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馨

笔者在本科时期，对沈从文先生的纯文学理论颇感兴趣，更对纯文学理论的发端与沈从文先生的思想倾向有一些猜测。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由1934年上半年发表于《国闻周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于1934年10月。此时正是沈从文先生认识到湘西世界发生变化，寄希望于启迪青年的美好世界已然消失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刻，如此小说《边城》有着包含文本却又不仅限于文本的研究价值。因上述的拙思和考量，本文借助课堂所学和多种文本资料，尝试脱离局限于人物的传统思路，构筑一个含蓄思维的集合，来整理个人关于小说《边城》的浅见。

一、含蓄思维构筑小说里的审美意象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通过讲述湘西故事创作的作品，寄托了沈从文人生情感的发源地，更是沈从文小说作品独特性的体现。沈从文少年时，便在滔滔酉水与沅水之间往返，这种城镇和码头之间频繁往返的经历，为其湘西世界的打造提供了丰富素材。

当以《边城》为范例，深入地了解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时，可以发现在沈从文先生营造出的这个湘西世界里不仅仅有外层美好的表世界，还含蓄地镶嵌了一個悲剧的里世界。湘西世界的表世界是一种诗意的、乡村的、抒情的，充满了人情味儿的。无论是坚强勇敢的军汉，公正为人的顺顺，乃至于老船夫进城与集市上买家卖家熟人的互动，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这种表世界的温暖还体现在了湘西特殊的道德观念上。以妓女为例，这种法律上违返道德应该被审判的职业，小说中是这样评价的：“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这种远离了一般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显得纯粹，是非评判简单明了，有着明显的情绪化倾向。

可我们一旦拨开这层由作家刻意营造的世外桃源般的假象，便能够发现作家以一种含蓄的方式隐藏的悲剧情节。这种悲剧较少体现于文本材料，甚至作家在文本材料中会刻意地通过观念的模糊而使之美化。可悲剧仍会通过这些湘西儿女的经历展现出来。船总顺顺由发家史讲到顺顺的运气好，两年之内船没有坏事，简简单单的一句运气好，背后便是千千万万运气不好的在水上讨生活湘西儿女的苦痛。吊脚楼下水手的争执、呼哨声与妓女的默契，不动声色地引出了妓女悲惨的家庭遭遇，而这种水手和妓女之间的情感经历又何尝不是一出悲剧。这种含蓄的悲剧在主人公翠翠身上到达了巅峰，一个有着水晶眸子，天真活泼得像一只黄麂的女孩子，情感经历却是这般波折;一个让读者有着好感，为人十分正派，家境好又有前途的青年天保，他的死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人弹到水里”，翠翠父母双双自杀亦平淡得让人胆寒。这种表里世界的双重，是作家沈从文含蓄思维的体现，把血淋淋的痛苦软软地包裹在一个充满了温情的外壳里，不那么直接锐利，却着实深刻彻骨，让读者难以忘怀。

二、含蓄思维构筑小说情节内蕴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很多时候不是平铺直叙，反而是多埋几处伏笔。娓娓道来，以增波澜，造成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审美快感。读者在阅读中，不时会有原来竟是如此，怎么还能是这样的阅读体验，这是小说情节美感构筑的重要手段。小说《边城》中这种情节美感的体现，是作者本身便带有含蓄思维色彩的写作初衷及作者对小说阅读性追求的共同结果。在小说中作家使用带有巫文化色彩的预言式伏笔。此类预言并不直接讲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却通过简单的暗示，让读者感觉到事件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实在是匠心独运，构思巧妙。

巫，象形字，意指能够沟通天地阻隔、打通人神界限的人，行巫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游民懒妇谋生的职业，重在引人迷信，巫者自己却清清楚楚，选择在现实生活痛苦、感情无所归宿的人生遭遇中，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所谓的法术上，希望以此得到安慰而臆想出来的一种超能力，这根源于湘西民间传说的熏染和对神力的极端敬信。作家曾经讲述过行巫者的形象。行巫者，本身受到了生活的重创，在社会上无论是话语权还是经济权都属于中下阶层，同时少言寡语，无所寄托。人是不能一直忍受这样的生活的，于是便会有一天，那个猥猥琐琐，沉默寡言的人突然有了疯癫的状态，装神弄鬼讲一些模模糊糊的话。于是整个人便得到了众人那么一点可怜的尊敬，生活自然也有了改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意义上这种巫行为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委婉反抗，这种反抗不像革命那么暴烈，是含蓄的，通常是能够解决问题，是含蓄思维在湘西文化里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展现。

老船工告诉翠翠，今夜里，有风有雷有大雨。要找一个安稳的地方，把船泊到那里去。岩下面不错，毕竟雨会下得很大。所以尽管在嘴上说着害怕，但是好像翠翠怕的并不是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和雷雨，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于是乎，此时老船工也懂了，安慰翠翠说不要怕，要来的是终将要来的，不必怕他！怕的是滔高浪急难行船，抑或心上人的何时归？恐怕都不是，兴许这预示的是老船夫的离开，白塔的倒下。

我们很难说，沈从文先生在小说中使用这种类似于预言的方法来增加情节美感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含蓄思维与这二者联系的影响。一处是巫文化与含蓄思维，一处是增加小说含蓄美的预言式伏笔，被作者在小说中融为一体，赋予了文本神秘而又动人心魄的生命力。

三、叙述学视角下情节的体现

整部小说中，行动范围最广的两位人物分别是驻军长官和船总顺顺，这两个角色恰恰都是含蓄性思维在江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产物。以船总顺顺为例，小说中着重描写顺顺为人洒脱大方，事业顺手，喜欢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是水面上的一个习惯支配者，用规矩排调一切。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顺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水上警察和法院的结合体。在这样一个小城中，选择一个公认的道德水平较高的人来执行暴力机关职能的现象来源要追溯到改土归流的乾隆年间。在当时的苗乡，出现了王朝基层的保甲制和传统苗乡基层头人制之争，中央王朝妥协了传统苗乡基层头人的统治制度，认可头人的自然领袖地位，从而保证了公权力对基层社会有限度的掌控。

一直到民国年间，地方政府在推行法律的同时。也认可了苗乡原本的习惯法，通过多层级的法治体系有效维护了湘西地区的稳定和中央政府的治理。这种由头人来进行基层治理的制度，是中国过去封建历史中，皇权—绅权在含蓄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治理模式。船总顺顺在本质上便是这种二元治理模式的代表，即含蓄思维影响下的产物。

含蓄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小说《边城》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体现。通过运用含蓄思维对小说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小说《边城》蕴含的思想，也更能发现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小说中的匠心独运，巧妙构思。我问自己，研究之后有收获吗？答案是肯定的，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当然，限于笔者的水平所限，能力不足，小说的理解上尚有许多进步的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我相信并期待未来能看到对小说《边城》研究的新面貌，新理解。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