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娟

离婚前，我约见了央央。

产生跟辛河离婚的念头，是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五个月。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像心里长了的一摊溃疡，它肆意地生长啊生長，然后就溃烂了，溃烂滋生的疼痛浸到情绪里，流出一壑深渊。我坠落这情绪的深渊里，还企图在其中寻找我们日渐消亡的爱情，爱情如果还存在，那它一定可以救赎我，可以救赎我们摇摇欲坠的婚姻，我拼尽全力，寻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

我叫沈如致，1995年出生于贵州黔南一个寂寂无闻的村落。那里是“重男轻女”的思想生生不息的地方。我在家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姐沈如宁年长我四岁，二姐沈如静年长我两岁，我出生后，我的父母为没有生到男孩而感到不甘，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四妹出生后，计划生育抓得很严，父母不得不断了再生孩子的念头，他们的“男孩梦”终究未能如愿。

早年间，村里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母亲在每一个孩子出生前，都会挑选个良辰吉日走上几里地，去找村里的风水先生给她肚里的孩子取个名儿，应是听信了“名字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之类荒谬的言论，事与愿违，我们姐妹四人看来均未遂其所愿，父母也懒得再为我们另取其他的名字，风水先生取的名儿就留用了下来。

“沈如致，很独特的名字”。

这是辛河曾对我说过的话，可他要是知道这名字披裹着浓重的封建色彩还会觉得独特吗？我不知道。他应该只是觉得这个名字独特，与人无关;而我却觉得说话的他最独特。人与人，才是遇见爱情的基础，而那个时候，我却不懂。

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多年都没有得到改善，二姐结婚前我们一直居住在透风的土墙房子里。入冬之后，寒风穿过土墙渗进屋里，我常在风大的夜里被冻醒，冷够了，也冷怕了。

想要走出农村，改善生活条件，实现阶层跨越，于我们而言，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而父母却把大姐的这条路堵得严严实实，他们对“生得好不如嫁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深以为然。

大姐初中毕业，被县城里的高中录取，父母却不愿意继续供大姐读书，他们提出让大姐出门打工或者为她寻个婆家定门亲事，而彼时的大姐，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她挣扎，哭泣，下跪，哀求，膝盖被屋前泥土地上的砂石硌出了淤青。

大姐长跪不起，从下午跪到了夜里。夏天的夜里，蛐蛐和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吹来的风里掺杂着稻花和粪土的气味，鸡圈里的鸡鸭已沉沉入睡，父亲瞧见大姐还跪着，他也懒得同大姐说话，倒是苛责起母亲，他说：“瞧瞧！这就是你生养的闺女！”言辞里充满了鄙夷和厌弃。他一直不愿接纳母亲生了四个女儿的事实，这事于他就好像长在他身上好不了了的脓疮，让他感到羞辱和疼痛。

母亲听罢，气不打一处来，她伸手揪扯大姐的头发，很用力，嘴里还骂着：“我到底造的什么孽！生了你们这些赔钱货！”

在炎热的夏夜，大姐跪在地上疼得瑟瑟发抖，我跟四妹缩在二姐背后吓得瑟瑟发抖。母亲宣泄完了情绪，住了手，她的眼里也擎着泪，可无法分辨出是心疼抑或只是气红了眼，听说刽子手在杀人前也是会红眼的。

在父母的婚姻里，我看见母亲从未得到过自己丈夫的尊重，他谩骂她，责备她，数落她，她成了和丈夫一样的人，完全没有尊重自己的孩子，她谩骂我们，责备我们，数落我们，甚至动手打我们。同为女性，我心疼母亲，可我不爱她，我不懂得应该怎么去爱这样的一个人，就像她不懂得怎样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原来这个世界上，“心疼”和“不爱”这两种情感是可以在同一维度里共生的，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中，也没有得到过爱和尊重，而这种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从他们的父母延续到了他们，又从他们延续到了我们。

最终出门打工的，是二姐！她知道父母不愿意供大姐读书除了重男轻女思想作祟，本质的原因还是贫穷，读书需要钱，而我们家没有。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二姐，辍了学，只身去了省城打工，而在此之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二姐因为年纪小，很难寻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经同村人介绍，去了他们干活的工地，谋了份在工地上煮饭的活计，她用打工挣来的钱供大姐读了高中。父母并没有对二姐辍学之事感到意外，甚至盘算起让二姐每个月往家里再寄些钱，想必父母自然是懂得二姐在艰难和苦涩中谋生，懂得又如何，却也仍然不在乎。

