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档案史丛书史料述论

2022-03-09丁海斌唐密

档案与建设 2022年1期

丁海斌唐密

摘要：对中国古代档案史丛书史料展开具体研究，有利于展现丛书史料价值的独特性。整体概述、择要介绍丛书史料，归纳得出中国古代丛书保存档案史史料的优势与局限性。谈及丛书史料应用情况，主要对丛书史料的双重属性问题和丛书史料的应用量、应用书籍以及误引书名问题做具体分析。总体来说，丛书中的档案史史料内容较丰富，价值较高，仍有较大发掘空间。

关键词：档案史；档案史史料；丛书；《四库全书》；《理会架阁札子》

分类号：K206.3；G270.9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rchival History Series in Ancient China

Ding Haibin，Tang Mi

（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

Abstract： A specific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eries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val history is conducive to show the uniqueness of the valu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eries. The overall summary， select to introduc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eries books， summed up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preserving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ncient Chinese series. Tal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er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eries，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seri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pplied books and misquoted book titl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rchival history materials in the series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high in value， an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exploration.

Keywords： Archives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rchival history；Series；Si Ku Quan Shu；Li Hui Jia Ge Zha Zi

引言

叢书将许多分散的单独文献按一定的主题、类别和体例汇集在一起，使得相关档案史史料得以集中。《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丛书中都包含有许多重要的档案史史料。丛书中的档案史史料因其版本具有一定的经典性与权威性而有较大的价值，受到档案史研究者的重视。

目前，从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学的视角来看，还没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丛书史料及其应用情况。本文旨在系统介绍丛书史料及其被应用的情况，展现丛书档案史史料价值的独特性。

1 丛书档案史史料概述

本文从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代丛书中保存的档案史史料”（以下简称“丛书档案史史料”或“丛书史料”）。从整体上说，丛书史料是一种汇集性史料，在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档案史研究中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

1.1 中国古代丛书的代表作品

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丛书肇始于南宋，《儒学警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丛书。以《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四部丛刊》等为代表，中国古代丛书收录典籍的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丰富。其中，《四库全书》共有七部，目前只有三部半（文渊阁版、文溯阁版、文津阁版和文澜阁版残存本）保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1.2 中国古代丛书保存档案史史料的优势与局限性

中国古代丛书保存档案史史料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独特的优势：

第一，原始[1]文献指引作用。丛书由各种原始文献汇集而成，其中任何一部文献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读者既可以直接阅读丛书中的相关文献，也可以以丛书为线索，查阅相关文献的原始版本及其他版本，参详互对，相互补益。

第二，具有经典性与权威性。首先，古代丛书多为官修，修书环境好；其次，丛书收录的往往都是重要典籍，抄写的底本很多都极其珍贵或已失传；再次，官修丛书中收录各书的底本抄写本都是经过严格筛选、整理而来，在翻刻各书或是抄写成书的过程中，通常需遵照相关制度、规则，这有利于对修书过程进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成书的质量。

第三，书写格式具有统一性和美观性。丛书本大多都具有书写格式统一、美观的优势。例如，清代《四库全书》书成后，因印刷全书困难和成本控制等实际问题，故用手抄，全书统一用正楷书写，且兼顾了书籍的整体排版，整洁易阅读。

但受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影响，古代丛书档案史史料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不够。大型丛书大多是官修，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巩固政权统治，往往会在收录书籍的过程中，删改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文献，从而使丛书史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四库全书》为例，在广泛征集典籍过程中，乾隆帝多次下发查办禁书的相关诏令，这无疑影响了记述档案史史料书籍的完整性。章炳麟先生感叹道：“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缪尤甚者，一切拟毁。……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2]

2 丛书史料择要介绍

丛书因有“文献汇集”之功用，所以在档案史史料方面也有文献汇集之特点。丛书史料内容较丰富，涉及档案种类、档案工作制度、档案保护、档案机构、文书归档以及档案官职等诸多方面。

2.1 档案种类

在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关于盟誓档案的记载较为详细。例如，《礼记注疏·曲礼下》记载：“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3]这是一条关于盟誓档案的史料，说明先秦时期盟誓档案的一系列形成步骤和古人非常重视对誓言的遵守。该条史料不仅可以说明盟誓过程的完整性和正式性，还可以作为盟誓档案形成的参考依据。

