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梓良，姚春敏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 太原 030031)

泽潞商人是指山西东南部的泽州(今晋城)和潞州(今长治)一带借经营盐铁、丝绸等物起家的商人群体。(1)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关于泽潞商人和商帮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有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孙宏波、高春平：《晋商劲旅泽潞帮》，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段建宏：《泽潞商人·戏台·地域社会》，《前沿》2009年第3期；张林峰：《明清泽潞商人与晋东南茶路及茶叶消费》，《农业考古》2017年第5期；段建宏、孔雨薇：《明清泽潞商帮宗族的物质层面建设》，《长治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赵艳霞、刘芸飞：《明清泽潞商帮宗族的精神构建》，《长治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陈华、王鑫方：《从具象到意象：明清泽潞地区铁器的文化分析》，《长治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部分以泽潞商人、商帮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早在明代，“山西泽、潞一带，商人力量已经十分强大”(2)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和沈思孝《晋录》均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3)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页；沈思孝：《晋录》，见曹溶辑，陶樾增订：《学海类编》第十册，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5932页。万历《泽州志》亦记载：“以故逐末者多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冶铸煮盐，家累巨万而不置立锥之地。”(4)傅淑训重修，郑际明续修，马甫平点校：万历《泽州志》(中)，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泽潞商人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盐商又是泽潞商人的主体之一。

晋城市泽州县大箕镇秋木山庄(5)秋木山庄所在地旧称“楸木窊”等，现多称为“楸木洼”“秋木洼”，其山庄现多称之为“秋木山庄”。的王氏家族是泽潞商人群体的典型代表，以盐业经营为主。泽州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传说故事，在方志、碑刻、奏议、诗文中也有大量关于其家族人物的记载，泽州县大箕镇的秋木洼和南沟两村还留有秋木山庄遗址和秋木王氏家族墓地。此外，在当地传说中，秋木王氏家族与“王泰来”经常联系在一起，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又较为模糊。(6)关于泽商秋木王氏家族和“王泰来”的相关资料广泛存在于《山西通志》《泽州府志》《凤台县志》《凤台县续志》《山东盐法志》《长芦盐法志》《续陕西通志稿》等方志和当地的诰命碑、神道碑、禄位碑、功德碑、墓志、墓表等石刻遗存之中，另有奏折疏议、笔记文集、楹联匾额等，共同构成了承载秋木王氏家族历史的文献基础。此外，还有秋木山庄遗址、秋木王氏家族墓地等实物留存。被称为王氏故居的秋木山庄位于泽州县大箕镇西北，泽州名山晋普山东麓，遗址包括老庄(庄讫圈)、接官厅、中堡、南城、祠堂、花园、鱼池等，主要为明清民居建筑。除文献和实物留存外，据说河南还有“王泰来”故事改编成的道情、坠子戏等。秋木王氏与“王泰来”所指是否相同？“王泰来”是商人还是商号？是“王泰来”还是“王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和“王泰来”传说，近些年已出现一批研究成果，但大多是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或是在讲述晋商发展历程时有所提及，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则较为少见。现有成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刘国亮编著的《泽州巨商王泰来》，该书是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所编晋商资料汇编的最新成果之一，也是刘老师研究“王泰来”问题十多年的心血结晶，在他看来，“王泰来”就是泽商秋木王氏家族中王自振一支的代称。(7)参见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刘国亮编著：《泽州巨商王泰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刘国亮在对秋木王氏家族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从碑刻、奏折疏议、诗文楹匾等方面分别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与汇编，并附有“秋木王氏年谱”，对学界研究泽商秋木王氏和“王泰来”传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荣国庆的《泽州商人王廷扬行状及家世考》则对秋木王氏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王廷扬进行了深入的考述和学术性讨论。(8)荣国庆：《泽州商人王廷扬行状及家世考》，《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王廷扬一家与“王泰来”似乎并无关联，关于此点，笔者以为有待商榷。此外，关于泽商秋木王氏家族或“王泰来”传说的讨论还散见于有关晋商研究的部分论著中，如《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9)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舒《清代盐商朱立基案》(10)张舒：《清代盐商朱立基案》，《沧桑》2008年第2期。、吴香玲《明清时期长芦的晋商》(11)吴香玲：《明清时期长芦的晋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柴志峰《雍正时期山西泽州事件探析》(12)柴志峰：《雍正时期山西泽州事件探析》，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以及专门针对王氏家族成员王廷抡所著《临汀考言》的研究(13)有关王廷抡《临汀考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为黄洁琼：《王廷抡〈临汀考言〉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龙岩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还有不少成果是由晋城地方学者完成的，多为掌故搜集或资料整理，如乔欣《富可敌国——王泰来》(14)参见乔欣主编：《历史名人与泽州 英才·商贾·义士·释道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146页。、申军生《王廷扬修路筑城》(15)参见申军生主编：《城区史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3—155页。、王丽《商界巨鳄王太来》(16)参见王丽主编：《泽州史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5—268页。、秦海轩《晋城人物传》(17)参见秦海轩主编：《晋城人物传》，晋城：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2011年，第127—128、131—135页。以及王国瑞关于泽州民俗的研究等。(18)伴随着新媒体的盛行，许多地方学者将对于秋木王氏家族和“王泰来”的研究所得发表在博客、公众号等平台，对这一问题的宣传、讨论与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近年来当地还成立了“泽州王泰来文化研究会”，得到了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的支持，“王泰来”研究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此外，还有朱廷礼所著《晋商先驱王泰来传》(19)朱廷礼：《晋商先驱王泰来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属文学类作品。

