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琴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6)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1900年敦煌藏经洞一经发现即轰动海内外，遂遭外国探险家劫掠，使得敦煌遗书分散于世，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令国人痛心之局面。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萌芽于京师大学堂的硕学鸿儒们基于从伯希和处抄录的敦煌文献而做的跋语、札记等[2]，后经二、三十年代刘半农、胡适、向达和王重民等学者远赴重洋查阅抄录英法藏敦煌经卷并编纂重要著述；王国维和陈寅恪创新敦煌文献研究方法；陈万里实地考察敦煌千佛洞，到四十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五十年代英藏敦煌写本缩微胶卷公布，我国敦煌学研究向科学性、实证性、多元化发展迈进了一大步。“文革”结束后，我国敦煌学研究从停滞中重获新生，法藏、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公布于世，加之各级各类敦煌研究机构的成立、敦煌研究期刊的创办、敦煌研究著述的出版发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敦煌学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敦煌这颗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再次散发出熠熠光辉，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研究数量、主题、范围、方法等层面都出现新的增长。鉴于目前对敦煌学研究现状的描述多为主观性历史书写，本文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由此描绘我国敦煌学研究现状，发现研究缺口，并展望发展前景。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年度立项数量(2000—2019)进行计数统计，然后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别将敦煌学研究项目划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冷门绝学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共8种，继而统计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的学科分布范围。

同时，本文借助中科院NLPIR汉语分词系统和Python核心科学模块scipy进行项目数据挖掘。首先，采用NLPIR和正则表达式模块提取每个项目的关键词及其词频。针对停用词问题，采用stopwords-json信息和专家标注方式进行停用词汇过滤。其次，依据词频阈值，选取高于阈值的词汇构建词频矩阵，矩阵维度依次为高频词数量和项目数量，经过多次实验，本文发现阈值为5结果最优。再次，导入词频矩阵，采用numpy模块依据词汇共现情况计算高频词之间的皮尔逊系数并构建高频词相似矩阵。最后，利用scipy中的层次聚类方法来分析高频词相似矩阵，簇间距离采用沃德方差最小化算法，从而形成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二、统计结果

1.立项数量

对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立项数量(2000—2019)的统计显示，立项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设立之后，敦煌学研究也获得了更多项目类型的资助，立项数量逐步上升。

2. 项目类型

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项目立项类型辐射了除特别委托项目之外的绝大部分项目类型，其中尤以一般项目(40%)、青年项目(18%)和西部项目(23%)为最多，这也符合国家社科基金面向全国，注重扶植青年社科研究工作者和边远、民族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思想。敦煌地处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又是敦煌学研究的源头，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等敦煌学专业研究机构均地处我国西北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西部项目的立项比例，是国家支持西部学术发展的体现。相比而言，重大项目(6%)、重点项目(4%)、后期资助项目(2%)、冷门绝学项目(2%)和中华外译项目(5%)的比例明显偏低。

3. 学科分布

敦煌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涉及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它属于交叉学科，其中也含有‘绝学’‘冷门’的领域。”[3]对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立项项目学科分布范围的统计表明敦煌学所涉研究领域之宽广。统计显示，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立项主题分布在中国历史(68项)、语言学(31项)、中国文学(30项)、宗教学(26项)、考古学(18项)、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9项)、民族学(8项)、法学(4项)、哲学(3项)、艺术学(2项)和应用经济(1项)等十余个学科，其中又以中国历史为最多，其后依次为语言学、中国文学、宗教学、考古学等，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敦煌学研究重在史料的考证、挖掘、整理和史学建构，以及敦煌文献相关语言文字研究、宗教研究、文学研究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但尚未充分拓展开来。

此外，本研究还统计了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的立项单位及其所在省市区。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立项单位包括高等院校、中国社科院、敦煌研究院、国家图书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其中高等院校占比79%，占绝对多数；敦煌研究院占比11%，立项数量排名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占比4%，排名第三；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出版社占比3%，排名第四，主要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单位。可见高等院校依然是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在内的研究机构次之。就以上立项单位所在地域而言，甘肃省占比53%，遥居首位，占据半壁江山，其他则零散地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区。这说明敦煌学研究目前依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敦煌学源发地甘肃省，尚未全面走向我国其他省市区。

