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捷

王洪玲，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党总支书记、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一级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文化部优秀专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北京市高创领军人才”“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享受2019年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精湛的艺术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誉，在河北梆子剧种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主要代表剧目《王宝钏》《窦娥冤》《穆桂英挂帅》《北国佳人》《龙风呈祥》《美狄亚》《忒拜城》《花雅运河》。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位于琉璃厂，一条胡同的最深处。

找到目的地，需要先穿行经过一家驻京办餐厅和酒店，而后踏入一座居民楼，光线昏暗，楼梯老旧，年代感扑面而来。剧团的办公区域藏于二层，上下楼的邻居，都是家屬。这里自成属于梆韵的一派天地，剧团掌门王洪玲，在此度过了17年。

“之前领导到团里调研，我直接带着把整个院儿走了一遍，汇报了戏曲院团的困境。大家看到，原来艺术家在台上那么光彩照人，但工作环境是这样的。”

很多人说，戏腔是入骨的，最终人与剧种会密不可分。“京剧的味，梆子的劲”，王洪玲性格里，就带着那股高亢激昂的劲头，亦刚亦柔，敢说敢干，充满魄力。

自1978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王洪玲便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2003年，她以精湛的艺术水平，一举摘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二年，她调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解决了剧团演员的“断层”难题;2015至2017年，她率领剧团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市演出，传唱梆韵，展现了首都院团的风貌。不久前，她被授予“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40余年的努力，苦若修行，而那些介入时代洪流中的故事，固然，都可以化作春风。

我父亲是河北梆子的琴师，我从小就跟着他在剧团，受家庭的熏陶，无形当中，那些唱腔就印在了脑海里。后来机缘巧合，11岁时看到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因为各方面条件可以，爸爸妈妈就说要不然试试，结果就考上了。

最难忘的事情，还是跟贾桂兰老师学戏。贾老师是河北梆子的名家，艺名“小金刚钻”，当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校长。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每次说到这里，我都会在心里默念：“贾老师，真对不起。”

当时是排《穆桂英挂帅》，我演穆桂英，我觉得已经很熟练了，但贾老师很严格，反复说，要不唱不行，要不动作不行，要不表演不行。后来我忍不住了，就改小声唱，她拿着梆子在那儿敲，因为听不见，就喊停，让放开嗓子唱，但我叛逆，放开一句，第二句我又小声，“停！我让你放开，听见没有？”她越说，我就越小声，连眼皮也不抬。

突然咕咚一声，贾老师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过去搀她，但就搀不起她来了，当时我就吓哭了。那时候的老先生们，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她希望我好，希望我能达到她的要求，觉得怎么说都不听，只能这样做。我真的太任性了，之后我又跟贾老师哭着道歉，她很快原谅我了。

这个是最难忘的，因为永远忘不了——河北艺校的六号排练场，那个排练场现在还在我脑海中，椅子什么样，乐队在哪边，演员在哪边，都记得，永远抹不去的。

戏班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论资排辈。刚进院团的时候也就十七八岁，演不上主戏，只能从龙套做起，站个丫鬟，跑个宫女。也正是这种安排，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你可以观察，可以偷学，看看那些唱主演的老师们，在台上是怎么表现的。

舞台上一亩三分地，谁都想站到中间唱，但是你的艺术造诣，你的基本功，你的唱念做打够不够呢？没别的，我只能私下去用功。那时候，基本上除了演出排练，我就把门一关，放盒磁带在录音机里，反复唱。先把嗓子抻出来，把唱腔学会唱熟。那时候就给自己安排，像《大登殿》这一段，“今天要吊（嗓）30次”。

肯定是紧张。尽管年龄很小，但心里想的是，必须要演好。演完了，听到观众的掌声，觉着有一点点小窃喜。

那时候主演穆桂英，角色年龄比我大得多，在身份感和年龄感上，肯定是不够的。我记得演出完卸了妆以后，好多老乡围过去问“孩子你多大了呀？”我恐怕说小了，让人家觉得我演的不像，我就往大了说，比真实年龄大好多。那会儿就那么天真。（笑）

因为出现了断层。我的学生才20岁出头，为什么没有40岁及30岁的？按说它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是损失啊。

所以我上任伊始，就意识到，人才培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当时我从河北艺校选了11个人，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当时团里很多年都没进过人了。我说有什么不可能的？当时还挺有魄力的，你看，现在这11个人都还在呢。

紧接着，我就找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就合作办学达成共识。一方面，是把我招来的这11名学生，送到北京戏校，回炉进修“唱念做打”;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河北艺校念的中专，到北京戏校起码可以读大专。

去年，我又联系中国戏曲学院，考虑办一个本科班，解决大家更多的实际问题。

我拿他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跟他们说，从事了这个职业，可以说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该练功练功，该吊嗓吊嗓，苦不苦？苦。但是没有这个苦，你就出不来。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传帮带特别重要。当然，人才培养不光指舞台上，包括舞台下，他们的工作态度、精神面貌、为人处世。孩子们从小就离开家，我总给他们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实际比跟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大家要互相团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很重要。

北京纪事：八九十年代，戏曲行业处在低迷期，当时境况是怎样的？ 

那几年，我的很多同学都改行下海了。

那会儿演出真的没人看。我记得团里去演出，当地就说，我们不看戏，我们要歌舞，演戏也可以，最后一场必须安排歌舞，不然就别演。就为这个，我们特意排了一场歌舞，我是唱歌的，唱当时那些流行歌曲，《祝你平安》《快乐老家》《青藏高原》，我都唱。

现在年轻观众越来越多了，我还挺吃惊的。包括这次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在后台等我，我很高兴。

我们还有一批铁杆的戏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都是二十几岁。这就是对我们戏的认可，对我们团的认可。

所以说，我们不害怕，有自信。他们通过进剧场看戏，发现原来戏曲这么美。一旦进入剧场，坐下来，踏实下来，看进去，一定会喜欢上的，即便不喜欢这个剧情，但舞台上的扮相就足够欣赏。

我们有传承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们是艺术，不是商品。艺术可以赚钱，但一定不要把赚钱作为目的。

国家扶持传统艺术，并不是说把我们放进了博物馆，要求我们走市场，不是说让我们去赚多少钱，而是激活我们内在的活力。我们不能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不进则退。

只不过戏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在市场化运作上，可能会难一些。我们团也想了很多办法主动去找市场，比如疫情期间，做线上直播。比如不能像原来似的，为了剧场效果去社区赠票，而是培养观众花钱进剧场看戏，我们不卖180、280元，我们就卖亲民票价30、50、80元，慢慢吸引他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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