总之，关于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研究还有待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在笔者看来，众说纷纭的传说与记载之下，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清代地方豪贾权力话语建设的问题。故本文将以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为例，具体论述它是如何构建地方权力话语并使其在传说中保持旺盛生命力直到如今的，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概述

作为研究的前提，我们首先要对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及其与“王泰来”传说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清理，尽管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者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但大多并未厘清各条材料之间的具体联系，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这些关键史料进行一次细致梳理。

(一)秋木王氏与“王泰来”传说

考之文献，《长芦盐法志》记载：“惟永庆、泰来、存源、天锡、庆余之各大店旧系按季自交，然自十二年拖欠至今。”(20)黄掌纶等纂修：《长芦盐法志》卷十一，嘉庆十年(1805)刻本，第二十一叶。乾隆《天津县志》记载：“雍正九年……商人金义、泰来号捐银四十两。”(21)张志奇、朱奎扬、吴廷华等纂修：乾隆《天津县志》卷八，乾隆四年(1739)刻本，第十二叶。《山东盐法志·商政》中“商纲”一项后有“附注：引商招自远方，世代相传已久……计纲一十有四。晋泽纲、同仁纲……京浙纲、泰来纲”。而“商目”一项后则有“附注：纲必有目，多寡不等……又王弘基、范吉、李椿，已上三十六名属泰来纲。”(22)莽鹄立、常巖立等纂修：《山东盐法志》卷七，雍正年间刻本，第一至七叶。。张泰交《批卫源等公呈》记载：“长芦运司商人卫源、王瑞、孙观、杜日升、王泰来、金义、张行等一百零三名……”(23)张泰交：《批卫源等公呈》，《受祜堂集》卷四《视鹾》，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这些关于“泰来”“泰来号”“泰来纲”“王泰来”的记载，包含了商号、商纲等，大多与盐商有关。

另据河南河北总兵官纪成斌写给雍正的奏折可知：“泽州民王泰来家人靳广，因伊主待伊刻薄，纠合魏姓义子并家人陈桂及拳徒焦养禄等二十余人在大箕村聚众，欲打劫王泰来家，复纠合泰来不知姓名家人入伙。”(24)纪成斌：雍正五年(1727)七月初八日《河南河北总兵纪成斌奏报山西泽州拳徒起衅情由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由奏折所述事件可知，“王泰来”为泽州民，而靳广则是其家仆。

对于同一事件，高成龄等的奏折中则记有：“臣等伏查首恶靳广既系王廷扬家人……查靳广住居王廷扬家内，住房五间。”(25)高成龄、蒋泂：《奏散布伪劄犯口供折》，见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9—42页。由此可知，王廷扬与“王泰来”所指相同。

又据清人萧奭《永宪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八月“候补道员王廷扬捐银八万两，长芦盐商王太来捐银十万两，俱以一等议叙。廷扬子鋂(镅)授一品荫生。廷扬泽州人，富甲山右，康熙六十年曾助饷二十万，自运军前。太来其懋迁之字号，各处有之。”(26)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页。笔者以为，《永宪录》分别罗列“候补道员王廷扬捐银八万两”“长芦盐商王太来捐银十万两”，是为了区分王廷扬作为官员的个人捐银和其家族商号的集体捐银，毕竟秋木王氏乃亦商亦官的家族，还是需要有所区分的。而结合《永宪录》所记内容的语序逻辑亦可知，“太来其懋迁之字号”中的“其”指的应是王廷扬家族。由此可知，“王太来”是泽州王廷扬家族行商的字号或代称。

