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禾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意图叙事理论”是许建平先生在合理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并建构的更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叙事学理论①，它“借鉴西方行为叙述理论，意在追寻行为背后生成行为的根源，对其做出心理和哲学的阐释”②。这种着眼于作为小说叙事内驱动力之人物意图力的研究方法，区别于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派以作品语义作为本体批评对象的文本中心论，相较于行为叙事更注重人物本身的独立意义，契合并发扬了人本主义的传统理念。意图是人物对某种目的性境况需要被满足的清醒意识，“是具体化的生活欲望”③，按照主体之不同可分为创作者意图、叙述者意图和作品人物意图三种类型；意图力是人物实现意图的能力，主要分为主意图力、反意图力和调节力，分别作用于主要人物及与其人生意图相同的其他人物、与主要人物意图相互抵牾的其他人物、调节前二者意图力抗衡形势的其他人物，这三种力在叙事过程中此消彼长互为牵制，共同构成小说形式与内容得以均衡调适的坚实砥柱。此理论于明清小说研究方面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渐趋完善与成熟，但尚未有关于唐代小说叙事的意图力研究。胡应麟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④，鲁迅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⑤，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尝试借助意图理论深入唐传奇内部叙事推动力的核心，以人物为轴心来解构小说叙述的个性化特征，以期为唐传奇研究提供一些创新性视角。因作为叙述者意图承担者的说话艺人主要活跃于宋代以降，研究唐传奇叙事意图便仅需从人物与作者两个层面进行开掘，由此将其分为人物意图叙事型小说与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

一、人物意图叙事型

人物意图叙事型小说令作者意图潜隐于人物意图及其后续实践行为之中，并以人物意图为枢纽承载创作者意图，串联叙事环节，这种完全通过人物互动来推进情节发展的叙事类型往往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与感染力度。在研究过程中，挖掘以主要人物为代表之内意图背后以创作者意图形式呈现的外意图，并对二者关系进行踏勘，是厘清小说叙事线索的关键。内外意图的相互关系影响着叙述话语的承转过程，其相反、等同与包蓄三种关系分别指向不同层面的心理建构，由此为审美接受带来差异性的引导结果。这类关系研究是进一步实践意图叙事理论的创新性尝试，或有益于为唐传奇研究开辟新的视野，为意图叙事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贡献新的思考。

1.相反式

相反式即内外意图在文本架构之初属于相反关系，在进程中内意图或由始至终保持恒定趋势，从而实现外意图的讽刺意图；或受调节力影响转变为与外意图一致的方向，由此深化主题，强化读者认识。例如沈既济的《枕中记》，主人公卢生开篇即叹息自己“生世不谐，困如是也”⑥，他的初始意图是建功立业光耀门楣，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这亦反映出当时士人积极奋进又极富功利色彩的精神风貌。作者并未刻画作为缩影的卢生如何实现人生理想，因为知晓其反意图力来自社会生态、阶层痼疾、同辈倾轧等方方面面，正向突围十分困难，于是巧妙地添加了作为主人公同向意图力的吕翁来进行调节，调节力的载体是瓷枕，“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此时的外意图初现端倪。卢生的意图通过梦境得到快速实现，他迎娶了貌美妻子，考中进士一路升官，最后获封燕国公，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可当读者期待沉浸于欲望满足的闲适中时，卢生忽而惊醒，“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意图力在达到巅峰时突然消逝，概因梦之虚幻无端。由此，外意图便清楚显现，吕翁“人生之适，亦如是也”之语，及卢生所悟“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皆是创作者意图的投射，规诫士人仕宦富贵皆空，莫若把握当下，这与卢生起初沉迷功名利禄之主意图是相反的。外意图通过施加调节力，将与其处于相反方向的主意图力进行扭转，便强化了劝勉与反思力度，体现出以创作者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在实现人生理想时的虚无心态，从锐意进取到知足自守，由此引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形上思考。

