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慧，邓又一

（1.新疆大学 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取得了不少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工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从1952 年的119.50 亿元增加到2019 年的317108.7 亿元。最近几年，随着低碳、绿色经济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工业产业在面临着严格的监管和强烈转型的需求下，工业生产总值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30%以上，这表明工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占据着主要地位。2017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词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全国各行各业都需要做出相应的变化，而对于长期依赖于工业生产的中国来说，工业产业的转变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最近几年，工业产业升级以及工业产业转型已成为我国的热点。与此同时，产业集聚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建立工业产业园区也成为各地工业转型和升级的有效方法。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MAR 外部性和Porter 外部性。MAR 外部性理论和Porter 外部性理论虽然在垄断和市场竞争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同类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知识、技术以及信息在产业内传播，从而形成正的外部性效应，促进地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1-2]。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的影响，且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文章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指标选取等差异，使得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已有的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线性论，部分学者认为产业专业化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内企业的沟通和交流，加快知识和技术在产业内的转移，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3-7]。然而另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表明产业专业化集聚会产生“拥塞效应”，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高昂的成本，因而抑制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8-9]。第二大类为无用论，国外作者Bautista[10]通过对墨西哥研究，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第三大类为非线性论。陈阳和唐晓华[11]、伍先福和唐峰陵[12]等学者通过一系列门槛效应的研究，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吴鹏等[13]、江瑶等[14]、郭然和原毅军[15]则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经济发展呈现“U”型关系，惠炜和韩先锋[16]通过研究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通过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而对于工业产业集聚的研究较少。然而，作为我国的主要产业，工业产业的集聚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除此之外，由于工业产业是重污染产业，对环境的影响十分恶劣，因而发挥环境规制在工业产业集聚中的作用，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然而，在外部性理论中，除了MAR 外部性和Porter 外部性，还包括了Jacobs 外部性。该理论认为相较于单一产业的集聚，不同产业间的集聚更能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基于这一理论，Frenken[17]于2007 年首次提出了产业相关多样性这一概念，其强调了拥有技术关联性的不同产业间的空间集聚。目前，Jacobs 外部性在产业集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产业多样化集聚来研究[1-2,18]，但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

通过对目前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已有文献在产业集聚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已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少。除此之外，在对产业集聚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学者只从一个角度专业化集聚或者相关多样性集聚一个角度考察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并做更加深入的研究：（1）从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相关多样性两个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对经济的影响。（2）从工业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将环境规制考虑在内，从而进行更全面的研究。（3）根据空间Moran 指数分别将城市分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城市群，并对城市如何从“一损俱损”到“荣辱与共”再到“一荣俱荣”的演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机制分析

1988 年Anselin[19]提出“任何地区的经济单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使得学者将经济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空间上。当前，对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产业布局的变动、劳动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以及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的空间流动会造成各地区经济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效应，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会对邻地的发展情况产生影响[20-21]，还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间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和地区的“示范效应”也会造成相邻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22]。因而，从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研究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需要从空间角度进行研究，需要注重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和影响。

1.2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外部性理论，按照MAR 外部性、Jacobs 外部性以及Porter 外部性，可以将产业集聚分为产业专业化集聚以及产业相关多样性。对于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因为工业产业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因而在产业专业化集聚初期，可能会由于集聚产业少、专业人才少、设施不完备、技术不成熟、管理经验不足以及污染严重等原因造成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因而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抑制作用。然而，当同类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7]，规模经济会使产业内的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招纳人才、吸引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获取先进的技术以及利用完备的产业链减少运营成本来提升专业化水平，而此时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产生的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因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由于大多数工业产业属于重污染产业，工业产业的集聚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污染集聚，加重对地区的污染。因而在考虑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的监管作用，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对于产业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不同产业间技术和知识的交流。多样性的工业产业集聚能够避免专业化到来的“认知锁定”[23]，各工业产业间可以通过相互沟通和交流，找到对各自产业更好的发展方式，进而促进工业企业的转型，并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相关多样性工业产业的集聚能够通过知识在不同产业内的传播促进技术的提升并加快技术在不同工业产业间的溢出效应，改变了工业企业的发展方式，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说，参考以往有关的研究，本文在以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式中：i、j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年份，W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研究，其中省份间的距离为欧几里得距离；Qualityit代表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向量；Xit代表的是主要解释变量向量，包括了工业产业集聚、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以及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Zit为其他控制变量向量，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ηi代表的是个体效应；μit代表的是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Quality）。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早是在2017 年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有很多，包括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由于前两种方法为人为赋权，因而主观因素较大，因此，考虑到客观性和全面性，本文参考白俊红和聂亮[24]等学者的做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SPSS 软件，从经济增长、发展动力、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成果4 个一级指标和15 个三级指标对经济高质量指标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如表1 所示。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由于各三级指标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使得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成。因而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除了数据标准化外，由于不同指标的属性并不相同，因而不同性质指标的直接加总并不能正确反映综合结果，因而本文对所有逆指标进行取倒数的处理，使得所有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力趋同[25]。