4. 高频关键词

所谓关键词，是指“从文献的标题、文摘以及正文中抽取的对表达文献主题起关键作用且具有检索意义的词语”[4]20。对敦煌学研究项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管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研究热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统计显示，我国敦煌学研究高频关键词包括敦煌文献、藏文文书、佛教、石窟艺术、敦煌文学、吐蕃统治时期、唐五代时期、汉文文献、归义军时期、民间信仰、文化艺术、遗书解读、社会经济、民族、图像解读等。如果进而依据词汇共现情况计算高频词之间的皮尔逊系数并构建高频词相似矩阵，形成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见图1)，可以归纳提炼出目前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几个热点研究领域，即敦煌文献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宗教信仰研究、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等。以下将对这些研究热点逐一进行剖析。

图1 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高频关键词聚类树图

三、研究热点剖析

1. 敦煌文献研究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或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批2至14世纪的历史文本、经卷文物等的总称。从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高频关键词统计数据中可见，“文献”出现频率最高，这说明我国目前敦煌学立项研究的主要领域就是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除文献整理外，敦煌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学科可见，现有项目在语言学学科所占比重很大，盖因敦煌文献相关语言文字研究数量较多。另外，综合统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及其相关主题可见，重大及重点项目多为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由于篇幅所限，相关图表在此略去。

(1)文献整理与研究

以敦煌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为主题的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即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和蒙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中以藏文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为最多，且所涉主题丰富多样，例如“敦煌西域古藏文书信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新疆等地出土古藏文官府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古藏文戒律文献整理研究”“敦煌古藏文密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敦煌古藏文法制文献研究”“法藏敦煌古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等等。汉文文献研究次之，例如“敦煌汉文文献题记辑录编年”“敦煌西域出土汉文医药文献综合研究”“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等。蒙文文献最少，例如“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蒙书整理与研究”等。

(2)语言文字研究

敦煌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项目大多分布在语言学学科内，主要研究主题有疑难字词考证，例如“敦煌西域写本文献疑难字词释证及相关理论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语词考释”；有语言比较研究，例如“敦煌古藏文与藏语安多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有语法研究，例如“敦煌藏文语法研究”；尤以词汇研究数量最多，例如“敦煌医卷整理及词汇研究”“敦煌古藏语词汇及其演变研究”“敦煌佛典词汇汉藏对照文献研究”“敦煌诗词曲词汇研究”“敦煌愿文词汇研究”等。

2. 敦煌艺术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敦煌艺术研究项目体现了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整体研究是从宏观角度对敦煌艺术的历史、发展、保护等进行研究，例如“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研究”“敦煌艺术史论”“知识产权视角下敦煌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成果权及法律保护”。个案研究则集中于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这不仅是敦煌文化艺术的精华，也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立项数量最多的是石窟图像研究，例如“敦煌石窟图像专题研究”“粟特美术影响下的敦煌石窟图像研究”“敦煌石窟于阗图像研究”“敦煌石窟中的华严图像研究”等；还有石窟壁画研究，例如“敦煌石窟壁画中紫胶色料及丝绸之路沿线相关文献研究”；石窟建筑研究，例如“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研究”，以及石窟美术史研究，例如“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

3. 敦煌文学研究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5]3这一概念显示敦煌文学具有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它既包括敦煌写卷中的唐前经典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例如《诗经》《文选》《玉台新咏》、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以及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等，也包括敦煌民俗仪式文学，例如祝愿文、驱弹词、祭文、歌辞，还包括敦煌宗教仪式文学，例如俗讲、变文、通俗诗等；其中“敦煌遗书中保存的20多篇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有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体”[5]11，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中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就涉及了敦煌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变文，例如“敦煌变文文学与文化研究”，此外还有“敦煌赞颂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等。此外，“敦煌文学最典型的特点是：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以集体仪式创作为其创作特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5]5，意即仪式性和讲唱性是敦煌文学的重要特点。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将敦煌文学的这两大特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敦煌民间文学的形态与民间仪式之关系研究”“敦煌及新疆出土文献中戏剧文学与表演图像研究”“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等优秀选题。还有项目从宏观角度对敦煌文学进行历时和共时研究，例如“敦煌文学发生论”“敦煌文学编年研究史”“佛教影响下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等。

4. 敦煌历史文化研究

从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高频关键词统计数据可见，对敦煌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即吐蕃统治时期、归义军时期和唐五代时期。这三个时期是敦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量遗书文献都记载了这几个重要时期敦煌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吐蕃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与唐朝亦敌亦友，在“安史之乱”后趁乱占领了敦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藏文化交融，宗教和社会经济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立项项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凝练出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例如“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敦煌古藏文法律文书与吐蕃司法制度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研究”“敦煌吐蕃民间文学作品研究”“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等，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解读。归义军是“晚唐设在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边陲藩镇，中经五代诸朝，至北宋前期覆亡，先后由敦煌大族张、曹等氏世袭掌政，统治长达一百八十年左右”[6]。对归义军统治时期进行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敦煌曹氏归义军家窟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人身份社会化研究”“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研究”等；唐五代时期是敦煌社会文化发展的繁荣期，相应地研究主题也丰富多彩，涉及社会制度、宗教、文学、服饰、饮食、农业、律法、妇女等各个方面，例如“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信仰研究”“敦煌隋唐五代服饰研究”“晚唐五代敦煌人的食生活研究”“唐五代宋初敦煌妇女研究”“唐五代敦煌农业系统变迁研究”等。还有个别项目的研究主题涉及其他时期的敦煌社会文化，例如“明清敦煌区域历史与社会变迁研究”。

