也自在事理与情理之中。

四、四句简文的作者与安大简《诗经》的写本性质

关于四句评论性简文的作者，当不是安大简《诗经》转写之祖本的编者，即《左传》所记“季札观乐”所见的《诗》文本之编者。洪湛侯的《诗》学史研究认为：“《诗经》学史上真正开始进行《诗》的评论和研究的，孔子是第一人。”在孔子之前，只能追述到“季札观乐评《诗》”而已，“《诗》的产生，有作诗者，有采诗者，有赋诗者，有配乐歌唱者，有整理编集者，乃至春秋时期、战国之初的赋诗言志和著作引诗，所有这些，都属于《诗》的应用而不是《诗》的研究”[15]62。然而必须指出，“季札观乐评《诗》”的事实，可以证明春秋时期对于《诗》的评论和研究，已经悄然而萌生，否则身处南方文化相对中原落后的吴国公子季札，若没有接受过《诗经》教育，如何能简明而精辟地的评说《诗》乐与《诗》意。可以推测，自从出现《诗经》教育以来就当有诗意讲解、诗乐教唱、诗舞传授一类的教学，以及洪氏没有提及而事实上存在的教诗者，只不过相关的记述没有流传下来。洪湛侯说的“《诗经》学史上真正开始进行《诗》的评论和研究的，孔子是第一人”，应当修正为“《诗经》学史上见于文献记载的，真正以儒学理论开始进行《诗》的评论和研究的，孔子是第一人。”很有可能孔子之前，《诗经》的教学者是以西周的礼治思维评论和研究《诗经》的。据已知的研究成果，安大简《诗经》转写的时代为战国早中期，此时上博简《孔子诗论》《论语》中记述的孔子论《诗》和儒家学者编撰的《诗序》已然问世，并随着儒家私学的兴起而广泛传播。因此安大简中四句评论性简文，有可能是转录儒家学者的《诗》评，也有可能是转录先儒家教诗者的《诗》说，还有可能是楚国转写《诗》文本的学者自己所为。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认为，简文转录儒家学者《诗》评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四句简文中没有接受儒家学者的美刺说，也没有反映出儒家学说的德政说与尊礼说，而《矦风》六篇内确实含有关于“不得礼”“无德教”“民无所居”“君子不得进仕”的寓意，简文评论者仅评说其诗“作语以时”，概括诗人对“时事”的不满，并没有将诗评上升到儒学理论的高度。依据简文评语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简文转录先儒家教诗者《诗》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四句简文中没有提及有关礼制或礼仪的内容，而《矦风》六篇内确实关涉了以礼评彼人、以礼评君国、以礼自我评说的话题。简文评论者仅述说“黍者弛之”，以反衬被批评者治国之政造成了民心生怨的事实，并没有将被批评者失礼违礼的心态与行为明白直言。有鉴于此，还是楚国转写《诗》文本的学者自作评语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战国之际的楚人，对于儒学、礼制、礼仪多不屑一顾，甚至公然违背，至少没有把儒学、礼制、礼仪视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因而楚国转写《诗》文本的学者自作评语，不以儒学、礼制、礼仪为评论标准，理所当然，无可厚非。此前，我们在《安大简<诗经>自写异文现象为“用字法”教学举证说》一文中推测，“安大简《诗经》中出现的书写者自写的异文现象，并不值得令人惊诧，既并非是书写者的书写讹误，也并非是书写者的随意为之，而是书写者出于文字教学目的，特意设置的‘用字法’教学的必要例证。这样的《诗经》文本书写，从版本学角度看，自然不是善本，但是从教学教法角度说，却是别具特色的藉《诗经》教学讲解用字问题的具有教案性质的写本。若据此再作进一步推测，安大简《诗经》的书写者当是楚国兼职学童教学的官员，安大简《诗经》选本之所以选择较为易读的六国《风》诗，也与楚国的学童教学不无关系。”(1)刘刚《安大简<诗经>自写异文现象为“用字法”教学举证说》，待发表。对于这个推论，本文所讨论的安大简四句评论性简文的问题，又为安大简《诗经》是“藉《诗经》教学讲解用字问题的具有教案性质的写本”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四句评论性简文正表现了安大简《诗经》写本用于《诗经》教学的教学内容，即讲授《矦风》六篇的写作命意、创作手法与社会反响。这个新的证据，不仅对我们先前提出的安大简《诗经》是“具有教案性质的写本”的推测，提出了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也对我们先前提出的“安大简《诗经》的书写者当是楚国兼职学童教学的官员”的推测，又提出了比先前以“‘用字法’教学”为证更为直接而有力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