可见这种内外意图相反的关系架构，常使叙事充满未知色彩，因外意图拥有是否将内意图引导至相同方向的选择权，如布雷蒙所说：“叙述者可以把一个行动或事件化为现实，也有自由或让变化过程发展到底或在中路把它截断，行动可能达成目的，也有可能达不成目的。”⑦这其中便隐含了因内意图转变而对读者期待有所打破的转折，由叙事动作的波动生发出较强的艺术渲染效果。而这种叙事方式能令外意图潜隐于内意图背后，作为暗线掌控着意图力的指向，读者至卒章才发掘出外意图的线索，便增添了由感知难度与时间长度带来的陌生化强度，使小说更富可读性与感染力。但这种叙事方式也有其弊端，外意图与内意图的反向设定在创作者笔力不纯熟的情况下易显单薄，内意图的转变过程通常过于简单顺当，且作为调节力的人物往往缺乏自主意图力，形象不够饱满，甚至以工具形式存在。这便有赖于作者对意图合力的全局掌控能力及高超的人物写作技巧，以降低这种内外意图相反式叙事的潜在缺陷，实现更为成熟的文学表达。

2.等同式

等同式即外意图等同于小说中某一人物的内意图，创作者通常采用自叙体形式，通过操纵内外意图的平衡，彰明文学主题。内外意图的等同使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架构人物的难度有所降低，无需为了营造反常化效果而有所添赘或减省，由此便有利于外意图将主意图的每个分化结构进行细致阐明，其分解部分就是意图元，即以人物为中心之意图体系的重要节点。

例如张鷟的《游仙窟》，采用第一人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便于抒发情感，增强文本真实性。主人公自称“下官”，其初始意图是在奉使河源途中安顿解乏，“但避风尘，则为幸甚”，属生理需求；然当他遇见“天上无俦”“人间少匹”的十娘时，其意图便转变为感官上的欲求，体现出对色与美的追逐，在这个过程中，十娘之貌充当了主意图转变过程中的侧向调节力。主意图力在不断强盛的过程中渐次深入，起初仅是求见，“若得见其光仪，岂敢论其万一”；得到满足后又连缀上新的意图元，寻求与十娘精神上的交流，互通诗篇以表心意；相交渐深后意图元便接踵而至层出不迭，“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若为得口子，余事不承望”“惟须一个物，不道亦应知”，这一连串意图元都贯穿了逐色的主意图，至此，与外意图相等同的内意图便得以清晰彰现。在此过程中，五嫂是“下官”的同向意图力，她在十娘“争力”的过程中不断从旁撮合，由始至终扮演了与主意图力同向的调节力角色。而十娘则较显复杂，她的意图力脱胎于其“兄及夫主，弃笔从戎，身死寇场，茕魂莫返”的悲凉命运，作为年轻寡妇，她具有对爱欲的本能追求，这种意图被“下官”瞬时击破，“闻渠掷入火，定是欲相燃”，十娘读诗后“悚息而起”，这也成为他们关系的转折点；但同时，她的意图力里还包含了由封建妇德带来的“守节”枷锁，使二人周旋良久，这也成为小说中所有意图合力的唯一反向力，但此力较显弱势，从十娘“敛色却行”至“失声成笑，婉转入怀”再到最后“余事可平章”这些转变的迅速程度便可见一斑。行至篇末，“下官”与十娘虽面临别离，“忽然道闻别，愁来不自禁”，但因二人皆通过性事实现了对爱与色之欲望的满足，全文的意图合力达成了从始至终的完整架构，便使这惯常作为抒情载体之诀别场景的情感渲染力度不大，反不如前文铺叙情感交锋时的笔力浓重，正如郑振铎所说：“它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⑧小说叙事内容涵括面窄，但因内意图层次在写作力度的作用下不断深化，创作者的爱情道德观念及精神悒郁亟需寄托的状态便得以通过外意图引导的方式尽皆寓于文本之中。

等同式叙事将内外意图置于平衡维度进行架构，这种对等关系常令意图元呈现出分叉式或链条式结构，使创作者情感的灌注投射变得方便而直接。但当二种意图完全等同时，便极易出现单方向的覆盖式忽略与替代性缺失，这或将削弱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程度，将内意图所遇巧合与意外举动都沾染上外意图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小说的艺术吸引力。

