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楠 ，韦孟丹，刘七军 ，胡垚坤

（1.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中心，宁夏 银川 750021;3.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30）

2020 年年底，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圆满收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时下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巩固拓展业已取得的脱贫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但据初步摸底数据显示，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300 万存在致贫风险[1]。可见，如何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依然面临不小挑战。民族地区曾经是长期的深度贫困地区，其境内多为沟壑纵横，山、川、塬并存，沟、峁、墚相间，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发展基础十分薄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域。因此，探究该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应对之策显得尤为迫切。鉴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曾经贫困区域耦合这一视角，对其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学界也对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生态环境脆弱会促使贫困的产生[2]。二是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3]。三是生态环境脆弱会引发贫困，贫困会反作用于生态环境脆弱，即耦合关系[4-8]。在生态环境脆弱与贫困耦合关系研究方面，程宝良和高丽[4]从分布区域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定性分析，还有诸多学者从计量模型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5-8]，其多从村、县、省3 个层面出发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而从构成贫困单元个体的农户视角构建环境脆弱性指标体系尚不多见，对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问题严峻的西北民族地区的研究更少有报道。为此，选取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为研究区，在构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以宁夏“十二五”以来的相关数据为参照，运用熵值TOPSIS 模型以及耦合协调等模型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与其贫困耦合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以期从这一视角剖析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治理之策，旨在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区基本概况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总面积约6.64 万km2，位于东经104°17′～107°39′、北纬35°14′～39°23′（如图1 所示），地形南北狭长，地势南高北低。全区跨2 个温度带，包括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表征为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区、北部川区。境内生态环境脆弱，降雨稀少，年降水量为183.4～677.0 mm，蒸发很大，年蒸发量为1312～2204 mm。其中，南部地区丘陵沟壑林立，水土流失严重，阴湿寒冷。中部地区土地贫瘠，沙化严重，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蒸发量强。而宁夏中南部地区囊括8 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和1 个省级贫困区，集中于六盘山连片特殊特困地区。可见，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分布具有高度契合特征。宁夏是我国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受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使得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交织于一体。综合来看，要实现绿色发展和稳定脱贫、保持民族地区稳定，对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图1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

2.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农户居住环境脆弱的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8]。鉴于此，立足于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问题关系的研究，结合宁夏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可得性、针对性、全面性原则，构建了如表1 所示的多维度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1 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多维度评价指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好坏，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财政收支占比反映农村区域经济状况。农村总人口数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农村整半劳动人口占比和农村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指标依次反映的是农村居民的人口数量及构成、劳动力状况等特征；文化产业机构数量、每万人中学在校生数量等指标反映的是社会发展中的文化教育状况；社会发展中的医疗卫生状况则通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量、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来反映；以自来水受益村占比这一指标反映农村基础设施状况的优劣；城乡差距则是通过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占比两个指标来体现；关于自然环境中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拥有及使用情况，则是通过农业灌溉亩均耗水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等指标来体现；自然环境中的农业生态状况是通过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农村人均主要畜产品占有量两个指标予以反映；自然资源中的农业气候特征是以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雨量来反映的。

2.1.2 关于熵权TOPSIS模型

熵权TOPSIS 模型系指以熵权法确定权重为基础构建的复合模型，具有精确反映各评价方案之间差距、弥补由熵值法计算权重后根据得分进行方案优劣评价不足的优点[9]。基于此，文中关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的测度是以熵权TOPSIS 模型计算得来，通过与理想解的贴近度进行反映。其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构建由原始数据组合而成的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矩阵A=(xij)m×n。

（2）采用逆向指标测度法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得矩阵Z=(zij)m×n。

（3）信息熵赋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熵值ej与权重wj的过程如公式（1）～（3）所示。

式中：k是波尔兹曼常数，k=1/lnm。依据上述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步骤，可得出如表1 所示的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权重。

（4）创建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B=(bij)m×n=(zij)m×n×(wj)n×n。

（6）运用欧式距离计算法，得第i年的距离

（7）计算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的贴近度Qi：

式中：Qi∈[0,1]。当Qi=0 时，意味着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水平为最低，这说明农户居住的环境最优；当Qi=1时，表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水平为最高，这意味着农户居住的环境为最差。文中关于宁夏5 个地级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水平测算所需权重值均源于表1。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概念来自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15]。本文仅涉及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两个系统，其耦合关系是指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而产生的互动作用过程。则耦合度函数模型为：