大姐高中毕业报考了本地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两年制定向培养，免费就读，毕业后分配到定点乡村小学服务。父母偶尔还是会念叨：“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咧！”却没有再阻拦大姐的求学路，说到底只是因为不用掏钱。

一年后，十八岁的二姐嫁人了，结婚对象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工头，小工头给了一笔让父母满意的彩礼，他们爽快地应了这门婚事。结婚后，二姐同小工头住到了他在贵阳的家里，贵阳的一处城中村，破落的石棉瓦和裸露的电线赤裸裸地暴露出房子的年成，一间千疮百孔的老房子，与城市格格不入，像极了城市生出的一片疮疤，二姐却高兴得不得了，二姐说：“那间房子，冬天不透风”。

父母用二姐的彩礼钱将家里透风的土墙房子翻新成了水泥房，入冬之后，寒风再也没有穿透墙渗进屋里，我还是常在夜里醒来，想起二姐如我这般年纪时从未住过水泥砖墙的屋子，便如鲠在喉：“二姐，二姐，家里的房子冬天也不透风了！”

大姐从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县里另一个乡镇上，成为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同年，二姐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一贯重男轻女的父母却并没有为此感到欣喜，他们一致认为孩子不姓沈，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彼时的我，十七岁，已经念到了高二，与大姐二姐的成长经历相比，我和四妹应该是这个家里两个幸福的孩子，我初中毕业时家里领上了低保，学校健全了资助政策，让我得以顺利就读高中。可十七岁的我啊，敏感、自卑、孤僻、偏激，我长相平庸，没有朋友，成绩平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突然死掉，班上的同学应该只会感叹一句：“沈如致？没什么印象！”

我高考前，大姐嫁人了，嫁给了一个乡村中学老师。跟我们一样，他生于贫困农村，长于贫困农村，跟我们一样，受到过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男老师沉默寡言，但不见得是一个和善的人，大姐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或许并不是一个适合大姐的伴侣，可没有人反对这门婚事，穷人阶层的门当户对是那么虚妄，又是那么重要。

2013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省内普通的二本院校。读书需要钱，父母表态：“读书可以，钱两个姐姐出。”彼时的大姐和大姐夫正在凑首付准备在县城买房，日子过得焦灼紧巴;二姐怀了二胎，靠二姐夫一个人挣钱过活，生活拮据，自顾不暇。我不再愿意接受她们的接济，不愿看到她们的生活因为我而更加艰难，我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结束了这种因为穷而带来的“亲情绑架”关系。

2015年，四妹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制三年，在地方资助政策下，四妹顺利入学;大姐和大姐夫搬进了自己买下的两居室;二姐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一岁，也是个男孩，二姐盘了个卖菜的小摊，做起了小生意;父母的头上长出了白发，额头的皱纹也愈发深了，家里土豆收成好的年头，父亲会扛上一袋送去给大姐，老了老了，倒也柔和了。

同年底，贵州县县高速全部贯通，我回家的车程有所缩减，尽管如此，在逃避心理和自我欺骗心理作祟下，大学期间，我始终没有回家。家，于我而言，只是堆砌一层层苦痛记忆的荒凉地，只要不归，我就可以暂时忘记我是那个敏感、自卑、孤僻、偏激的沈如致，内心也能得到片刻平静，平静治愈着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痛，我贪婪这种被治愈的感受，我害怕踏入那片乡土，害怕治愈感會瞬间荡然无存。

2017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我陆续参加了一些招聘考试，却都落败了，搬离学校寝室，我觉得自己就如同一只孤魂野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栖身，此时正在都匀读大二的四妹得知我的境况后，向我伸来援手，她申请了暑期留校，就这样，我去了都匀，跟四妹一起，挤住在她的寝室里。

彼时都匀秦汉影视城已初步建成，有剧组进驻拍摄，剧组招募群众演员，工资日结，八十元十小时，提供早餐跟午饭，四妹的学校有同学负责召集愿意去兼职群演的学生，四妹帮我一起蒙混其中。当群演，成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群演主要任务就是充当流动的背景和道具，有时候剧情需要一天换上好几套戏服也是常有的，秦汉影视城拍的是古装戏，戏服需要层层叠穿，那种感觉就好像把夏天穿到了身上，沾黏滚烫，戏服上浸满了不同的汗渍，散发出汗液浓烈的气味，遇到脾气不好的导演，还得挨骂受些委屈。四妹和其他一些抱有体验生活心态的同学第二天便没有再来了，我坚持了下来，我需要每天一结的八十块钱和剧组免费提供的早餐跟午饭。