2.2.2 主要解释变量

（1）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Agg）：现有对产业专业化集聚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主要包括了赫芬达尔指数（HHI 指数）、哈莱-克依指数、行业集中度、EG 指数、区位熵指数等指数[26]。由于区位熵指数能消除地区间差异，可衡量细小地理单位上行业的集聚程度，并反映产业空间分布状[27-28]，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衡量工业产业集聚程度，公式为：

式中：eir表示i地区r产业的产值。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工业产业，因而式中的r产业为工业产业。Aggir越大，说明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

（2）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RV）：产业相关多样性最早是由Frenken[17]于2007 年提出，其通过运用熵指标方法测算RV 指数来衡量产业相关多样性。通过结合国外学者Frenken 和国内学者[29]的思路，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到我国工业部门每个二位码产业部门内的三位码产业，通过产业细分，得到更为准确的RV 指数，公式为：

式中：Pjk表示i地区第t年某二位码产业j内三位码产业k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Pij表示i地区第t年某二位码产业j内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n代表所有三位码产业数。该式为求解相关多样性指数的过渡公式。

式中：m代表所有二位码产业。RVit表示第t年i地区的产业相关多样性指数，该值越大，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越高。

根据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标准，工业产业总共包括了3 类二位码产业和41 个三位码产业。由于数据缺失等问题，本文选用26 个三位码产业进行RV指数计算。

（3）环境规制（ER）：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文献采用的是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代表的命令型环境规制。然而在2011 年，我国氮氧化物排放量首次超过二氧化硫排放量，成为我国主要污染物，因而测度氮氧化物排放量比测度二氧化硫排放量更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环境规制力度。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来衡量环境规制，即报告期氮氧化物排放量相对于上期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率，该值越大，说明氮氧化物减少值越多，环境规制力度越大。

2.2.3 其他控制变量

通过参考其他文献，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包括科技创新（Tecl），用专利申请数来表示，人力资本（hr），用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来表征，对外开放程度（Trad），用进出口总额与GDP 的比值表示。表2 列举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一些数据的缺失，经剔除后本文最终筛选出30 个省份2009—2017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和检验，对于一些缺失值的数据，采用插补法进行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wind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选择

根据LM 检验、Wald 检验、LR 检验、豪斯曼检验等一系列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选择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3.2.1 全局Moran指数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表3 展示了检验结果。由表3 可知，2009—2017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全局Moran指数取值在0.351～0.378 之间，虽然中间年份的数据存在上下波动的情况，但所有指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表现出一种空间集聚现象。

表3 2009—2017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Moran指数

3.2.2 局部Moran指数

全局Moran 指数揭示了我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然而，由于其只能测算全国平均的空间相关性，会综合各省份的正负Moran 值[30]。因此，为了准确地测算空间相关性，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局部Moran 指数进行研究，并选取3 年（2009 年、2013 年、2017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局部Moran 指数一般采用散点图来分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散点图上的信息归纳在表4 中。

表4 2009—2017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局部Moran指数

由表4 可知，局部Moran 指数一般分为四部分。其中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代表的是正向的空间自相关，高高集聚（HH）的含义是高Quality的省份被高Quality的省份所包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荣俱荣”的特征，低低集聚（LL）表示的是低Quality的省份被低Quality的省份所包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损俱损”的特征。而高低集聚（HL）和低高集聚（LH）代表的则是负向的空间自相关，其含义为高Quality的省份被低Quality的省份所包围或者低Quality的省份被高Quality的省份所包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荣辱与共”的特点。

对我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来说，处于低低集聚区域内的省份较多，这说明了我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不高，大多数省份和周边省份都呈现出较低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由表4 可以看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处在高高集聚的省份大多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处在低低集聚的省份大多位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因而，可以看出我国东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

3.2.3 实证分析

从前文的Moran 指数可知，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空间上有着显著的依赖性，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的影响，本文将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

由表5 中的空间滞后系数ρ值可以发现，ρ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各省份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性，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周边省份发展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