式中：U1、U2分别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熵权TOPSIS 模型中的Q）和贫困性指数。贫困发生率是衡量地区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故贫困性指数选用2300 元贫困标准下的地区贫困发生率表征。C∈[0,1]，受到逆向指标测度法与宁夏贫困发生率逐年递减的影响，当C=1 时两者耦合度最小，当C=0 时两者耦合度最大。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式中：T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性的综合评价指数，a、b均取值为0.5。参考现有研究[10]，根据宁夏实际情况，将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之间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 类。进一步结合评定标准设定两系统的关系判别特征（表2）。

表2 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协调发展分类和判别标准

2.3 关于数据

文中所用数据主要源于相关年份《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年鉴》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公报》中的统计数据，部分数据根据相关文献及报道整理得来。

3 结果及分析

首先运用熵权TOPSIS 模型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的脆弱性指数进行了测度，旨在探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接着分析了宁夏农村脱贫之前的贫困现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阐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的演变规律，以下将对此分别进行分析。

3.1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时空特征

借助STATA15.0 软件手段，在熵权法计算权重的基础上再次构建加权规范矩阵，逐级将其带入公式（4）～公式（8），得到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的正负向理想解距离、贴近度以及排名。

3.1.1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的时序分析

由表3 可知，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总体呈现下降态势，由同期的0.5486 降至0.4094，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水平亦逐渐变低，这主要是宁夏农村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协同优化的结果。但2013 年和2014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值的波动较为明显，在农户居住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最低与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较低的情况下，2013 年其值居第六位，2014年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值略高于2013 年，为0.4534。为更深入探究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内在变化，文中进一步计算了三个维度特征下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其变化趋势及特征如图2 所示。

图2 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数变化特征

表3 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数正、负向理想解距离、贴近度及排名

三个维度的变化特征和总体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差异性。从经济环境视角看，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整体呈逐年下降态势，年均降幅达0.1228，其中2012—2013 年的降幅最大，其降幅为0.3595，这也许是农村恩格尔系数出现大幅下降所致。同时，2014—2015 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值却增加了0.0238，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总体不断增加的情景下，其值在下降之后于2015年又增至8.09%。从社会环境层面看，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也呈现不规则的变化态势，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曲线偏离程度较低。其中，2013 年宁夏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值为0.4471，这说明宁夏全区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程度实现最低，究其故，可能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比、农村就业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等变量的值相对较高有关。从自然环境维度分析，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的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明显呈现出不规则的变化特征，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曲线偏离程度较高，最大值为2012 年的0.5449，最小值为2018 年的0.3479，这可能缘于地区资源与气候环境脆弱所致，特别是和农户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水资源变动要素有关。从统计意义而言，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变动更多是由于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及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所导致，特别是经济维度指标的变化所起效应更甚。

3.1.2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宁夏地形分为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三大类型，加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内部差异极大，且省级时间序列的比较与市级的空间比较有所差异。因此，在对宁夏全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测算的基础上，尚需进一步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状况进行横向对比，由此要细化比较市级空间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水平。

由表4 可以看出，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值按照地形类型由小到大依次为：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南部山区，这说明从空间分布上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程度呈现出由北到南递增的趋势。其中，北部川区的银川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值为0.3852，位居宁夏5 个地级市末位，这表明银川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最低，这与其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和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值最低相关。而石嘴山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位居宁夏5 个地级市首位，其值为0.5583，这主要是其农户居住的自然环境脆弱性指数值最高所致；南部山区的固原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值为0.4992，排名位居石嘴山市之后，这一定程度上仍然表明其农户居住环境较为较脆弱，这可能与固原市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值最高有关；中部干旱区的中卫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略高于银川市，这意味着其农户居住环境水平相对而言不太脆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卫市农户居住的社会环境脆弱性指数值最低的缘故。