宋代，曾作为地方令长的李元弼，将当时的县政治理内容和自己的经验总结进行整理，撰著《作邑自箴》。该书对宋代地方政府的文书工作记载颇多，是研究古代县级档案与档案管理不可多得的档案史史料。如《作邑自箴·处事》载：“诸色公人，各子细供家状一本，置簿抄上。贴司召主户三人。保有行止。立籍。”[4]这是一条关于人事档案的史料，载明县官是通过家状来知悉其属下详细出身和相关背景，为宋代时期家状属于人事档案这一史实提供了凭证。又如《作邑自箴·处事》记述：“图子以色牌子别之，谓高以朱，平以肉红，低以青，平以黄，下以碧。”[5]这是一条关于地图档案的史料，说明不同颜色可标识地形的高平低下情况。该史料说明宋代地图档案已发展到一定水平。

2.2 档案工作制度

整理制度、保管制度和借阅制度等相关档案工作制度在《作邑自箴》“处事”与“规矩”中均有具体记载。如“处事”中记载：“诸案架阁文字，外封上题写架阁人吏姓名，花字押。应点数敕书，逐一以案卷勘对，遂无漏落。”[6]意为，架阁库保存档案的外封皮上有明显的责任者标识，明确保管责任，并且还要清点、核对档案，确保没有遗漏。这一系列步骤环环相扣，说明当时的档案整理制度较为完善，其可作为证明宋代架阁库档案整理制度发展成熟化的凭证。如《作邑自箴·规矩》载：“内已绝者，即时封印，付架阁司入历收系，类聚呈覆入库。”[7]意为，文书在完成其现时效用后，要立即封印，交付架阁司，分类整理好进入架阁库。又如《作邑自箴·规矩》记：“合要敕条并架阁文字，照使并先具状，经官员判押，付主管人上簿讫，方得借出，依限催纳入库，不得衷私借出。”[8]表明，当时的档案借阅是要经过具状、判押、上簿讫这些规定流程，并且明确不能因其他私人原因借出档案。

此外，关于正、副本制度的档案史史料在《三国志》中亦有涉及。以殿本为底本的《三国志》，其四库全书本最为有名。刘奉文评价说：“研究清代乃至整个《三国志》的版本体系，殿版《三国志》不可逾越。”[9]如“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10]这一条是关于诏令收藏的史料，意在说明曹丕颁布后妃不必一同殉葬的诏令制成了多个版本，可为考证魏国时期正、副本文书是分别收藏方式提供依据。

2.3 档案保护

《南宋馆阁录》流传的版本不多，四库本算是其中值得一阅的书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档案曝晒工序，以及从档案书写直至入柜的规定等相关史料都蕴含着档案保护意识。如《南宋馆阁录·故宝》记载，“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11]。文中记载，曝晒工序涉及图画、名贤墨迹等，且强调曝晒过程中有专门的官吏看管，可为南宋时期曝晒涉及的档案种类和曝晒实行过程中监管等事项提供佐证材料。又如《南宋馆阁录·储藏》四库本记述，“旧制，秘阁书用药黄纸栏界书写，用黄绫一样装背，碧绫面，签黄绢，垂签，编排成帙，及用黄罗夹，复檀香字号牌子，入柜”[12]。说明宋代秘阁对书籍从书写到入柜这一过程有严格规定。用药黄纸书写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避虫的作用，有利于档案保存；黄绫装背一般是宫廷才能使用。该史料可作为宋代秘阁在书籍管理全过程中处处体现保护意识的参考依据。

2.4 档案机构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的宋刻本大致可分为两种，即宋本甲[13]和宋本乙[14]，本文所用的是四部丛刊本（简称“刊本”），根据宋本乙影印而来。傅增湘曾评价宋本乙“字体方峭俊丽，是建本之佳者”。[15]但刊本与宋本乙有所不同，其增加了卷八缺失的十篇四六文，且这些四六文是根据明刻徽本进行补充的，卷末还附有张文济“跋”，[16]故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该书中有关架阁库的档案史史料记载内容比较丰富。谈及架阁库工作环境时，《梅亭先生四六标准·除架阁谢五府台谏侍从》中写道：“拔之輶轩咨度之余；付以桉牍文书之寄。开门罗雀，得鼷鼠不食之仓；充栋汗牛，皆雁鹜所之纸。或容暇日，稍理陈编。此流俗所谓寂寞之滨。”[17]本条史料意指档案保管场所清幽和档案工作人员工作清闲。该史料可作为了解架阁库工作环境及其官员工作忙闲程度的重要线索。其中还有关于架阁官员的描述：“温寻宿学，讨理初心”[18]“士當利吾器以俟时，上亦溉其根而食实”，[19]两句文字中提及架阁官在其清闲的文档管理工作中能够有更多增益自己的机会和精力。该史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架阁官这一官职。