四、研究结果讨论

综观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立项(2000—2019)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项目在数量上逐渐攀升，主题上日趋多元，但相较敦煌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庞大的知识体系而言，当前项目所涉研究范围和主题依然存在若干不足，尚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 敦煌学外译成为短板

自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国际敦煌学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敦煌学研究虽起步稍晚，但也历史悠久，论著不凡。然而，“在敦煌学的蓬勃发展研究和国际对话与联系持续加强的时代语境下，社会各界尚未有明确的敦煌学翻译危机意识”[7]，这一点从2000-2019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立项中清晰可见。笔者在自己整理的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题名目录(2000—2019)中以“敦煌”+“译”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敦煌学翻译研究相关项目10项，分别是“敦煌发现的《解深密经》藏译本整理及研究”“二十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西方英译活动研究”“敦煌古籍医经医理类文献英译及研究”“敦煌古藏文密教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敦煌佛经音义整理与唐五代译经及社会历史研究”“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的整理、翻译与研究”“甘肃藏敦煌古藏文社会文书翻译研究”“敦煌出土藏译汉文佛教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敦煌吐蕃文书《罗摩衍那》校勘与译注”“法藏敦煌古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研究”，可大致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俄裔美国结构主义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论翻译的语言学层面”一文中，将翻译划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语际翻译(interlingual)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8]。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将语言符号用相同语言的其他符号翻译；语际翻译是指将语言符号以不同的语言翻译；符际翻译是指将语言符号以非语言符号翻译。现有敦煌学翻译相关项目中，有对敦煌文书进行译注的，属于语内翻译；有藏文汉译、汉文英译研究的，属于语际翻译；也有属于符际翻译的，但不在上述10项中，例如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就属于符际翻译，意即敦煌石窟的内容主体是使用建筑、绘画和雕塑的符码对佛教经典的翻译。[9]40此外，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2010年设立以来，旨在将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翻译出版至域外，增强中华文化和学术的域外传播。该项目迄今已立项翻译和出版千余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但只有10项与敦煌学相关，且这10项大多集中于一两个书系，例如樊锦诗等主编的“解读敦煌”系列图书(全11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还包括同一著作的多语种版本立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多样性上都远远滞后于我国敦煌学学术发展和著作出版的步伐，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敦煌学参与国际对话的要求相距甚远，亟待引起学界关注。总而言之，在现有敦煌学翻译研究项目中，属于语际翻译的敦煌学外译研究显得极为匮乏，“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翻译引进的外国敦煌学论著已数以百计，而国内有关论著的外译却寥寥无几”，而且“即便是已经外译的敦煌学著作，其翻译质量如何，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0]因此，大力加强敦煌学多语种外译及其研究，尤其是利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将我国敦煌学研究成果译介出去，助推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将是今后我国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2. 跨学科交叉研究欠缺

结合2000—2019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学科分布和题名目录可以发现，敦煌学所涉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较为分明，针对同一主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不足，这与敦煌学的本质属性不符。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敦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11]110。可见，敦煌学研究广泛涉及艺术学、宗教学、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建筑学、语言学等，可以说敦煌学研究的本质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然而目前敦煌学研究遭遇的困境之一却是“敦煌学自身走向‘碎片化’的研究”[12]141，即研究过于专业化和微观化，缺乏综合性和宏观性整合。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指出，敦煌文献为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万象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但其开发尚未完成，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亟待整合多学科优势，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以期“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资料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3]。敦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是多民族文化汇聚共荣的中心，敦煌学本身体现了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其蕴含的学科知识元素丰富，研究方法中西交融，研究机构分处多国，研究学者背景多样，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尤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枢纽的地位，敦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特别是文化交流，对“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实现意义重大，敦煌学研究也因此焕发了新的生机，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亟待整合多学科优势，拓展研究范围和路径，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多角度发掘敦煌文化和遗书文献的价值，以期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更好地参与国际对话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数据库建设和应用研究不足