四妹的暑假结束前，我搬离了她的寝室，用当群演攒的钱，在她学校附近的民房里租了一间二百块钱一个月的屋子。当群演不挣钱，秦汉影视城里也不是一直会有剧组拍戏，没有活接的时候，黔南本地一些混迹于影视城的群演，还兼职起了摄影师和化妆师，来影视城观光和拍照的人不少，跟拍的摄影师和跟妆的化妆师成了影视城里的稀缺职业，挣得也多些，我在市区报了个短期培训班学习化妆，我也想做化妆师，去跟妆，多挣点钱。培训班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楼下有一个公车站，下午结课后，在站点就能坐上12路公交车，到医专站下车，再走上几百米就能回到我的住处。

在12路公车上，我遇见了辛河，像是一个老套又俗气的爱情故事，突如其来，平平无奇。人是不是都更愿意去关注与自己相似的人呢？至少我就是这样关注到辛河的，乘客里我们普通得最相似。辛河个儿不高，平头，头发精心打理过，样貌颇有些书生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戴了副眼镜的缘故;镜片很厚实，近视的度数应该很高，他穿白色的短袖，衣服很干净，裸露着的皮肤有些粗糙，斜跨一个黑色的方形小包，文质彬彬的样子。隔三岔五就能在公车上遇见他，我上车时他已经在车上了，我到站了他还没有下车，在这个流动的车厢里，我竟然很想知道他是谁，想知道他从哪里来，想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为什么会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产生好奇？二十三岁的我，问出这个问题，简直荒诞可笑，当然是因为喜欢啊！我明明知道，心里却一直在抗拒这个答案。爱情能是什么好东西啊！我看见的“爱情”是父母一生黯然无光的岁月，是大姐眼底流出的战战兢兢，是二姐艰难和苦涩的青春。原生家庭的境遇决定了我对爱情的认知，我的认知里，爱情是万恶的，也因为如此，我没有任何感情经历，我抵触，我害怕，我觉得喜欢上一个人是不应该的。往后的日子，我刻意强迫自己不在车厢里寻找辛河，可越是这样，想遇见他的心就越是迫切。遇不到他的时候，我失望，担心，想念;遇到他的时候，我兴奋，紧张，喜悦，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脸烧得灼热绯红。

我真想拍拍他，跟他说：“你好！我叫沈如致，可以认识一下吗？”我还未伸出手，认知里的小人就蹦了出来，它说：“爱情能是什么好东西啊！”是啊！爱情能是什么好东西啊！或许他并不想认识我，或许他有女朋友，或许他已经结婚了，或许他单身，他未婚;可我纠结，挣扎，痛苦，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我敏感、自卑、孤僻、偏激，我长相平庸，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我配拥有爱情吗？

入冬了，阴天连着阴天，天上的云换上了灰白的衣裳，小时候写作文，有同学形容冬天云像水墨画，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冬天的云更像一朵朵染脏了的棉花，惹人厌弃。隔三岔五还是能在公交车上遇见辛河，他穿上了黑色的外套，在车上一点也不打眼儿，而我——也是。

下了一整天的雨，雨不大，但不撑伞的话很快也会被淋湿，冬天的雨水，沾到身上又湿又冷，雨天的12路公交车特别挤，我上车时早就没了空座儿，辛河提着好几袋物品也站在车厢里，我挪到了他旁边的位置，我心里像被小鹿乱撞了几下，砰砰砰的，我甚至担心被他听见我的心跳声，如果当面撞破，他会因为被我喜欢而感到难堪吗？撞破我心跳声的是他的电话铃声，他放下手里的袋子，掏出手机，我谨小慎微地挪近了偷瞄他的手机屏幕，是一串陌生号码，没有备注。

“喂——那它恢复得很好啊——可以适当补充维生素C——”辛河接听了电话，他用普通话在跟对方交流，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没有方言口音，他大概不是贵州人。

“好啊——可以啊——”辛河继续打着电话。

“等我回去再说，我在公交车上，买了些东西，提着不太方便。”辛河的语气很温柔，他嘴上这么说，其实没有挂断电话，他继续听着对方说话，他听得很投入，他的袋子倒靠在他的脚边，透过塑料袋能看到是些水果蔬菜还有些日常生活用品，我担心袋里的东西散落出来，便挪到了袋子另外一边上，让袋子也能倒靠在我的脚边。车上太过于嘈杂，离他那么近，依然听不清电话里传过来的是男声还是女声，可又何须听清呢！我看见了辛河的笑，笑容里流出了喜悦和甜蜜，流进了我的心里，汇成了一汪苦海，我拼命地挣脱，可还是坠往了海底，我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我快窒息了。