通过上述资料可知，“王泰来”和“王太来”指的均是泽州商人王廷扬所在的秋木王氏家族，而王家经商的盐引名则为“王克大”。据载，雍正年间陈时夏奏长芦办课商人优劣名单中，殷实良商按期办课第一名即“王克大”，其后标注“王克大即王廷扬之引名”。(27)陈时夏：《长芦运史陈时夏奏呈长芦办课商人优劣名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十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6页。此引名王氏一族历代沿用，如：“案查原任延绥道王镗，引名王克大，有常茂号盐业，行运河南之安阳、林县二处引盐。”(28)高诚：乾隆二十九年(1764)七月初九日《长芦盐政高诚为筹办王镗常茂号盐业完帑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编：《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具呈长芦商人王克大本名王朴……曾祖山东盐法道王廷抡，伯祖户部左侍郎王钧，祖陕西延榆绥道王镗，世受国恩，叠邀宠眷……”(29)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十二日《长芦商人王朴为盐商查奕茂霸公勒私事呈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编：《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5页。

综上并参考刘国亮等多年的研究成果，可基本判定：“王泰来”不是一个人，而是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代称。泽商秋木王氏家族依靠盐铁起家，进行盐铁茶马贸易，特别是长芦盐贸易，成为当地显赫一时的商业大族；其拥有商号“泰(太)来号”“常茂号”，还曾代办清内务府“永庆号”，经商时曾用名“王泰(太)来”，盐引名为“王克大”。其商业兴起于明末，在清康雍年间达到顶峰，后渐衰落。(30)从王国宾算起，泽州王氏家族主要分为两支，即王自芳一支和王自振一支。据统计，该家族在方志中有传者约有十人，分别是王自振、王璇、王珣、王廷抡、王廷抡侧室王王氏、王廷扬、王钧、王镗、王镠、王栻。刘国亮认为：“王自振这一支就是人们所说的王泰来。”在他看来，“王泰来家族，创业于明末，鼎盛于康雍，衰落于乾隆初期，苟延至嘉庆中晚。前后达200年左右时间。先后经营铁冶、盐业及茶马贸易，尤以盐业经营为主。主要经营长芦盐，一度经营解盐。其商号先后有泰(太)来号和常茂号，并曾代营清廷内务府之永庆号。经商用名为王泰(太)来，盐引名为王克大。销地主要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部分地区。”参见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刘国亮编著：《泽州巨商王泰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第3—4页。其实，“泰来”或“太来”都是古代比较常见的商号名，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很可能也只是众多“泰(太)来号”之一，且这类商号并不排除存在传承沿用的情况。因而“泰(太)来”这一商号名在秋木王氏家族使用之前和之后都时有出现。

(二)亦商亦官的秋木王氏家族

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是典型的亦商亦官模式，家族的领头人既经商也做官，当然其官职基本都是捐纳所得。笔者在此对秋木王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号、生卒年、官职履历等信息进行了汇集，详见表1。

表1 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代表人物基本情况介绍表(31)此表是在刘国亮《泽州巨商王泰来》中“王泰来家族世系”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

通过表1，可以对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为下文的论述与分析提供便利。

二、秋木王氏家族的地方权力话语建设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清代地方豪贾的印象多为急公好义、经世济民，久而久之渐成一种脸谱化形象。然而笔者以为，这些绅商豪贾的言行往往是其进行地方权力话语建设的表现，他们试图通过多种渠道建立家族在地方社会的话语权力。作为清代泽州地方豪贾的典型代表，秋木王氏家族的地方权力话语建设卓有成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破除以往人们对清代地方豪贾的符号化刻板印象。

(一)经营有道：财富的积累

善于商业经营，进行财富积累，是掌握地方权力话语的第一步。通过经营，秋木王氏家族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为后续的权力话语建设打好了物质基础。士绅正是因为有了商业资产的支持，才能“在赈济、公共工程的修建等事务中游刃有余”(32)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2页。。刘国亮认为，“真正开创王氏商业百年基业的，是王国宾的次子王自振”，秋木王氏家族从王自振开始，逐渐立定了根基，其后在王廷扬时“将秋木王氏商业帝国推向鼎盛”。(33)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刘国亮编著：《泽州巨商王泰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第4页。雍正三年(1725)长芦盐政莽鹄立奏王廷扬情愿捐修海庙事，其中记有“王廷扬系长芦殷实良商”。(34)莽鹄立：雍正三年(1725)八月二十二日《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奏太仆寺少卿王廷扬情愿捐修海庙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1页。此外，后人王镗还曾与西番互市，“王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官方招商承办茶马贸易的商人”(35)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刘国亮编著：《泽州巨商王泰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9年，第5页。。上述这些都体现出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经营有道和致富有方。