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中有一定数量的敦煌学数据库建设项目，例如2012年敦煌研究院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以及2013年西北民族大学扎西当知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敦煌古藏文文献资源库建设及其检索研究”等，但为数不多，且呈现出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立项在建的敦煌学数据库主要是文献数据库，但敦煌学研究包罗万象，仅文献数据库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敦煌学研究资料的需求；二是目前立项在建的敦煌学语料库大多为单语语料库，尚未见双语或多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这无法满足中国敦煌学研究参与国际对话的需求，也不利于国际敦煌学研究资源共享；三是敦煌学多模态平行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匮乏。多模态语料库是指经过标注的“语言与多种形态的交际相关材料的”集合[13]，例如语言文本与音视频材料的集合，旨在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今“多模态化已成为语料库建设的重要趋势之一”[14]40，但相比国外，国内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和应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敦煌学双语或多语平行多模态语料库尚未出现，这滞后于当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外读者对敦煌文化的具象体验和深入理解；四是“敦煌数据库的建设尚缺乏系统理论语言学原则指导下建立的、面向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研究而创建的深加工研究型语料库”[15]111。数据库的建设规模可大可小，形式可繁可简，内容可专业可通俗，具有相对的随意性。敦煌学数据库的建设亦是如此，可就某一内容或主题建立若干小型或专题型数据库，甚至综合性数据库，但从2000—2019敦煌学数据库建设立项项目来看，敦煌学研究型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研究尚不多见，这也意味着目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以文献编纂整理为主，文献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加强。

4. 冷门绝学研究亟待加强

所谓冷门绝学，是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文化特色鲜明、学术价值独特、研究难度较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面临失传危险的传统学科或研究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16]敦煌学包罗万象，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集合，其中就有不少冷门绝学，例如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象雄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这些冷门绝学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也是我国敦煌学学术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点。然而，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项目(2000—2019)高频关键词统计数据中鲜见上述敦煌少数民族文字关键词。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中敦煌学研究仅有4项，分别为“敦煌本王韵与唐宋诸本韵书比较研究”“敦煌文献中的象雄语言文字研究”“敦煌文献集部校录整理与研究”“敦煌民间信仰文献整理与研究”，与敦煌学中的冷门绝学相较仅占一隅。由于社会商业经济大潮的冲击、就业趋势的影响和实用至上的专业选择观，使得冷门绝学后继乏人，甚至濒临消亡。敦煌学中的冷门绝学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敦煌乃至丝绸之路沿线往来交流的多民族历史和文化至关重要，因此亟待加强，以免这些历史瑰宝在时间长河中日渐消逝。所幸2018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开始启动冷门绝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这将对敦煌学冷门绝学研究起到及时的填补和促进作用。

五、结语

综而论之，敦煌学研究宏大驳杂，但从2000—2019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学研究立项现状来看，我国学界现有研究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今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宜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加强：一是强化敦煌学外译研究与实践，助力中国敦煌学“走出去”。敦煌学专业性强，外译时宜由浅入深，先从术语或文化概念的外译入手，“敦煌文化概念的翻译是敦煌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关键，是敦煌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钥匙”[17]108，在敦煌学外译过程中，将通俗性与专业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敦煌学对外传播的效果和深度，推动敦煌学从学术走向大众。二是推进敦煌学多模态语料库建设，特别是多模态多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对敦煌遗书数字化演进史进行追溯，可将目前敦煌遗书数据库分为单一型、复合型和智能型三种。单一型数据库数据类型单一，规模小，功能简单；复合型数据库数据类型多样化，规模较大，功能更为复杂；智能型数据库在复合型数据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智能技术的运用[18]。 多模态数据库的建设及其应用，将进一步丰富敦煌学数据库类型，强化其功能，扩大其规模，增容敦煌学语料库资源，实现敦煌学研究资源共享。三是扩增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研究广度上，补短板，填空白，加强敦煌学冷门绝学研究，丰富敦煌学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在研究深度上，建构和完善敦煌学学科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兼容并蓄，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推动我国敦煌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四是实现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政产学研一体化。所谓政产学研一体化，是指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合作，互利共赢；“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为社会提供金融、物质产品及各种服务；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确保产业与大学机构范畴之间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流；大学则作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19]。今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应在政府主导下，扩大敦煌学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以及产业单位的协同合作，例如敦煌学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翻译学研究中心，以及语言服务产业之间在翻译队伍、译介内容、研究成果、传播路径方面的协同合作，或者敦煌学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以及文创产品生产企业在敦煌文化内涵、创意设计、产品制作和营销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共同助力我国敦煌学的内涵建设与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