表4 宁夏5个地级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数正、负向理想解距离、贴近度及排名

3.2 宁夏原贫困地区的时空分析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根深蒂固，贫困治理工程需有策略地循序渐进。宁夏的扶贫始于“三西”农业建设，之后经历了“双百”扶贫攻坚阶段和“千村扶贫开发”阶段。2011 年，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颁布，宁夏的扶贫开发也随即进入了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农村扶贫成效显著。从时序上看，其绝对贫困人口由2011 年的101.5 万人到2020年的完全清零，贫困发生率亦由同期的25.5%到完全被消除，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落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空间分布上看，2018 年中卫市的贫困发生率以3.84%居于宁夏5 个地级市的首位，其值略高于固原市。但2017 年中卫市的贫困发生率低于固原市，前者为7.2%，后者则为7.69%。由此可见，中卫市和固原市的贫困发生率在宁夏相对较高，这两市依次分属宁夏的中部干旱区和南部山区。

综上基于时空视角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分布的特征分析，此二者的变化趋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与其贫困发生率均呈现出下降态势；另一方面，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与其贫困发生率在空间分布上也体现出相似性，均呈现出由北部川区到南部山区递增的特征。

3.3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基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其贫困的演变规律相似这一论述，再次通过系统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两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评定标准判定出基本发展类型。

3.3.1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变化，可清晰描述二者相互作用程度的演变。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在0.41～0.18 之间，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同时，发展类型由“过度调和贫困滞后”至“极度协调同步发展”的转变，表明了宁夏农户居住环境改善与贫困治理保持了良性互动。进一步地，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得到Pearson 相关系数值为0.7993，P值为0.0173，再次说明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表5）。

表5 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数值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双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的具体变化，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评定标准，对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贫困”双系统2011—2018年的耦合协调发展划分为如图3 所示的两个阶段。

图3 2011—2018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阶段：2011—2014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其贫困的双系统耦合度值在0.46～0.36之间，总体水平偏高，在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程度由“过度调和贫困滞后”型到“协调发展贫困滞后”型的转变。“十二五”期间，宁夏实施“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计划，政府投入大量扶贫资金用于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扶贫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好生活在不宜居住、不宜发展环境里的35 万极贫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统筹解决好就地帮扶65 万贫困农户共同脱贫致富问题。这一时期，宁夏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一优三高”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八大工程”，新建、改造农村，实现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全覆盖，农村自来水入户率、垃圾集中收集率均达到80%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省级统筹，实施重大水利骨干工程、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等，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均得到改善。在贫困治理中优化农户居住环境，在优化农户居住环境中治理贫困，耦合协调类型向“协调发展”型转变，表明宁夏开始打破“贫困—农户居住环境脆弱—贫困”的恶性循环。2013 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改革处于关键节点，宁夏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有所增加，气候环境有所改善。随之于同年国家开展了举世瞩目的精准扶贫，宁夏也将贫困治理与产业发展、异地搬迁、发展教育、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相结合。

高度耦合协调同步发展阶段：2015—2018 年。耦合度值与协调度值的大小程度发生转变，二者年均降幅均小于2011—2014 年，两系统发展类型由“协调同步发展”型过渡到“极度协调同步发展”型。自“十三五”以来，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开展“十百千万”工程和“旅游+”计划，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农村“新四通”、义务教育“全面改薄”等工程，开展“蓝天碧水·绿色城乡”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不断减少。该时间段内，脱贫攻坚持续以“输血”与“造血”并施，社保兜底范围不断拓展，实施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扶贫保”与社会救助政策的衔接。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不断减弱的同时其贫困发生率也在不断减少，二者一直属于“同步发展”类型。特别是2017 年，宁夏贫困治理已进入到更高层次的脱贫阶段，更精准地聚集在占全区贫困人口总数77.5%的“五县一片”深度贫困地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保护注入到乡村发展中，聚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以乡村振兴进一步夯实和提升脱贫成果，以脱贫成效奠基乡村振兴，2018 年实现了原50 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农户居住环境系统与贫困系统亦转变为“极度协调”型。

3.3.2 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分析

宁夏山川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差异性明显。运用ArcMap10.6 软件将5 个地级市耦合协调度的发展类型（表6）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4），从市一级角度分析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分布状况。