(二)亦商亦官：朝廷的认可

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秋木王氏家族又通过为官、助饷以及与官员结交的方式使其“官方性”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在地方民众眼中，秋木王氏的所言所行便好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地位普遍较低，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位于最末。但到了明代中叶，“因为有些商人得以进入士绅的圈子，而有些士绅又接纳他们……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36)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3—244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家族成员通过科举或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其家族的性质也逐渐由纯粹的商人变成了亦商亦官的地方大族。“在18世纪许多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地方上大家族的社会策略，不再单一投注于商业或科举，而多是两者兼重，所以务商而成功者必鼓励其子弟走上仕途，而士绅家庭中也通常不乏务商之成员。”(37)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考诸史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陈廷敬的先祖便靠制铁、贩运铁货而致富。(38)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1页。这种亦商亦官的模式，使得商人家族在地方的权力话语中带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其行动和语言也仿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地方豪贾通过这样的方式巩固了其权力话语的权威性和正统性。

具体而言，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中，王廷抡、王廷扬、王钧、王镗、王镠都是典型的商官双重身份，他们大多既是维持家族商业运转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有捐纳所得的官职。秋木王氏数代皆有从政经历，且不止一次封赠祖上，如方志中记载王自振“子若孙咸贵显，累赠光禄大夫”(39)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5页。据统计，王氏一族入祀乡贤者四人，入祀名宦者三人，有六人被授予或封赠为一品光禄大夫，故其家族也有“累代一品”之称。；再如王廷抡于汀州知府任上“修文庙、置学田、浚城河”(40)曾国荃、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乡贤录十八》，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三十一叶。，多有善政，其任山东盐法道时曾“三摄臬篆，昭雪沉冤”(41)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6页。，可谓政绩卓著。王钧是王廷抡长子，曾开浚西湖，在浙江盐运司副使任上遇“宁、姚诸县海潮被灾，钧请于盐院，奉免未完场课数十万”(42)曾国荃、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乡贤录十九》，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十一叶。。他还捐资置槥，收掩浮骸，招徕流亡，轸恤民众。由于钱塘江风涛最险，王钧曾“捐造船七只，征募水手管驾，分泊沿江险要之处，令其瞭望救援，按查所拯人数分别给赏”(43)王钧：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二十二日《工部左侍郎王钧奏请敕谕浙江督抚照京口之例将救生船只修造工费岁底报部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95—596页。。王钧为官颇有口碑，入传《杭州府志·名宦》。王钧之弟王镗为官判事明决，持躬谦谨，曾率数骑携帐察看民情，问百姓之疾苦，入传《陕西通志·名宦》。王廷扬之子王镠做官也很公正，时称明允。

助饷也是地方豪贾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方式。秋木王氏家族曾多次助饷出资，支援前线。方志记载，王廷扬曾“在长芦捐银十万两，佽佐军需”(44)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二，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第四十七至四十八叶。。《永宪录》记载，王廷扬“康熙六十年曾助饷二十万。自运军前”(45)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页。。他协理边饷，转馈数千里，“先后捐赈、助饷，至数十巨万”(46)曾国荃、王轩、杨笃等纂修：《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乡贤录十八》，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三十一叶。。《金川纪略》记有王镗、王镠捐资助饷事：“又奏泽州府绅士王镠等愿捐钱十万两……又奏派山西原任刑部郎中王镗、内阁中书范清注办理米石，外王镗捐银十五万两，清注捐银二十万两，今续交晋库。镗，钧之弟。”(47)程穆衡：《金川纪略》卷二，见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四十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70页。由此可见，秋木王氏家族曾数次助饷，且是“出家财助饷”，并多次亲自督饷。助饷出资拉近了秋木王氏与朝廷的关系，对其地方权力话语建设可谓作用甚大。