还有几个站才到医专站，我准备提前下车了，我用指头戳了下还在接打电话的辛河，他看向我，一脸茫然，我没有同他说话，用戳他的手指，指了指地上松散的袋子，他恍然大悟，朝我点头，也未同我讲话，他俯下身用侧脸将电话压在肩上，腾出手把袋子口打了结，车停了，我下了车。

2017年进入了尾声，我在培训班的化妆课程也要结束了，隔三岔五还是能在12路公车上遇见辛河，他换上了黑色的羽绒服，在上车一点儿也不打眼儿，而我——也是，我们依然是这个流动空间里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有时候我在想，我到底是有多普通，才会频频遇见一个人，对方却看不见我。

2018年元旦，市里有关部门组织了相亲交友的联谊活动，各单位和机构的单身男女均可报名参加，培训学校也有名额，报名的姑娘却寥寥无几，好像女孩把名字填上报名表，就贴上了“大龄”“单身”“没有人追”的标签，在婚恋里，这些标签对女性并不友好。我报了名，实际上只是想去看看同我一样报名参加活动的女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普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就是我啊！

联谊会在酒店的宴客厅里举办，布景选用了明黃的暖色调，空调里吹出的暖风将宴客厅捂得暖烘烘的，桌上摆放着甜品、水果、零食和饮料，它们排列整齐形状可爱，让人心生欢喜。联谊会晚上八点正式开始，培训班下课后我就直接过来了，早到了将近一个钟头，宴客厅人特别很少，我四下环顾，准备找一个靠后的位置就座，目光掠过入口，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个儿不高，平头，穿着黑色的羽绒服，文质彬彬的样子——是辛河！

他怎么来了？

辛河走进来，就近找了位置坐下，埋头看起了手机。我想知道他是谁，我想认识他，披上了“相亲交友”的皮，胆儿也大了，也顾不得“女生要矜持”“女生千万不能主动”这样的“爱情忠告”，我走到他的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他转过身，抬头看我，与他目光交汇的瞬间，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脸烧得灼热绯红，我调整呼吸，抑制着紧张，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说：“你好！我叫沈如致，可以认识一下吗？”

“哪个致？”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的致。”其实我不确定这样回答，他是否能明白。

“沈如致，很独特的名字”他想是听明白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

“辛河，辛苦的辛，江河的河。”

辛河，辛河，辛河！原来他的名字叫辛河！

“我们来早了”我说。

“下班就直接过来了”他边说着边摁亮手机看时间，同时看到了微信的未读消息，他转过身去，开始回复消息，我们的对话戛然而止。

故事讲到这里，我戛然而止，听我讲故事的人，是央央。

2019年夏天——

央央答应了跟我见一面，我们见面的地点在贵阳中华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大概是遇见了一年中贵阳最热的时候，走在路上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可这丝毫不影响中华路上的熙熙攘攘，当真是贵阳最繁华的街啊！咖啡馆里的空调“滋滋”地冒出冷气，冷气吹过来沾到我的皮肤上，凉意沁人心脾，让我感到了放松和舒适，即使此刻我对面坐着的是央央，我竟然也觉得她像一个老朋友。

可我们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呢？更何况，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谋面。

“后来呢？”央央问我。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发尾烫了卷，耷拉在肩上，化了妆，口红的颜色很好看，她——很好看——

央央端起桌上那杯早就凉透了的咖啡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口，那是一杯美式咖啡，苦，我喝不惯那种味道，我尝够了生活的苦，却品尝不了咖啡的苦。

“后来呢？”央央又问了我一遍。

央央说话时眼神落在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神里流出百味杂陈的情绪，而其中并没有恨，恨一个人，眼神是藏不住的。可她应该恨我啊！央央，你怎么是这样的央央！你的对面坐着的是抢走你的辛河的人啊！你真的就一点都不怨恨我吗？

在见央央之前，我已经见过了我的父母，我的大姐，我的二姐，我的四妹，我告诉他们我要跟辛河离婚，我同他们诉说我正在经历的丧偶式的婚姻，我不断地表达我在感情里得不到关心和尊重，我不停地重复我感受不到爱情了，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说，他们不理解我，更不支持我。

“生个小孩，生个小孩吧！把精力分散到小孩身上，谁家的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啊！”父母三言两语，将离婚的话题终结，在他们看来生个小孩我就能得到救赎。

