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淇，李国平，延步青

（1.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地区，其承担着水土保持、水源涵养、荒漠化防治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1-2]。在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我国已实现全部摘帽的贫困县有着高度的重叠性，其农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具有深度落后的特点[3]。为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先后发布相关政策法规。2016 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将生态保护补偿与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机结合，逐步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其转型绿色发展。2018 年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2021 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而生态补偿作为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手段[4]，有利于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对实现我国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原本的农业生产活动，使其生计决策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可持续生计能力[5]。近年来，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分析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生态补偿项目对居民生计能力的影响。Pagiola[6]对哥斯达黎加的环境服务支付项目进行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政策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也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水平。Turpie 等[7]对南非政府开展的保护流域水资源WFW 项目进行研究，发现该生态保护项目给当地居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使居民的整体生计能力得到提高。Bremer 等[8]对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脉的生态补偿项目进行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可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提高了居民的生计能力。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补偿政策对生计资本的影响。胡国建等[9]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发现生态补偿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吴乐和靳乐山[10]测算了贵州省黄平县、威宁县和大方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发现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吴中全和王志章[11]对重庆市生态红线区的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进行研究，认为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可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

可见，已有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补偿对居民生计能力和生计资本的影响，鲜有学者将生态补偿、生计资本以及可持续生计相结合，研究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本文首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然后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测算各评价指标值，在此基础上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探讨生态补偿与生计资本的交互关系，以及二者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1 理论分析

可持续性生计是学者们在对全球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所提出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12-13]。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得到诸多组织机构及学者们的广泛应用，认为在脆弱性背景下，人们为达到改善生计的目的对资本配置进行调整组合，生计活动的过程以及生计产出的效果受到“结构与制度”的影响[14]。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描述了居民生计资本结构、生计过程和生计目标之间的交互变化和相互作用（图1）。

图1 可持续生计框架图

考虑到这一框架是英国根据其实际情况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在中国特殊国情特别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双重属性条件下，需要根据具体状况进行完善和扩展，以增加其适用性和准确性。生态补偿政策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居民福利的专门政策，其政策变量更为明确，在设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必须对此进行考虑。因此，构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理论模型为：

式中：SL代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EC代表生态补偿制度因子；g(·)代表生计资本组合函数，N、P、H、F、S分别代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由于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可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进一步将式（1）改写为：

进一步假定函数SL(·)满足以下性质：对所有N＞0、P＞0、H＞0、F＞0、S＞0 和EC＞0，每一维度水平的改善会带来函数SL(·)正的提高，但这种正向的作用在边际上是递减的。经过推导可得：

式中：ξN、ξP、ξH、ξF、ξS分别表示五种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的产出弹性；gN、gP、gH、gF、gS、gEC分别代表五种生计资本以及生态补偿的增长率；分别代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对生态补偿的产出弹性。

由式（3）可知，五种生计资本对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直接影响分别为ξNgN、ξPgP、ξHgH、ξFgF、ξSgS，而生态补偿除了对可持续生计能力有直接影响gEC外，还通过影响除社会资本之外的其他四种生计资本间接对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影响，其大小分别为和因此，可得到生态补偿的总效应之和为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选取陕西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已实现脱贫摘帽的柞水县和镇安县进行调研，具体选择柞水县的营盘镇和乾佑镇、镇安县的木王镇和杨泗镇进行调研。对于问卷样本容量的确定采用Scheaffer 抽样公式，n=N/(N-1)×δ2+1，其中n代表样本量，N代表抽样区域人口，δ代表抽样误差。根据柞水、镇安两县农村人口总数，测算得到至少需要400 份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624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614 份，有效问卷达98.4%。

2.2 指标构建与量化

2.2.1 指标构建

在借鉴Bouma &Montanarella[15]、袁梁等[12]、吴乐和靳乐山[10]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及调研地点的实际情况，对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可持续生计的指标进行设计，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指标体系构建

2.2.2 指标权重

根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来判断数据的离散程度，进而为指标的评价提供依据，可有效避免指标权重确定的主观性[16-17]。熵值法测得的各项指标权重值见表2。

表2 各指标权重

2.2.3 指标标准化

由于各评价指标单位、量纲和数量级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应对所选择的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借鉴蔡志海[18]、吴孔森等[19]、吴乐和靳乐山[10]的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Zij代表第i个居民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j代表第i个居民第j项指标的实际值，Xjmin和Xjmax分别代表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和最大值。

最后，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值及其标准化后的值，计算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价值：

式中：Y代表每类指标的评价值，k=1,2,…,7 分别代表五种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政策、可持续生计等7 类指标，m代表样本数量，ωj代表第j项指标的权重。

2.3 模型构建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后，结合调研地点的实际情况，为检验五种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政策对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的直接影响，建立模型一：

式中：SL代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H、F、P、S、N分别代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EC代表生态补偿；C代表常数项；Z代表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male（女性=0，男性=1），是否为移民搬迁户emi（否=0，是=1）；μ代表残差项。

由于生态补偿政策会影响除社会资本以外的其他四种生计资本[12]，进而对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产生间接影响，因此进一步建立模型二：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量化结果

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量化标准，可测算得到五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和可持续生计的数值，结果如表3 所示。由此可知在各类生计资本中，均值最大和最小的生计资本分别为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说明在本研究的调研区域中，自然资本相对富裕，而人力资本相对匮乏。

表3 变量量化结果

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经典的最小二乘法（OLS）忽视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等现象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回归结果的可信度，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分析，可消除回归误差序列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以及异方差的影响，避免虚假回归现象的产生[20-21]。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回归结果

由表4 可知，FGLS 回归结果的Adj-R2的值都在0.9以上，说明四个方程的检验结果都较为显著。在方程（1）～（4）中，人力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最大，其回归系数均超过0.4，说明当地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有效增强其可持续生计能力，但根据表3 所示，调研区域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五类生计资本中恰恰处于最低水平，说明当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亟待提升。金融资本对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程度仅弱于人力资本的影响，说明家庭年均现金收入、借贷情况以及政府补贴对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也具有较大影响。社会资本对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也较显著，其影响系数处于0.1～0.2之间，说明与亲戚朋友的关系、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以及参加社区组织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虽然对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但与前三类生计资本相比，其影响效果较小。生态补偿政策正向影响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说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发现现行的补偿标准远低于当地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反映出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对改善当地收入仍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同时，由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可知，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当地居民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

此外，由方程（2）和（4）可知，控制变量male与可持续生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在调研区域，男性与女性相比更能维持可持续生计能力，这主要是因为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控制变量emi与可持续生计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搬迁对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移民搬迁户在搬迁后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新环境，因此，在搬迁初期对其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负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首先，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其次，生态补偿政策正向影响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说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后，生态补偿政策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的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其对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与间接提升作用。一方面，对当地居民进行技能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其技能水平，使其可持续生计能力得到提高，逐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另一方面，定期监督检查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防止政策效果退化，使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保障了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二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由于人力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程度较大，应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际情况，培育和增殖当地居民人力资本。从发展维度来看，人力资本主要包含智力、健康和技能，应从这三个维度培育和增殖人力资本。

三是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增殖体系。优化金融扶贫系统，加强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培育，建设健康的心理，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力度，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还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