3.包蓄式

包蓄式即外意图包蓄了所有内意图合力及其引申义，这种叙事方式需要创作者具备较强的统筹能力，不止停留于与主人公等同或相反的意图指向，而是涵盖文中所有意图元并将其引导至叙述内容的最终指归，提升小说的艺术水准。例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外意图既包蓄了由霍小玉与李益之意图元组成的合力，还以悲剧形式涵括了强烈的批判意味。霍小玉的意图发展十分简单，前期是爱，她对这份爱情颇为珍视，乃至诚惶诚恐，“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祈求盟誓以期相守；面对爱情的逝去，她奋力挽救，在李益绝踪后“想望不移”，用尽办法探知消息，“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后期意图便由爱转恨，心生报复之意，去世之前对李生恸呼：“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展现出身为女子的烈性反抗，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令人难忘。另一主人公李益的主意图则较显复杂，首先是色，他听媒娘说起“有一仙人，谪在下界”时便“闻之惊跃，神飞体轻”，迫不及待意欲求见；其后发展为爱，在听霍小玉哭诉之后，李生发誓道：“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盟约“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以上两种意图皆是霍小玉早期意图的同向意图力，故使小说前期发展颇为顺遂。接下来对李益意图的考察便极为关键，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力度，若单从负心汉视角看其“辜负盟约，大愆回期”的行为，将其前期意图之对爱情的追逐完全弃置，便只能将批评层次固定于对个人品德的探讨；但若将其爱情意图延续，在此基础上考察他迫于母威和礼教而与更富名望之女子成婚的行为，便可将批判面无限放大，直指束缚人心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个阶段，人物的复杂程度体现于意图力的小部分依旧与霍小玉同向，主要表现在李益内心之愧与小玉逝后“旦夕哭泣甚哀”的真情流露；而大部分则在社会与家庭的压迫下变形为主意图的反意图力，这也是造成霍小玉爱恨之变的侧向意图力。在这种矛盾对立的意图力建构中，人物形象得到了立体鲜活的彰现，霍小玉敢爱敢恨的个性与李益软弱薄情的特质在意图元共同显现之时发生激烈对抗，小玉之死既是对以李益为代表之反意图力的反抗，也是对追求爱情之主意图的终结，这种外力引致的碎裂昭示出对美好事物加以毁灭的悲剧精神，而李益在其中的不由自主则将矛头直指主宰这场悲剧的封建礼教与家长制度，由此实现小说讽喻现实的思想高度。

由上可见，以人物意图为主导的叙事方式常将创作者意图隐于文本背后，“通过人物自身行为承载着幕后者的一切情绪、兴趣、观念、意图”⑨，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入境。而这种外意图包蓄所有内意图合力的形式则有利于充实小说的精神内蕴，避免读者被主意图牵引而丧失阅读快感，使外意图传达的思想情感得以尽可能地通过不同意图链传递感染力量，提升叙述话语的丰富性与可信度。

二、作者意图闪现型

作者意图闪现型即创作者在小说开头或结尾进行出位叙述的小说类型，往往起到点明主旨总结要义的作用。这种叙事方式能清晰明确地将外意图完整呈现，毋需借助内意图以隐晦表意，但极易导致文本的艺术吸引力降低，有损读者的沉浸式阅读体验，使陌生化效果减弱。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内外意图关系的建构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文学性，考察二者相反、等同与包蓄的三种关系层次，是从心理学和人本主义角度出发去进一步解构唐传奇的关键环节。

1.相反式

外意图与内意图相反式叙述常见于讽刺规劝型小说，相较于人物意图贯穿始末的叙事方式，作者意图闪现型叙述常将外意图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倾泻而出，从而与文本主意图形成鲜明反差。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主人公淳于棼借南柯一梦实现了主意图对权势地位的索求，外意图在他“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即主意图破灭之后方才显露：“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其中既有对君子士人戒骄戒躁的劝勉，亦有对当前政局窃位者的不满和对如蚁聚般权贵的讥刺。若抛开该篇与《枕中记》在构思立意上的类似之处，从意图元角度分析二者差异，主要可得以下三点：首先，《枕中记》的外意图隐于行文之中，而《南柯太守传》将外意图以作者出位的方式进行铺设。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在架构过程中令叙述者作为角色之一出现于叙事内容中，文末缀有“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的段落，创作者作为旁观者参与故事，即热奈特所谓“同故事叙述”⑩。其次，《枕中记》设有吕翁作为调节力，而《南柯太守传》只有主意图一条线索，外意图在最后才得到揭示。其三，《枕中记》以完全的虚境架构全篇，梦境与实况并无关联；而《南柯太守传》采用“假实证幻”的形式，有意模糊虚实，令槐下蚁穴与梦中所见相符，暗喻人生如幻。通常情况下，人物意图叙事型小说因其受干预程度小，意味丰富，艺术价值会高于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但《南柯太守传》“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文学性明显更高，这种矛盾情况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从行文角度看，《南柯太守传》描摹之笔尤为尽致，文辞更显华美，对城墙楼阁及人物样态都作了十分细腻的刻画。其二，从立意上考察，《南柯太守传》的针砭批判相较于《枕中记》对追名逐利之徒的温和规劝，更显尖锐深刻，矛头直指窃据高位恃以凌人的当权阶层；且二者虽皆有浮生若梦把握当下的寓义，但《南柯太守传》的实幻连接更为紧密，在虚实梦醒之对立中还插入了大与小的鲜明对照，热烈盛大的大槐安国竟是区区渺小树穴，更添荒诞无稽的戏剧感，因之更富鉴赏价值。