此外，与官员的深度结交也会让这些商人家族与朝廷的关系更近一步。15、16世纪以来，许多“士”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来的”，因而“16世纪以后著名文士学人的文集中充满了商人的墓志铭、传记、寿序”。(48)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秋木王氏家族虽说多是捐纳得官，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排挤，与很多同僚都有不浅的交情，从相互联姻到撰写墓志，可谓相交甚密。秋木王氏家族曾与大学士陈廷敬家族联姻，陈廷敬的次子陈豫朋娶了王璇的长女。陈廷敬在《封户部河南司郎中在只王公墓志铭》中记：“昔我先公为仲孙豫朋择妇于里中，得公长女……女适甲戌进士巩昌府抚民同知陈豫朋，余之仲子，即前所谓择妇而得公女者也。”(49)陈廷敬著，王道成点校：《午亭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42—643页。而秋木王氏家族成员墓志、墓表的撰写人也多为高官文士：王璇、王珣墓志均由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撰写，王钧墓表由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史贻直撰写，王镠墓志由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嘉淦撰写，王镗墓志由“乾嘉三大家”之一蒋士铨撰写，王璇的墓表则由清代文学家曾任太仆寺少卿严虞惇撰写。如此阵容，着实非比寻常。秋木王氏家族在官场上还广交友朋，其中既有朝中大员，也有地方官吏，既有李卫、陈廷敬、孙嘉淦这样的股肱之臣，也有泽州知府朱樟(50)朱樟曾数次来到王家在南村的府第作客赏游，留下了《南村王涵紫员外招游亭林赏海棠次穆门韵》《文官果试花予目所未睹也南村王园见之赋三绝句寄涵紫员外》等诗作。、泽州知州佟国珑(51)佟国珑作有《秋木王氏城东修路记》，记载秋木王氏家族成员的善行义举。这样的地方官员。

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通过为官、助饷、结交等方式，不断增加家族的官方色彩，久而久之，地方民众便会不自觉地认为亦商亦官的秋木王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三)出版刊印：文化的打造

权力的把控很多时候是基于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打造文化形象也是地方豪贾权力话语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秋木王氏家族在科举上颇不顺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喜欢和开展文化事业。王氏家族在出版刊印方面兴趣极浓。具体而言，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廷抡于汀州府校印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并为之作跋。据王廷抡《池北偶谈·跋》：“工始于康熙庚辰五月，至今年辛巳二月止书成。”(52)王廷抡：《池北偶谈·跋》，见王士祯：《池北偶谈》，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王廷抡还撰有《临汀考言》，其中包含他的碑记、诗作等，其“诗文清简，如张伯雨、孙太初”(53)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5页。，并由福建督学汪薇和江苏巡抚宋荦为之撰序。《临汀考言》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是研究福建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之一。再有，王廷扬曾助刻“吴中四才子”之一计东的遗著《改亭集》，并撰《改亭集序》。(5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8页。其中载：“《改亭诗集》六卷、《文集》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计东撰……康熙癸酉，宋荦巡抚苏州，为刻其文集。其诗集则刻于戊子，王廷扬所助成也。”王廷扬生前还有志重刊元初名儒郝经的《郝文忠公陵川集》，后其子王镠承先人之志，校勘重印之，阅三月而告竣，并作有后序，为这一经典的流传作了重要贡献。(5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别集类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2页。其中载：“《陵川集》三十九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郝经撰……乾隆戊午，凤台王镠始校刊之。而摭诸书之有涉于经者，别为《附录》一卷，缀之于末。其志传、行状、官诰、劄咨及元、明人原序，皆仍旧刻冠于首。今所行者皆镠此本云。”秋木王氏的后人王栻也曾著有《秋风楼吟草》。(56)张贻琯、陈继三等纂修：《凤台县续志》卷三《文苑》，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六叶。因此，文化形象的打造是秋木王氏家族权力话语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泽被乡里：地方的声望