“辛河也没什么过错，这刚结婚没多久就离了，以后可就是二婚了，这再想找就不容易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啊。”我的大姐，我那个曾经为了上学跟父母死磕的大姐，我以为最能与我感同身受的大姐，辛河他不爱我，他不爱我就是他在我们的婚姻里犯下的错啊。

“辛河有稳定的工作，在城市里有房，这就够了，爱情没有那么重要的。”二姐说完，拉了拉我的手，她手掌的茧子硌到了我的手，我的心阵阵地疼，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但有人依然仰望星空”，而我，该仰望星空吗？

“三姐，你跟三姐夫离婚了那我是不是也要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啊;三姐，三姐夫说要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同事呢，你们离婚了他还会给我介绍吗？三姐，可不可以不要离婚啊！”我跟辛河结婚后，搬到了辛河的房子里，一同搬进去的还有四妹，她刚大学毕业，除了这里没有别的栖身之地。

日子就这么凑合过吧！可是辛河越发的冷漠了，跟我说话的口吻逐渐变成了命令，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数落我很长时间。

“后来呢？”央央继续问我。

后来，联谊会还没有开始，辛河就离场了，他明明已经走了出去，突然又折返回来，他向我走来，主动加了我的微信，就这样，我跟辛河相识了。这曾是我记忆中关于辛河的美好记忆，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就像一只面目狰狞的魔鬼，它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如果没有加微信，就不会有后来联系，我朝着央央吼叫：“他明明已经走了！他明明已经走了！”

咖啡馆里的空调“滋滋”地冒出冷气，冷气吹过来沾到我的皮肤上，有些冷，我瑟瑟发抖，馆里的客人对一个女人朝另外一个女人吼叫的场面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人投来过度打量的目光，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央央，她没有生气，没有愤怒，她端起桌上那杯只剩了一半的咖啡又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口。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央央，辛河把我带到她面前，辛河告诉她，我是他的女朋友，央央也是这样，没有生气，没有愤怒，我看见她的眼泪唰唰地流，她用手很快地抹掉，然后她同我说：“我可以跟辛河单独说几句话吗？”我愣在原地，在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她会冲上来厮打我的准备了，可她没有，我点头应允，然后她说：“谢谢你。”央央，你怎么是这样的央央！你此刻谢的是抢走你的辛河的人啊！

央央，一个畏惧爱情的我，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经历的我，如果我说我不知道我们那样做会伤害你，你会相信吗？可就算我知道，我还是会选择与他一起出现在你面前的吧，伤害你，我就可以得到爱情，你看，我连想法都那么愚不可及。

我对央央的了解，全部来自辛河的描述，跟辛河加上微信后，我们时不时闲聊几句，从聊天中我了解到，辛河的家乡在江西宜春，他现在是都匀一家宠物医院的主治医生，已经在城郊买了房，算是定居都匀的“新都匀人”，央央是他的“患者”的主人，她的狗生病了，主治医生是辛河，狗狗医治了很长时间，还是病逝了，那之后，央央几乎每天都会给辛河打电话，有时候分享生活，有时候只是简单的问候，从辛河的描述中，我能感觉到那个叫央央的女孩跟我一样，喜欢辛河。

2018年4月，谷雨后的都匀还是冷飕飕的，大概是因为冷，影视城也不热闹，没有活儿的日子，我就缩在出租房里准备招聘考试。辛河给我发过来一条微信“你跟我一起帮帮央央吧，她的狗病逝之后她把那种感情投射到了我身上，这会让她一直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

“怎么帮？”

“你跟我一起去见她，你充当一下我的女朋友，她知道我有女朋友的话，就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

“好！”

人只有自己经过伤害后才能明白，处理这种暧昧关系的方法有很多种，而我与辛河选择了最残忍的这种，一份感情自己不需要就可以去践踏吗？而我，那时候不懂。

咖啡馆里的客人，一波波来，一波波走，我的情绪平复了下来。

“央央，你恨我吗？”我问她。

她想了一会说：“不重要了。”

“央央，我想跟辛河离婚。”

“你都知道了？”央央问我。

我疑惑不解，央央接着说：“辛河有一个在一起很多年的爱人，辛河是为了他才来贵州的，而他的爱人，也是一个男人。”

什么？

原來是这样，所以辛河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也不可能喜欢我，所以他冷落我，他数落我，他厌弃我。我想到了我跟他的婚姻，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突然之间，我感觉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的耳朵听不见了，我走出咖啡馆，一辆车把我撞倒了，车从我的身上轧了过去，我拼命地想呼救，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有人晃动着我瘫软无力的躯体，对方一遍遍地重复：“我骗你的…我骗你的…”

可我再也听不见了。

责任编辑：李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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