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林

（西南石油大学工程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1）

0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是我国不同地域空间内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与社会自然环境作用下的文化产物，是某一地区历史演进与精神内核的重要表征，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属性的“活化石”[1]和典型地域标志[2]。中国地理分异格局显著，孕育了具有独特文化底蕴、文化形态与文化意象的非遗资源，包含着社会经济、艺术文化与历史发展的综合性价值[3]。然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不可避免地对各区域的人地关系与文化空间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大量劳动力析出使得农村空心化等“乡村病”现象突出，城乡空间社会形态发生了多维转型与重构[4]，加之个人价值观念的转变，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漠视，较多地区的乡风式微，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环境受到了猛烈冲击[5]，直接导致非遗的原真性保护与永续性发展面临传承主体缺失、传承内容变异、传承程式有误等现实困境。2019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非遗传承和保护性利用的重要性。显然，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及其开发利用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景观基因作为非遗文化代际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遗传”单元和根本属性，是非遗文化系统在面对外来文化侵入时保持文化因子唯一性和独特性、确保本体功能正常运行的核心要素。基于景观基因的科学识别进行非遗内在文化特质解构，揭示某一非遗类别的系统性文化基因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非遗保护传承理论体系，为具体开发利用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国外与此相关的研究主题包括文化遗产开发[6]、旅游地形象感知及开发影响评价[7-8]、非遗资源的商品化推广[9]等方面。相对而言，国内研究焦点主要从非遗的地理格局特征[10]、文化再生产与活化策略[11-13]、旅游开发模式[14]等维度展开探讨。但针对非遗的景观基因识别研究较为欠缺。随着景观基因理论的引入，既有相关研究大都关注民族地区乡土景观或古村落的文化基因图谱特征及整体性保护[15-17]。目前，仅少量学者分析了省域尺度非遗的景观基因[3]，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某一具体非遗项目进行了深层次解析[18]。总体上，关于非遗的景观基因识别研究亟需进一步完善。

非遗是一定区域内社会发展的文化见证和人们情感认同的主要承载机体，成为特定空间系统的重要文化因子。羌年既是羌族传统节日及其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是中国非遗宝库中具有强烈个体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缩影。笔者借鉴前人研究成果[3,18-19]，选取民族地区的羌年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文化信仰、传统习俗及人文历史等基础上，采用特征提取景观基因的技术路线探究羌年的文化基因形成与发展特点、构成体系和意蕴属性。一方面有利于为非遗发掘、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参考，同时也对羌年保护工作、旅游宣传等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更是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化乡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框架

1.1 理论基础

景观基因理论是我国学者最早创立的研究文化景观内涵的科学方法[18]。景观基因特指某种代代相传的文化景观因子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特性而存在，是某一类文化景观形成乃至永续发展的决定性识别因子和主导要素[5,19]。从这个向度而言，挖掘非遗景观基因即为探寻、辨别和分析某类非遗文化景观要素中最具特殊性、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文化因子。这一因子无法再继续分化，是表征该区域非遗文化景观的核心基因元素[3]。由此，确定某一区域内的非遗文化景观基因须遵循内在唯一性原则、外在唯一性原则、局部唯一性原则和总体优势性四大原则[20]。其中，内在唯一性旨在表达非遗内部成因具有独特性，描述的是非遗最本质的文化特性，外在唯一性与局部唯一性旨在表达某一非遗最凸显的外在特征，总体优势性旨在表达某一非遗相对其他非遗的显著优势。当前，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形成的元素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含义提取法等主要识别方法[18-19,21]，已成功运用至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非遗景观基因与传统乡村聚落等以物质实体形态存在的文化景观[18]有着根本差异，如自身概念内涵、内外形式与特质、文化传承方式等存在多重特殊性。因而，上述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其景观基因识别，仍需借助访谈、田野调查等与之有机融合共同建立非遗景观基因识别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集体、深度访谈等调查和识别非遗景观基因及其特征并以文本或数字化手段记录，对于非遗中不具备特定传承方式的文化因子可借助“含义挖掘法”分析，并通过特定文本进行含义阐释[3,18,21]；另一方面，还可通过“跟踪挖掘法”[3]、文献研究等方法跟踪梳理、分析非遗的特定历史演变发展脉络，进而补充、明晰非遗景观基因的复合化特质与历史性条件，为其基因识别建构理论与方法基础。