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中的内外意图相反式叙述通常具有鲜明的反差与对比效果，相较于人物意图主导的形式更富于批判力度，但相反式关系本身具备的文学吸引力易减损于过于昭彰的意图表达中，使读者丧失细致感知与深入思考的兴趣与快感。然而由以上式例可见，文采与立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意图过分干涉的缺陷，将外意图之外延与内涵的情感张力放大，甚至将矛盾的两面整合于一体，也不失为打破创作者束缚、提高小说艺术水平的良策。

2.等同式

内外意图等同式的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常令外意图显露部分成为全篇概述，起到提纲挈领的总结作用。这种叙事方式利于架构清晰脉络，使人物形象在作者情感投射的过程中变得丰满立体，但说教味浓厚，易于滑向片面强调载道作用的创作误区而忽略了文本的艺术性。因而若采用外意图等同于内意图并代替某位主角进行陈词的行文手法，便需要通过提升思想高度、增添意图元维度及精心塑造其他人物等方式来规避误区，提高小说的文学价值。且看元稹的《莺莺传》，作者常因与主角张生的互文性而遭受批评，因而内外意图及其相互关系便成为解构文本时值得讨论的焦点。内意图合力因崔莺莺与张生之意图元的不断演进而稍显复杂，具体情况如下表1：

表1 《莺莺传》男女主人公意图元演进表

由此表可见，莺莺的意图力之于张生而言从头至尾都存在牵引关系：张生追求爱情时被莺莺以礼教回绝，是莺莺的主动成全了这段感情的开始；张生“忍情”看似意图力的先行作用，实则也在莺莺的意料之中；最后张生意欲求见，莺莺更是以回绝态度达致了个体意义上的完整自我。研究学者一般认同鲁迅的观点，“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然亦有人为元稹辩护，如吴伟斌指出自寓之说缺乏对文本自身的关注，忽略了唐传奇“非必真有是事”的虚构性。若从意图力视角探讨这个话题，便会发现若将外意图等同于张生之内意图，便会与莺莺的自我完整程度相互矛盾，莺莺的个性力在一二阶段经历礼与情之博弈时便得到了完满表达，更在第三阶段的两首回绝诗上达到巅峰，无论于追求爱情自由之个体层面还是挑战封建礼教之集体层面，她表现出的意图能量都明显强于张生。由这个矛盾反推回去，便会对外意图是否等同于张生产生疑问，从小说对莺莺之信笺的动情铺叙及其形象完整度来看，将外意图等同于莺莺似更妥帖，或者确切地说，是等同于二人所共同拥有的那部分情感，这个推断亦与元稹所“具有的进步女性观”相关。至于鲁迅所言“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的篇末，则是作者意图集中闪现的部分，研究者常以“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句批判小说立意，但这句实是对当时社会反映的客观描述，而直接表达作者观念的“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之语则因以上推论之外意图指向而具有富于张力感的阐释，若以此定位小说的思想高度将不利于对其艺术价值的评判。由此，有关《莺莺传》内外意图等同式关系的考察对其内涵推定乃至整体研究都极为关键，对于元稹其人之文学评价的正确树立也不无裨益。

由上可见，内外意图等同式关系的小说架构易于对主人公形象进行多角度塑造，但对其他人物便常因意图力的空虚而乏于着墨，使叙述话语的偏重性太强，难于以客观清醒的平衡笔触构筑文本。这便需要创作者增添意图链条，可以通过设置多重同向、反向及调节意图力来丰满小说骨架，或将真实意图隐藏于直白显露的外意图中，由此弥补作者意图闪现式叙事本身固有的弱反常化弊端，达致更充盈的艺术表现。