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成员不仅在为官期间于任职之地修缮建设，在家乡泽州更是广行义举。秋木王氏一连几代人修庙铺路，赈济灾民，蒋士铨曾言：“慕义急公之诚，屡邀朝廷嘉许者，惟泽州王氏。”(57)蒋士铨：《延榆绥道春融王公墓志铭》，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95页。明清时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兴起和士绅阶层内部的分化，商人也积极投身于地方事务，跻身于地方权力网络，与士绅共同分享着权力空间”(58)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0-261页。。伴随着商人家族的加入，传统乡村的基层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秩序也在发生变化。(59)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7页。作为地方豪贾，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也是所谓权力话语真正扎根的地方。所以，通过在家乡的善行义举来提高其在地方社会的声望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举例言之，康熙三十年(1691)泽州蝗灾，王璇“输钱数十万令捕瘗之。饥复赈给，人多赖以生”。除赈饥外，王璇还曾修太行古道，据方志记载：“太行，古隘道也，行旅苦崎险。璇谓：‘特无平之者耳，何愁行路难哉！’倾资筑成广坦大衢者百二十里而遥，费不訾而愿力绝殊。”(60)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5页。陈廷敬在王璇的墓志中对其赈灾修路之事大加赞扬，泽州知州佟国珑亦作《秋木王氏城东修路记》以记其事，清代诗人张九钺则作诗赞曰：“谁凿千年险，吾思光禄才。”(61)张九钺：《下羊肠坂二首》，见张九钺撰，雷磊校点：《陶园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496页。严虞惇在《封光禄大夫王君墓表》中也记载了王璇不求名利之事：“君出财贮谷数千石于官，州守欲上其事于朝。君曰：‘吾为救荒计，非邀誉也，请急散之。’由是全活者无算。”(62)严虞惇：《封光禄大夫王君墓表》，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一七七册《严太仆先生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秋木王氏家族还修缮了州城东抵界牌岭的红胶泥路，从王璇开始，历两代三人，终在王廷扬时修成，绵亘六十余里，此事在佟国珑《秋木王氏城东修路记》中记载颇详。(63)佟国珑：《秋木王氏城东修路记》，见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9—900页。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泽州北城楼，王廷扬与亲旧辈二十余人争自书名于簿，捐银三千四百两。(64)王廷扬：《重修泽州城楼碑记》，见林荔、姚学甲等纂修：《凤台县志》卷十六《艺文》，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二九至三十叶。泽州大旱时，王廷扬“运谷数千石散给，贫乏乡邻则计口授资，俾谋生以保全之，温纶嘉予，奖以‘义高北岳’四字。雍正元年，太原等郡饥，廷扬复蠲银八万助赈”(65)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6页。。王廷扬死后，泽州人感其居乡多义举，立祠祀之。其子王镠居乡也多善行，“境内岁歉，出粟平价以粜。邻村西峪被水，为死者掩胔骼，于生者煮粥给食。亲友有逋负，代偿至数千金。其他助友睦邻，好义乐施，不可殚述”(66)林荔、姚学甲等纂修：《凤台县志》卷九《孝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第十七叶。。他还曾于乾隆三年(1738)独修珏山，“余因独立担承，估计工费若干，悉索囊橐，不累十方一钱一粟。鸠工庀材，经始于暮春，告竣于仲秋”(67)刘泽民、李玉明主编，王丽分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上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除任职之处和家乡外，秋木王氏家族的善行义举还散见于省外多地，如《沙河县志》载：“雍正间，泽州王公少农钧，郎官镠、镗昆季过此，恻然念之，遂解橐捐赀，于道之两旁，植树八百余株。”(68)杜灏纂修：乾隆《沙河县志》卷末《荟纪》，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第二十二叶。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逐步将自己的地方权力话语建立起来，成为当地颇具声望的豪贾大族。

(五)君恩圣训：与皇权的关联

如果仅仅是上述因素，还不能完全展现秋木王氏家族权力话语建设的全部。作为地方豪贾，即便在泽州一带声望甚佳，但毕竟局限一隅。笔者以为，与皇权的关联才是让秋木王氏家族在地方权力话语建设中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

