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彭红

贫困问题一直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代史范围内，学界对近代贫困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区域着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部政治文化中心；另一个是研究重点多注重于对贫困问题的原因分析，而对于具体的个案研究则相对较少。学界的研究视野对西北内陆关注不足，专门以青海地区为研究个案的文章还没见诸报端。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分析河湟地区在近代贫困的表现，并试析其背后原因。

贫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贫困是指经济的贫困，而广义的贫困是走出经济范围的贫困，即不仅指经济上的贫困，还包括与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政治贫困、文化贫困、社会贫困、人力资源贫困等非经济领域的贫困。[1]另外，如果把贫困看成是反映个人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受到限制而导致生活水平低的状况，那么，贫困可以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2]河湟地区的贫困状况应该用一种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其贫困属于绝对贫困，即多数百姓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缺衣少食，生存权得不到保障。

河湟地区，指青海省东北部，日月山以东、同仁县以北、黄河和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含同仁、尖扎、贵德、门源、化隆、循化、互助、民和、乐都、平安、湟源、湟中、大通和西宁等14个县市。总面积达35000平方公里，虽然只占全省面积的4.8%，但是却是青海省最重要的农业区。[3]

一、农村经济的破产

近代时期，西北地区在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社会因素合力下，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农村民众的生活状况也受到波及。早在清末，甘肃地区的经济就呈现出凋敝的状况。[4]整个甘宁青地区“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5]西北地区中青海的农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青海评论》《新青海》《西北论衡》和《中农经济统计》等报刊杂志都相继指出一个共同问题，即青海农村经济陷入了破产境地。

1935年《新青海》第3卷上发表了一篇《青海农村经济概观》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青海农村经济的状况。这篇调查报告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20世纪30年代河湟地区农村经济现状。

《青海农村经济概观》调查了河湟地区的共和、乐都、民和、化隆、西宁、湟源、互助、门源、循化、大通、贵德共11县、441个村、约62900余户农民。30至40全国每户耕地面积平均为18.41亩，[6]青海有46.59%的家庭耕地数量在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河湟地区自耕农的数量占了一半以上，约62900户。半自耕农虽然有时会租种土地或出卖劳动力，但他们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据此，河湟地区拥有耕地的农户占总数的82.37%。可以说，绝大部分农民拥有自己耕地，但是不意味农民的经济状况良好。

农民的收入情况：农民的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耕地作物所产生的收入；二是畜产的收入。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农村农户的82.37%，且农村中耕地数小于50亩的农户占总数的66.01%。为了便于计算，设定一个5口之家拥有25亩地的自耕农为计算对象。畜产值计算取自耕农畜产值与半自耕农产值的平均值102.1。畜产收入并非都用于贩卖，牛马可以用来生产，羊及皮毛用以出售，那么拥有25亩的自耕农至少需要牛马各一，所以畜产品的收入应该为50元，平均每年生产50元为计算标准。收入部分：拥有25亩的自耕农年收入为99.25元生产值，即算为100元；再加上50元的畜产收入，一共为150元。

农民的支出情况：一个拥有25亩的自耕农每年的支出包括以下几项。第一，生产资本方面：牲口消耗，约10元；种子6斗2升半，约合14元；农具木车消耗及添置，约15元；零工约8元；共计47元。第二，农民生活支出方面：一个五口之家，以两个成年人，一个少年，两个幼年计算，一年粮食至少要两担半，约50元，衣服、房屋等，约15元；杂用约10元；共计75元。第三，钱粮捐税部分。以表2中平均每亩数税收做计算，25亩地每年需要缴纳8.75元正税和25.25元附加税，钱粮税支出每年至少34元。临时供应粮、临时供应以及地方随粮附征没有具体的数据暂不做统计。第四，农民每年还有一些无法具体量化的其它支出，如六成折征与委员和警察的脚钱。

