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洁 王雪莹

前些天，获得了英国“绿卡”的同学回家探家，我询问他英国小学生学习情况，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英国的孩子大多不上小学，由爷爷奶奶或父母带着，主要是玩耍和做游戏，小孩一个个知识面都很广。我不知道我的同学这番话能不能代表整个英国的情况，但至少在英国有一部分小学生是不上学的。这在中国无异于天方夜谈。在中国学生家长们的眼里，孩子只有送进最好的学校，在学习上必须足够刻苦，在成绩上必须达到名列前茅，这才是正道，孩子才有出息。于是，把孩子送往名校，投奔名师，成了家长们的奋斗目标。名校学生人满为患，班额超过了100人，还是硬往里塞;而一般学校几乎人去楼空，惨淡经营着，教室里也是寥若晨星。2004年报纸上登过一项选择题：把小孩送往名校，择校费二万元，如果送往一般的学校只拿正常学费，请选择。调查结果，超过半数家长选择送往名校。尽管这样要举债。作为名校，为了吸引学生，就要保证教学质量一流，保证自己的学生在各种会考、竞赛、检查中名列前茅。所以，一年级小学生考双百的发小红花，考199分的被训得鼻青脸肿，甚至不给饭吃，以示惩罚。小学二年级甚至更低的年级就开始出偏题、怪题，初中语文现在都淡化语法了，小学修改病句，有一个病句是“这只小鸟看上去很动人”。连老师带家长也不知错在哪里;却硬是让小学生修改。拿份试卷看看，你会发现很多题是“IQ”测试题，智商130以下的小孩几乎一见试卷就晕。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没有好处，一大批智商高，爱听话的学生，养成了刻苦的学习习惯，烈火炼金刚，成了永不退色的纯金。可是，相当一部分有个性，有特长潜质，不适应刻板学习氛围的学生，因一时考试失利，或因老师根本管不过那么多学生，一时表现不突出被边缘化以后，成了落伍者，成了“旁听生”，被抛在教育遗忘的角落。更有甚者，有个别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心理上与学校、老师、同学甚至社会对抗。

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山东省教育厅某厅长曾说过，过去我们的教育是身份教育，目前是学历教育，将来才可能转变成素质能力教育。而在广大农村，身份教育的理念还有很大的惯性。人们习惯于认为，小孩只要考上大学，就成了干部身份，就有一份终身享用的好工作。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完全发育成熟后，不仅身份被淡化，学历也没那么神圣，素质能力才起决定作用。其次，这几年“量化管理”引进了学校后，对学校的形式主义和教条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量化”本是工矿企业的一种管理方式，加工零件的质量指标与数量指标合起来就能体现一个人的工作量，就可以据此发工资和奖金。但是，教育是一个出精神产品的场所，精神是无形的，很难量化。不顾学生差异，以成绩量化老师;不顾学生将来的发展，只顾眼前分数，把老师逼急了，就去逼学生，这样还不会把学生挤扁吗？

更可笑的“量化”还扩展到了对学生的思想评定上，去年《中国青年》登了一则消息，南京市的一些中小学硬性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指标”，该市中小学毕业前必须去雨花台、梅园新村、孙中山纪念馆、江东门纪念馆、市博物馆和太平天国纪念馆六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参观结束后，由各场馆在中小学生随身带的手册上盖章，盖章不齐者不予毕业。这样一来，毕业前夕，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盖章成了最繁忙的业务，某基地一天盖到6000多个章。一些学校组织集体盖章，几百个学生几分钟就结束了一切参观。有些学生还干脆交给家长“全权代理”盖个章就毕了业。如此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什么效果可言？这样的“量化”与其说是在教育学生爱国，还不如说是在教唆学生作假。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就喊“救救孩子”，我们现在的悲哀就在于还沒有超越鲁迅时代，科举制度、应试教育、身份教育等的积淀还在桎梏学生。所以我们仍应学习鲁迅，用肩膀掮住黑暗的大门，放青年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要让全社会在理念上一下子转变成素质能力教育是不现实的，让学生家长把孩子领回家更是不可取的。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宣传媒体，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譬如，政府在评价学校时，不再完全以考试成绩，不再以量化作为标准。而是以素质能力指标作为考察（不是考核）依据。情况就会有好转。其次，教材编写与教研部门不妨试着在教材改革上动动大手术，现在有些专家学者提出建议，小学三年级以下不开数学课，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试想小学一年级只学20以内的加减法，可是，由于现在的小孩尤其是农村小孩上学早了数指头也加减不出个数来。如果到了三年级再学数学，不是一看就会了吗？记得我上小学时，爸爸叫我识数，连数指头带摆草棒累得满头大汗就是学不会。到了三年级就开了窍，升入初中还参加了数学奥林匹克选拔赛。要是小学三年级以前不开数学课，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游戏、玩耍，从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可能远比数指头要多。关于语文，可否规定小学三年级以前不考试，让那些死抱着量化指标不放的人无计可施。大家想想小学一二年级大字识不了几个，考试的题目要求根本看不懂，老师口干舌燥的说，有的小孩还不明白怎么做。如此考试纯粹是难为小孩，劳民伤财。另外，我们的宣传媒体也可以有所作为：某市有个教育局副局长在一所学校讲话时，深刻批评了教学界目前的形式化和教条主义，并尖锐地指出用“量化”来管理老师是“黔驴计穷”的表现，结果这些话没有被报道出来，各级教育部门仍然对量化“乐此不疲”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在导向上能够宣传鼓励素质能力教育反形式、反教条，肯定会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