通过搜检资料可知，秋木王氏家族曾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关注，其间既有赞许，也有体恤，君恩圣训伴随着秋木王氏的起起伏伏。首先是来自皇帝的赞许，几位皇帝对其家族成员多有称赞和认可。康熙第五次南巡期间，曾御赐山东盐道王廷抡诗两首。(69)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3页。其中记有：“赐山东盐道臣王廷抡《南巡舟行会通河，杂咏四首之一》：‘迟日烟云静，芳春膏泽多。时旸时雨望，祝稔并祥和。’《插花瓶诗》：‘香泉一勺净无尘，小器翻成席上珍。密把英华齐借口，虚将心腹暗藏春。送行不是沙头玉，引恨元非井底银。贪拣梢枝停立久，闺中遍称晓妆人。’金扇一柄。”康熙还御赐王廷抡之父王璇“古稀人瑞”四字。此外，因泽州大旱期间王廷扬赈灾之事，康熙曾嘉奖他“义高北岳”。雍正也曾御赐太仆寺少卿王廷扬诗句：“晨摇玉佩趋金殿，夕捧天书拜锁闱。”(70)朱樟纂修，晋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泽州府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5页。雍正三年(1725)八月，长芦盐政莽鹄立奏王廷扬情愿捐修海庙，雍正朱批：“此人不但良商而已，才具亦好。”(71)莽鹄立：雍正三年(1725)八月二十二日《大理寺卿仍管理长芦盐政莽鹄立奏折》，见雍正批，鄂尔泰等编：《朱批谕旨》第六函一册，乾隆三年(1738)内府活字朱墨套印本，第十六叶。雍正口中的“良商”“才具亦好”对于秋木王氏家族而言已是殊荣。其次是来自皇帝的宽容和体恤。康熙末年的夺嫡事件历来为人所关注，而其中有关雍正和胤禵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几百年来可谓甚嚣尘上。秋木王氏成员曾与胤禵有所牵连，但却在事后平安无恙，为雍正帝所宽免，这实属少见。此外，雍正一朝秋木王氏还发生过家臣作乱、为官员营运求息等事件，但最终都能平安渡过。或许是因为王氏一族没有进入胤禵事件的核心层，仅是受到牵连，而家臣事件又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但无论怎样，雍正对秋木王氏家族的宽容是显而易见的。秋木王氏家族在乾隆、嘉庆时期逐渐式微，而乾隆对王氏一族同样多有体恤。其实，无论是得到皇帝的赐赠还是宽待，在民众看来，都是和皇权加深了联系，这些关联使得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在地方权力话语的权威性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总之，对于清代地方豪贾的权力话语建设而言，其最终的形成需要依靠各方面条件的综合作用。在福柯看来，与其说是持有权力，不如说权力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控制力和支配力；同时权力也是一组弥散在全社会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网络，通过网状组织来运行。(72)[英]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导读福柯》，潘伟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对于清代的地方豪贾来说，他们的权力话语建设便是多种策略的综合体现，如网状一般分散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经营有道，进行财富积累，是掌握地方权力话语的第一步，也为后续的权力话语建设打好了物质基础。亦商亦官的模式使得商人家族在地方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带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地方豪贾通过这样的方式巩固了其权力话语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同时也让地方民众认为该家族获得了朝廷的认可。而打造文化形象也是地方豪贾权力话语建设的有效途径。此外，通过在家乡的善行义举来提高其在地方社会的声望极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亦商亦官的家族而言，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也是所谓权力话语真正扎根的地方。最后，与皇权的关联是让这些家族在地方权力话语建设中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

三、家族的衰落与传说的延续

与所有的商业家族一样，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也摆脱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但与此同时，关于秋木王氏的传说却在泽州一带绵延了数百年之久。而这也是其地方权力话语建设所带来的持久影响所致。

(一)家族的衰落

王镗在商业经营后期生意渐衰，在他去世之后，常茂、永庆二号欠银甚多。且“王镗之子王德浤不谙经管，诸务废弛，代运无人”(73)高诚：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二十二日《长芦盐政高诚为王镗名下欠帑由新商查奕茂代办事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编：《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后委托张大本代办常茂号，仍经营不善，于是商号引地被官方委托给查奕茂代办，立限三十六年，期满后仍将常茂号交还秋木王氏家族管理。嘉庆九年(1804)，王镗之孙王朴控告盐商查奕茂霸公勒私，要求限满归业，该案于第二年办结，王朴夺回了商号经营权，但秋木王氏家族的旧日辉煌却一去不返。嘉庆中后期，秋木王氏家族最终淡出了泽州盐商的行列。

如果要归结秋木王氏家族衰落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其自身的问题，如经营不善、开销过大、后继乏人等。(74)不过有学者也曾提出：“我们并不认为，泽州商人的衰落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资金挥霍在建设村社的祠庙或者奢靡的祭祀演剧中，这样的解释过于间接、简单化而没有说服力。”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此外，综合诸家看法，笔者以为如下几点也是导致其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一是家族科举不顺。除王珣中武进士外，秋木王氏其余成员皆未及举人，因此相继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75)王镠曾在雍正七年(1729)成为己酉科钦赐举人，也不属于正常的科举得中。作为亦商亦官的家族，除商业经营外，做官也很重要，特别是拥有真正的科举功名。很多绵延长久的大家族都需要依靠后人在科举上的功名来巩固家族的地方权力话语，毕竟捐纳不是长久之计。但秋木王氏家族后人却不曾在科举上取得大的成就，以至难以接续，最终衰败。二是因为秋木王氏两头输出，向上的需求和向下的施助使其精疲力竭，难以应对。对上要助饷捐银，对下要赈济荒年，两头输出的压力对于商业经营而言负担极大。特别是助饷一项，秋木王氏家族曾多次为朝廷战事助饷出资且数额颇巨，以致元气大伤，其最后的败落便与资金链断裂有着不小的关系。至于秋木王氏是自愿助饷，还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其捐纳得官及当时的形势来看，或许也有骑虎难下之虑。三是因为晋中商人迅速崛起对泽商造成的影响以及徽商的逐步超越。(76)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明代泽潞商人致富所依靠的是铁盐贸易和本地出产的丝绸，而清代以后，开中法早已不行，食盐贸易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这对泽潞商人的影响很大。同一时期， 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崛起，成为晋商的主流，泽潞商人的活动遂湮没于前者的巨大光环之下，不为后人所注意。”参见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最后则是当时商人所处环境的局限。虽说明清时期商贾地位较之前代有所提高，且“泽、潞地区是一个商人在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的地区”，但当时毕竟不是崇商社会，科举的意义仍然远超商业致富的价值。(77)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1—402页。