表1 河湟十一县农村耕地分配表

表2 河湟十县每亩税收情况

总计农民每年收入为150元，支出至少需要185元，二者比较存在35元的差。值得说明的是，计算对象选择的是一个拥有25亩土地的自耕农，是一个理想对象。实际上河湟地区农村家庭情况只会更加糟糕，表1反映出自耕农和拥有50亩土地的农户已经占了农村家庭总数的多数。上文的计算数据表明，这部分农民每年也是入不敷出，每年都有至少35元的收支差。另外，计算支出数据时没有考虑更加繁重的其它苛捐杂税；也没有计算生活状况更加糟糕的半自耕农和佃农。很多“农民的收入，因水涝、干旱、虫灾、风灾、雹灾，己一天天减少了，支出却一天天地增加了”。[7]无怪乎当时热心青海事务的人们大呼“救济本省农村问题”。[8]

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将自己的目光转向高利贷。《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中记载了当时青海省所调查县市的农民借债状况。调查显示，青海农村的借债现象较为突出，借款来自商人和商店的占53.2%，在全国仅次于宁夏，居于第二位。借款年利率为20—60%。[9]农民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放贷剥削，有所谓“黑驴打滚”“羊羔生息”和“出门三声炮”等名目。长期遭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只能“弄得自耕农一降而为佃农，再降而为雇农，进而倾家荡产”。[10]

表3是汤惠荪等人对1932年至1933年河湟11县农民借贷情况的统计表。从表中可以发现，在所调查的11个县中，所有县都存在农民借贷现象，平均借贷率达到了48.38%，这也就意味着农村中有近一半的农民存在借贷。借贷人数占比为50%以上有五个县，分别是西宁77%、互助77%、乐都70%、民和56%以及贵德75.2%；占比借贷比最低的是湟源县，借贷人数占全户数的比为12%，最高的是互助县，高达77%。从借贷年利息看，借粮食的利息的利率比较稳定，基本稳定在20%的年利率；现金的年利息在20%到50%间波动，变化幅度较大。从1932年到1933年借贷人数的变化来看，在所调查的各县中，除大通借贷人数下降10%以外，其它9个县借贷人数（门源数据不详）都有大程度的增加。化隆的增加人数比重最少，增加了2%，湟源增加比重最大，达到了57%，11个县的平均借贷率达到21.27%。农民借贷问题普遍存在河湟地区的农村中，据《新青海》揭露，1932年，乐都地区秋收不理想导致1933年乐都乡间高利贷盛行。学者袁亚丽对青海“农家收支不平衡，支出大于收入，农家经济极端贫困”的评价与上述分析相互印证。[11]

表3 1935年河湟11县借贷统计表

二、农民生活状况下降

民国时期，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组织发行了《中农经济统计》，其中有关青海部分则为我们了解当时农民的经济情况提供了依据。

表4和图1反映的是从1932年到1941的9年间，青海河湟地区民和、化隆、西宁和门源4县农民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指数和购买力变化情况。如果购买力大于100，即是说明农民每年生产的农畜产品所得的物价大于农民每年需要消费的日用品和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所应付出的物价。亦就是说，农民将一年所得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全部转换为金钱，再除去每年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必需品之后还有剩余的钱。分析表4、图1可以得到以下信息：第一，青海河湟4县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逐渐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增长态势。以1937年为分界点，物价增长总体上是一种平稳的、缓慢的增长趋势；之后却是呈现出成倍式的增长，1939年至1940年和1940年至1941年都特别明显。第二，从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二者的走势来看，1937年以前，所得物价指数虽然持续小于所付物价指数，但二者之间差距不大；仅有1938年和1939年所得物价指数高于所付物价指数。第三，从农民的购买力变化来看，除1937年以外，只有1938年和1939年农民的购买力略微高于1（以1937年的购买力为标准1）；农民的购买力在0.8上下浮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1933年到1941年间，青海省农民的经济收入总体上呈现出负增长的状态，农民长年入不敷出。

表4 《青海省农民物价指数变化简表》

图1 《青海省农民物价变化趋势图》

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和时人对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报导相互印证。1936年一个农民自白道：“一般的农人都有肥沃的田，小麦青稞瓜果蔬菜以及夏秋的农产物都能盛长，但是到现在不仅种麦者不得食麦也……而且连种子下不上……是深一日，逼到这个走投无路的地步……”[12]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我们知道青海的农村生活，是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月，这种情形，假若深入民间去考察，都很明显地可以看到”。[12]

三、结语

绝对贫困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13]上述特征在深处西北内陆的河湟地区同样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河湟地区的农民的贫困问题更难以进入主流的视野。河湟地区农民的贫困现象集中表现在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