3.包蓄式

外意图包蓄内意图合力的叙事架构通常有益于作品思想广度的拓展，将蕴意之内涵与外延的间隙扩大，使阐发张力增强，有效降低由作者意图闪现手法带来的说教意味，提高叙述话语的文学性。例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小说主要人物的意图力十分明晰，创作者的外意图包蓄了所有意图合力及由之引申出的思想蕴义。柳毅的始意图是义行，他自称“吾义夫也”，听闻龙女遭遇便“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为了一腔义气愿替龙女托信；其后他的意图力展现出共时性特征，对龙女的爱与坚守心底的义交织，由此便因钱塘君“乘酒假气，将迫于人”的行径而拒绝指婚，他自认“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耶”，此时的义行意图成为爱情意图的强反向力，彰现出人物复杂饱满的性格特征。龙女的始意图是悔婚，她因不甘受辱而托柳毅传书，“以尺书寄托侍者”，柳毅的始意图和钱塘君欲以暴力手段为侄女报仇的意图是其强同向力，而夫家泾川次子及其舅姑压迫龙女的意图是其强反向力。此后，龙女的意图演变为爱情，在这个过程中，钱塘君的蛮横性格成为其弱反向力，而柳毅不愿“屈于己而伏于心”的操贞成为其强反向力，但龙女努力争取，她化作卢氏女与柳毅成亲，解开误会后“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实现圆满结局。由内意图合力及篇末“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句可推定，外意图对于柳毅秉义之心和龙女逐爱之勇是持肯定推崇态度的。此时，龙女之父洞庭君则显出其关键性，他在文中展现出的意图是救女于水火之中，却因“父母配嫁”之礼教习俗的束缚而在无意间成为女儿婚姻悲剧的帮凶，龙女这场受命之姻同后文与柳毅间自由恋爱的婚配相对比，便体现出作者对这种不以爱情为基础之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力度，令外意图富于内涵张力与深刻立意。可见内外意图的包蓄式架构相较于相反式与等同式，更易于拓伸蕴意阐发的外延边界，增强小说叙事内容的丰富性与可读性。

由上可见，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中外意图包蓄内意图式的关系架构，常令小说饱含精神内涵上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有裨于增强作品的文学张力，通过开掘蕴意的多重脉理，能有效弥补作者出位叙述模式在艺术效果上的固有缺陷。此外，作者在令外意图包蓄内意图合力的同时，还可通过直白彰现外意图的方式对小说主题进行更深入的引申与阐发，使作品更富思想力度。

三、结语

意图叙事理论是对西方叙事理论施以符合中国文学实际之改造的成果，“其研究视角从纯粹的行为转向人物及其心理动态，符合中国叙事作品的客观实际。”这种研究路径着意于探寻行为的生发根源，并经由对人物心理的阐释来解构文本，对人物本身的独立意义予以确认和肯定，突显了文学作品中个体精神的价值，富有深刻的人文意义。将该理论应用于唐传奇研究，并对内外意图关系作分类式梳理，是对意图叙事理论进行广泛实践的创新性尝试，或有助于为唐传奇的解读阐发增添新视角。人物意图叙事型小说以人物意图为载体贯连叙事环节，将人物心理互动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常能达致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作者意图闪现型小说则是通过创作者的出位叙述以令外意图直白彰现，在点明主旨的同时也较易导致文本的陌生化程度降低。此两类小说的文学性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内外意图关系的建构，内意图与外意图之相反、等同与包蓄的三种关系层次对叙述话语的承启具有关键作用，由此对小说的艺术效果产生影响。这类关系研究是对进一步完善意图叙事理论的创新性尝试，有益于按照意图元结构的差别对唐传奇进行分类与剖析，从而为唐传奇研究开辟新的视野，这种探索至今仍具广阔的开掘空间。

注释：

①许建平：《意图叙事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 许建平、在元：《意图叙事说》，《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第20页。

③ 许建平：《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型——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新思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67页。

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⑥ 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页。下文如未标明引文者，皆引自此。

⑦ 克洛德·布雷蒙：《叙述可能之逻辑》，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⑧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第299页。

⑨ 许建平、郑方晓：《意图力：小说叙事的内驱动力——以明清两代小说文本为案例》，《求是学刊》，2011年第6期，第114页。

⑩ 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