(二)传说的延续

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与泽潞其他商人相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家族的传说故事很多，特别是关于“王泰来”的传说。根据上文可知，泽州一带传说中的“王泰来”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盐商秋木王氏家族的代称。关于当地“王泰来”传说的辐射范围，笔者认为主要还是集中在晋城泽州一带。具体而言，当地传说“王泰来”富甲一方，修太行古道用的是“金锨银镢”，由于筑路，工匠们每天要吃掉“石二胡椒”，可见其工程之大，财产之多。另据传说，“泰来号”非常富裕，相传有“山西泰来号，独修火神庙，捐银十万两，不够再来要”的说法。还有传说“王泰来”因为母亲没去过京城，便在家乡修了一个“小北京”，结果被人诬告谋反，以砍头论处；后来皇帝发现错杀，却悔之晚矣，只能赐给王家一个“金圪脑”(金脑袋)以作补偿。

其实传说大多有其依据或本源，正如赵世瑜所说，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传说，还有传说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历史记忆”。(78)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所以，“金锨银镢”“石二胡椒”“独修火神庙”等反映的其实是秋木王氏家族充盈的财富和各种善行义举。至于“王泰来”被误杀之事，一则反映出秋木王氏家族在皇权之下的紧张状态，二则或许与雍正错怪王钧之事有关。据载，雍正有一次因故错怪王钧，事后发现并承认失误，还对王钧给予加级安慰。笔者推测传说故事中皇帝赐给王家“金圪脑”弥补过错，或许便是源于这一事件。(79)雍正三年(1725)九月，两浙盐驿道王钧奏呈情愿捐己资开浚西湖，上报朝廷后，雍正却朱批：“着他捐，将旨意发与他。他就不捐，朕亦不肯轻放过他，他这些年进路，朕皆晓得。因他做官无甚狼籍处，所以容留他，教他替国家出些力消灾好。若闻此旨预先务隐慝负恩，又其自取也。明白谕他。”伴君如伴虎，面对这样的批复，王钧战战兢兢，从傅敏代奏的折子中便可看出王钧内心的惶恐，他不仅明确了前面四万二千余两的捐款，还决定再捐六万两，前后共计超过十万。然而之后雍正的回复却是朱批：“岂有此理，朕大错了！忽略之极。王钧做官声名好得很。况尔等将报关事皆用他，做得铮铮有名。朕只当马钟华，忘记、错认名字，大笑话。亏朕疑惑，问一问……朕不惜过，但恐过而不能改也。可愧，可愧。此捐之项，再再不必提起。几乎成个大笑话。就将此旨备悉全密告与他。”如此一来，秋木王氏家族危机解除，皇帝也承认错怪了王钧。从后来的奏折中可知，王钧原请捐的四万二千余两仍旧捐发，追加的六万则被免除。事后，王钧因祸得福，雍正四年(1726)部议王钧准加二级，又蒙特旨王钧着加四级。参见傅敏：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四日《署浙江巡抚傅敏奏为开浚西湖等工请先动用库银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六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傅敏：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七日《署浙江巡抚傅敏奏代盐驿道副使王钧敬陈微惘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六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3页。

尽管作为清代地方豪贾的泽州盐商秋木王氏家族衰落了，但关于“王泰来”的传说则口耳相传至今，虽然经历了各种杂糅与变化，却依然生动鲜活。“传说的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它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80)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而这样的集体记忆，正是秋木王氏家族地方权力话语建设结果的有效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