表6 2018年宁夏5个地级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数值

图4 2018年宁夏5个地级市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协调空间分布

高度耦合协调发展型主要分布在包括银川市、石嘴山市的北部川区，北部川区地处引黄灌区，是绿洲农区，地势平坦，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及区位优势显著，资源环境禀赋良好，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2018 年两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4 万元。区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进一步辐射，有力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改善了基础设施，增加了就业，纾解了贫困，实现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两系统的协调发展。银川市作为宁夏首府，2018 年创造了全区51.32%的生产总值，将财政支出8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实施了8 个产业扶贫项目，完成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16 个贫困村脱贫，两系统得到同步发展。但石嘴山市作为典型工业城市，农村人口、耕地面积、水资源总量较少，农业发展滞后。相对的贫困发生率仅为0.93%，贫困人口占比为2.33%，呈现出石嘴山市农户居住环境滞后的特征。

高度耦合过度调和型主要分布在宁夏中部干旱区与南部山区，包括中卫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南部地区是原来宁夏贫困治理的重点区域，该区域气象灾害频繁、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承载力差、经济发展滞后，其经济发展最大需求与农户居住环境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户未来遭受的风险冲击难以准确预测，受到适应性与抵抗风险能力的制约，未来收入水平的增减及其波动性难以估计，使脱贫农户因脆弱的居住环境未来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增，“贫困—农户居住环境脆弱—贫困”的恶性循环尚难以完全根除。2018 年中南部地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3 市农户脆弱性指数值均低于全区均值。但在脱贫攻坚的全力推进下，固原市3 个县（隆德、泾源、彭阳）的58 个贫困村销号，中卫市的42 个贫困村销号，吴忠市盐池县及25 个贫困村销号。此时农村地区“人口空心化”现象也日趋严重，城乡差距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极大限制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农户居住环境处于滞后阶段。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基于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耦合的视角，以系统耦合协调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与熵权TOPSIS 模型，在得出宁夏农户居住环境与贫困两系统演变规律相似结论的基础上，计算了耦合协调度，进一步从时空角度探析二者耦合协调状况，以此探寻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困境。结论如下：

（1）曾经的贫困区域与农户居住环境的脆弱性高度契合，由此使得该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更大挑战。

（2）民族地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分布高度重叠，导致该区域农户再次返贫的可能性依然较大，致其脱贫成果巩固面临的不确定性亦可增大。

（3）综合看，2011—2018 年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总体呈现下降、区内北部川区＞中部干旱区＞南部山区的趋势，这与贫困系统演变规律相似。

（4）从时序看，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由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向高度耦合同步发展阶段转变，历经了过度调和贫困滞后、过度调和同步发展、协调同步发展、极度协调同步发展四种类型。两系统演变规律表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会导致贫困发生，贫困也会加重农户居住环境脆弱，两系统若无法协调，将陷入恶性循环。

（5）从空间分布看，北部川区至南部山区，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由协调发展型向过度调和型转变。宁夏中南部地区贫困问题由来已久，生态承载力低，聚集着全区68.35%的少数民族人口，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交织，造成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发展与贫困治理并未协同发展。

4.2 政策建议

针对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面临的特殊困境，就如何消除这些制约瓶颈，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践行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往往是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契合当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思路，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先发展还是先环境保护”的治理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双赢路径。通过绿色手段和方式，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并重，以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成果巩固，做到产业固贫绿色化、绿色产业化[11]。同时，大力践行“两山”理念，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意识。实施发展与保护两手抓，巩固提升脱贫农户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民族地区稳定。

（2）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协同。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耦合关系朝着极度协调同步发展型演化，而乡村振兴是优化农户居住环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同步发展。一方面，通过脱贫攻坚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其治理成效直接为贫困村的振兴奠定基础，故应当吸取脱贫攻坚时期的有效治理经验，延续对相对贫困的治理，筑牢基石。另一方面，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以“二十字”方针为指导，发展农民、农业、农村，提升农民福利水平，减少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发挥乡村振兴补短板的作用，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

（3）有序引导人口转移。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贫困两系统过度调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户居住环境脆弱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的中南部地区。应重视环境保护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中，减少农民生产生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可通过“移民搬迁”等形式跳出“农户居住环境脆弱—多维贫困”的困境，也可根据北部川区、新型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序引导农村人口城镇化，合理规划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空间布局。

（4）增强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效应。研究表明宁夏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更多源于农户居住的经济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变动。需探索可持续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优化模式，助力脱贫成果稳固。为此，减弱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应当聚焦于经济环境的优化，农户个体与区域两方面并重，通过增强经济总量，发挥经济稳固脱贫成果的直接、间接效应，实现稳定脱贫。

致谢：

本文还得到宁夏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和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资助，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