1.2 指标体系

非遗是一种“活态”存在的特殊文化景观，需通过体验认知、宣传弘扬或依托其物质形态才能保护非遗生命力，这是一个动态性、延续性的文化传递与演化过程，主要渗透于居住、语言、节庆、风俗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3,22]。同时，也以自身具有的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影响着人们的空间生产活动，体现出浓厚的文化性、民族性和在地性特征。如常德丝弦是商贾群体为招揽生意和热闹氛围邀请丝弦艺人而进行的演唱活动，民间艺人通过扬琴、三弦等工具，借助曲牌体和混合体的说唱词载体实现演唱，以此表示对主人家的祝贺，也达到吸引客人的目的。一些民俗传统需要依托特定的空间场所、通过自身的系统程序实现传承。例如青海湖祭海仪式于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举行，而农历四月二十日左右，寺僧便在祭海台搭建临时经堂，诵经10余日，此后，周边农牧民都来参加祭海活动，面向青海湖跪祝颂赞词、下宝瓶等祈求海神保佑众生幸福、国泰民安[23]。

由此可见，探寻非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内容是识别非遗景观基因的关键前提。结合已有研究成果[3,18]，通过调研综合分析，可将传承载体特征、表达形式特征、民俗信仰特征、文化意象特征作为非遗主体属性用来表征羌年景观特征的基因单元，据此针对性提出包含这4项指标的完整识别体系（见表1）。其中，传承载体特征重在揭示非遗传承与演化过程中充分且必要的特定载体，或通过特定物体方能传承，或可创造、生产特定产品，若脱离这些载体便失去其存在价值[18]。表达形式特征倾向于呈现非遗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表现出某种物体、技艺、演艺等最直观的、复合化的媒介连接。民俗信仰特征集中体现为与非遗起源、演进和发展全过程密切相关的文化信仰、生活习俗、价值取向、宗教等精神层面的基因组合。文化意象特征主要表达非遗传承发展所代表的人们系列美好期冀和对生活与未来的憧憬。

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识别指标

1.3 识别过程

非遗景观基因的识别过程是一项技术性与综合性兼备的复合系统工程，依赖于科学完善的识别流程[24]。已有实践指出，应基于不同文化景观所附着的地域性、典型性、完整性等属性，将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地域文化层次[16,25]等其他辅助性原则进行具象的景观基因识别。

非遗的存在及传承形式较为多元化，使得其景观基因分析需立足大量的文献资料及调研数据处理，对某一特定区域的非遗而言，景观基因识别应包括如下核心工作。1）选定拟研究区和研究对象；2）收集文献资料，了解、梳理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与历史文脉等概况；3）结合线上（官网）+线下（权威部门）方式查阅相关非遗名录并记录具体对象的总体现状；4）以实地踏勘+结构或半结构访谈等综合形式进一步验证前期所获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补充与修正，夯实实证资料体系；5）运用建构的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与方法识别具象的文化基因；6）归纳、总结分析识别结果，建立整体基因数据库。总之，非遗景观基因的科学识别应秉承严谨、科学、系统之原则，基于多元文献资料与实证材料作出完整研判（见图1）。