表5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由第（1）列的主效应可以看出，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地区高质量发展均有影响。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小于1.5641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大于1.5641 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产业专业化集聚的平均水平为1.203，小于门槛值，这说明我国产业专业化集聚整体水平偏低。除此之外，从主效应可以看出，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和环境规制的水平越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由第（2）、（3）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知，本地和邻地的产业专业化集聚、产业相关多样性以及环境规制都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邻地的产业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从总样本上看，产业相关多样性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只在本地发生作用，而不能外溢到邻近地区。除此之外，邻地的环境规制对本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邻地严格的环境规制导致了污染产业的转移，进而对其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了研究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第（4）～（6）列的研究。从表中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乘积项系数可以看出，不管是主效应还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对总样本的研究忽略了各地方的差异，因而对结果进行了中和，导致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3.2.4 异质性检验

本文在前文中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局部Moran 指数分析，将全国除西藏和港澳台以外的30 个省份划分为4 部分，分别是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以及低低集聚。地区间不同的集聚方式体现出不同的特征，高高集聚表现出“一荣俱荣”的现象，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表现出“荣辱与共”的现象，而低低集聚则表现出“一损俱损”的现象。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省的目标，“一损俱损”和“荣辱与共”的城市群如何向“一荣俱荣”城市群的转变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将根据2017 年Moran 指数对省市的划分，通过对不同城市群的研究，为不同城市群发展方式进行了探讨。表6 显示了回归结果。

由表6 可以看出，对不同的城市群，各变量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对于表现形式为“一损俱损”的城市群来说，应增加技术相关联工业产业的多样性、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大规模的招贤纳士，通过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促使技术溢出、创新和新想法的形成，进而促进城市群内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城市群应减少对外开放程度，由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国外重污染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监管而向国内转移，抑制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而对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具有调节作用，因而城市群在控制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过程中，应注重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对于表现形式为“荣辱与共”的城市群来说，应加强科技创新水平和高质量人才的招纳。对于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以及环境集聚，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高质量发展指标是一个综合指标，包含了其他信息，因而对结果进行了中和，本文将在后面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对于表现形式为“一荣俱荣”的城市群来说，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加强技术和高质量人才投入，并将环境规制的实施与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相结合，制定更为准确的措施。

表6 中的结果分别为“一损俱损”和“一荣俱荣”的城市群提出了转变和发展的方法，然而对于“荣辱与共”的城市群，结果并不能给出太多信息。因此，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各城市群应该如何转变和发展，本文根据指标构建的标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了拆分，结果如表7 所示。

表6 对不同城市群的研究

由表7 可以看出，对于低低集聚的省份，将经济重心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成果上，会更有效地促进城市群向“荣辱与共”城市群和“一荣俱荣”城市群发展，通过分析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加强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能够直接且有效地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发展动力、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成果，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环境规制，则应该找到最佳值，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高低集聚和低高集聚的城市群，加快经济增长才是促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且要从产业专业化角度促进城市群向“一荣俱荣”的城市群发展。对于高高集聚的城市群，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增长、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成果上面将更有利于城市群发展，重视产业专业化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注重环境规制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方面的调节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的发展。

表7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类研究

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所用方法和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和精准性，进行了替换控制变量、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对于控制变量的替换，本文进行了3 方面的替代：第一方面为用研发投入替代专利数的科技创新；第二方面为用替换环境规制指标，通过碳排放量与GDP 的比值来替换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第三方面为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市场，用研究生毕业人数来替换用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对于增加控制变量，增加了工业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所得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而本文所得研究结论均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检验结果将不在文中体现。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对工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一损俱损”“荣辱与共”的城市群如何向“一荣俱荣”的城市群转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1）各省份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且溢出效应为正。（2）从全国总样本来看，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以及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影响：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专业化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时，由于技术落后、制度不完善、人才缺乏等原因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当专业化集聚水平超过一定值时，由于先进的技术、技术的溢出以及人才的富裕从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线性且积极的作用。（3）根据Moran 指数对城市进行划分后，可以发现各因素对不同经济群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进行拆分后，发现以“一损俱损”和“一荣俱荣”形式存在的城市群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成果等方面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和转型，以“荣辱与共”形式存在的城市群只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和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建议：首先，促进城市间沟通和交流。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一省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的影响，还受到其他省份发展的影响。因而促进各省和各城市群之间的交流能够促进整体的发展。其次，重视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还要考虑工业产业相关多样性，各地区可以通过增加产业间相关多样性，促进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进而更有效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各城市群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对于不同的城市群，由于其周边环境存在差异，因而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的发展策略，才能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向更高形式的城市群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