2.5 文书归档

慕容彦逢撰《摛文堂集》目前存有两个版本，其一为四库全书本，其二为常州先哲遗书本。从版本上讲，四库本是被并入遗书本中的，故四库全书本意义更大。其中关于“文书归档”的相关史料尤其经典，如《摛文堂集》卷十《理会架阁札子》记：“应令逐案承受文字，己结绝及无行遣，限三日发送上簿，接续结押。”[20]意为，文书处理程序完毕并且无行政使用需求的文书，要在三日内呈送上去，还要做陆续的清理工作。该史料可以作为慕容彦逢对文书归档工作提出详细的建议并且上书于朝廷的佐证材料。

2.6 档案官职

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载述两晋历史，内容详尽，大量与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诏令、奏疏等都有收录，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当时流佈最广的监本、汲本等文本不佳，而推崇宋本。”[21]虽以监本为底本的库本质量有待斟酌，但也可以用作《晋书》版本研究的重要材料。《晋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职官》记载：“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而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各有其任。”[22]这一条史料说明尚书是主管收发文书并保管图籍的官职。

《钦定历代职官表》一书是清代四库馆臣奉乾隆帝上谕编撰而成，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官制沿革变迁的通史性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钦定历代职官表·文渊阁阁职》记载：“以科甲出身之满洲汉人内阁学士，内班出身之满洲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汉人詹事、少詹事、读讲学士等官，兼充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23]这条史料说明文渊阁有官员具体负责图书管理，可作为了解文渊阁档案官员出身与具体职责的佐证材料。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中关于档案官员选任的史料不在少数。例如，四部丛刊本卷十九《代会曾架阁（准）》中记载：“身才趋于幕府，名益震于京师，朝方虛掌故之员，人皆有欲炙之色。下交章而荐祢，上弄印以授尧。群无留良，众乃退听。”[24]这条史料引用汉代刘邦任命赵尧为御史大夫的故事，说明朝廷在架阁库官员任命上遵循“举贤任能”的标准。

3 丛书史料的应用

3.1 丛书史料的双重属性问题

若丛书本中涉及档案史史料，并且记载档案史史料的该书籍也同时有尚在流传的单行本，那么，该丛书史料在形式上则具有丛书本和单行本的双重属性。把握好这个问题，有利于理清丛书本研究的特殊意义。例如《晋书》四库本可以作为该书整个版本体系研究的补充材料；《钦定历代职官表》是由四库馆臣编撰而成，那么其丛书本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3.2 丛书史料的应用量、应用书籍和误引书名问题

丛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应用量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古代丛书收录的著作若有多个流传版本，研究者在引用史料时，倾向于第一手版本，即原始文献；另一方面，因古代思想专制和印刷技术限制，“大块头”丛书往往发行量极少，且官修丛书仅为帝王或部分官僚知识分子可见。另外，研究者自身在引用档案史史料时没有写明书籍版本信息或进行规范注释，无法准确判断其是否为丛书版本。

研究者直接对丛书史料进行应用主要集中在《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这几部丛书上。如丁海斌《论〈周礼〉记载的行政管理文书与档案》[25]《论〈周礼〉中记载的档案工作的制度》[26]《论〈周礼〉记载官方迷信活动的文件、档案》[27]等相关文章中均应用了四部备要本《周礼》的档案史史料。赵彦昌著《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28]，赵彦昌、戴喜梅著《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29]等相关著作中大量引用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收录的《周礼》《礼记》中的档案史史料。万恩德《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30]学位论文中主要引用《续修四库全书》“职官类”中的《作邑自箴》、“别集类”《摛文堂集》（万恩德论文中，所做脚注将“摛”作“摘”）以及《四部丛刊续编》丛书中《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容斋随笔》中的部分档案史史料。

笔者发现，有些研究者在参考应用具体的档案史史料时，曾出现误引书名等情况。万恩德在其《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论文第44页中引用“宋有‘三日归档说’”史料时，该处所做的注释为“（宋）慕容彦逢.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摘文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16.”经考证，万恩德对该处档案史史料的参考文献书名引用有误，“摘文堂集”应为“摛文堂集”。

综上，丛书档案史史料内容较丰富，价值较高，但仍有较大的发掘空间。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发掘或是应用丛书史料的过程中，也要做到仔细查考，避免误用。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档案史史料学”（项目编号：19BTQ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此处的“原始”在本文中特指“档案史史料的原始出处或来源”。

[2]章炳麟.章太炎全集 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23.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 3 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2741.

[4][5][6][7][8]（宋）李元弼撰.四部丛刊续编：作邑自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27，8，15，42，43.

[9]刘奉文.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01）：39-43.

[10]（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钦定四库全书：三国志·魏志卷二[M].抄本：27a.

[11]（宋）陳骙撰，钦定四库全书：南宋馆阁录·卷六[M].抄本：8a+8b.

[12]（宋）陈骙撰，钦定四库全书：南宋馆阁录·卷三[M].抄本：3b.

[13]即国家图书馆藏《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四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