图1 非遗景观基因识别过程

2 羌年景观基因识别及意象特征分析

2.1 羌年概述

作为传统民俗类非遗，羌年本身承载着羌族独有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基因，人们通过欢度羌年表达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的美好愿望。十月初一是羌年正式举行的时间，也有提前1~2天举行的情况，为期3~5天，由各村寨德高望重的老人和释比主持，大致可分为节前准备、节日庆祝两大环节。根据传统，在节前准备阶段，除需备齐猪、鸡、羊或用麦面做的牛、马状祭品，还要准备杉杆、白旗等祭祀物品。到节日正式举行当天12时左右，全寨村民各自带上祭品、咂酒与食品盛装出席，共同聚集在附近的神林举行祭祀和娱乐活动，这是节日庆祝的两个重要构成要素。首先在选定场地布置祭坛，然后开始祭祀山神、牛王和玉皇等，同时唱经、打羊皮鼓，最后焚烧准备好的猛兽模型，砍碎已制作的象征性面塑，祈祷来年庄稼不被动物糟蹋，感谢上天赐予福气[26]。待祭祀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在草坪上跳“喜庆莎朗”，而后饮用咂酒并互赠美食，彼此互祝新年。

受历史原因影响，羌年活动曾一度中断，直到1987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国家支持下于成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羌年活动，此后，庆羌年活动从未间断。与以往不同的是，活动组织不再局限于以村寨为单位，乡镇、县政府也可在县城统一组织隆重的羌年活动，活动内容以娱乐、商贸为主。届时，羌族地区教育部门亦会统一安排学生放假，保证学生群体参与其中。目前，四川省内的原生羌族聚居区是传统羌年的主要分布区域，尤以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等主要县域最为集中。羌年是羌族人民传统的新年节日，作为羌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和突出代表，在2006年被四川省政府列入第一批非遗名录，2009年被认定为国际亟需抢救的非遗之一。

2.2 识别结果

依据前文方法及指标体系，对羌年的景观基因识别进行了具体归纳分析，识别结果具有如下典型性特点（见表2）。1）祭祀塔、神林、柏枝等是羌年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载体，同时，牛、马等模型本体与神旗也是重要的产品载体；2）从表达方式中明显体现出万物有灵的敬畏思想；3）传承主体由传统的村寨释比转变为镇、县等各地方政府的交融演绎；4）具有独特的地域民族风情，祭祀后的娱乐活动聚焦于表现羌族特色的歌舞风格；5）产品载体具有典型的“六畜”符号特征，其中祭牲以鸡、山羊等为主；6）通过形式隆重、复杂、规模盛大和时间较长的祭祀仪式得以呈现；7）集中表达了羌民祈祷新年族群平安、粮食满仓和吉祥顺利的美好愿望。

表2 羌年景观基因识别结果

2.3 意象特征

羌年是以崇敬天神为特色、祭祀和娱乐为突出表征的一种综合性传统民俗文化，是羌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时代产物。这一文化现象集精神信仰、歌舞娱乐、服饰饮食于一体，是文化复合性极强、羌族特色最集中的一项非遗类别。释比念唱古老经文、对话天地神灵，为众生祈福，蕴含着羌民祈福新年平安、风调雨顺的总体意象。与此同时，庆羌年过程中的歌舞娱乐活动对服饰具有严格要求且应与羌族音乐紧密结合，需在特定空间场所（如附近的神林）一齐演出。特别的，跳“喜庆莎朗”主要是从舞者的声音、形态、情感三个维度共同反映羌民对生活的期盼和在劳动中的所获价值，不仅仅具有娱乐作用，还能展现民族的豪放风格，实现教育、感召等社会性功能[27]。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表演形式抑或是表演内容、道具等，都传达出了羌族特有的民族性文化内涵意象。

3 结语

本研究引入景观基因理论探讨羌年的文化基因特征，结果发现，羌年传承主体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祭祀塔、柏枝等依然是羌年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载体，同时，羌年传承的产品载体具有突出的“六畜”符号性。此外，综合其表达形式特征及文化意象可知，羌年十分直观地体现了万物有灵和敬畏自然的思想，集中表达了羌民祈福新年平安顺遂、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本研究强化了对羌年历史文化与社会艺术价值的综合性认知，拓展了非遗文化的研究领域，进而为羌族生态保护区遗产资源开发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