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研究

2022-03-04李康燕

西部学刊 2022年3期

摘要：“非遗”项目是全球化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文化双向互动的产物，陕西“非遗”项目文化在对外传播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重点是华阴老腔等10个项目，有政府组织和民间自发两种对外传播交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文化积淀深厚，创新精神浓烈，容易引起境外观众共鸣;传播路径宽广，形成了合力，传播效果好，社会影响力大。守正出新，内涵为王，是推动“非遗”项目“走出去”的陕西经验。

关键词：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交流传播;模式;经验

中图分类号：G127;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3-0023-06

近年来，作为全球化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伴随着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一方面，最先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通过资本携带着强势的殖民文化向着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渗透，另一方面，被视之为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也同样地影响着西方国家。2003年10月，联合国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就是顺应这一双向文化互动趋势的产物。该公约的发布意味着共识的形成。政府文化部门先后展开以“非遗”保护为目的的行动，而学界对于“非遗”的研究也渐成热潮。

有论者对“非遗”项目的存在状态进行分析。他们运用数理统计和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对一个省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进行空间地理分析，认为其空间分布与该省主要河流水系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1];有学者对于“非遗”项目内容进行梳理，认为可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建立（“非遗”传承人）有关档案，做好“非遗”传承工作[2]。也有论者研究“非遗”项目与文化的联系，他们或认为遗产的“地理空间/人文空间”并不重叠，后者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的“完全的受制者”，它会超越某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单位[3];有的学者认为寻根文学与“非遗”保护的内在文化精神一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存在根据的拷问，而且是试图推动人类文化向多样性生态方向发展的前景筹划，以乡土文化传承为内容的新“寻根”思潮在今天已成为国际性文化生态复兴运动的一部分[4]。还有论者注重于“非遗”项目合理利用的研究，他们或强调“非遗”的一些项目可以变成当地旅游产业的标志，也可以在當地的学校进行传承[5];有的学者强调对“非遗”进行包装、改造，使其适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并带来经济效益[6]。

“非遗”项目既然是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文化双向互动的产物，那么“非遗”项目走出国门显然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方面。有论者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探讨“非遗”对外传播，认为“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呈现出差异性多元、全民性多元与个性化多元三类特征”[7]，只是该研究过于宏观，不够具体深入。2013年文化部外联局设立“地方厅局重点对外文化调研课题”面向全国招标，中标的7项课题中有一项“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交流的问题和对策研究”。囿于经费和时间的制约，该项研究抽样调查的样本省是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虽然能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对陕西省“非遗”项目对外交流鲜活的个性特色必然有所遮蔽[8]。本项研究的主要动因就是要弥补上述不足，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来描述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的历史与现状，用解释的研究方法来解析其对外传播交流的模式与特点，采取概括法来总结陕西“非遗”项目“走出去”的重要经验，以期对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有所助益。

一、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一）对外传播交流历史

在联合国2003年10月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尚无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200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后，我国才有了明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由此确定了“非遗”项目名录。值得重视的是，“非遗”名录里的这些项目具有历史传承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存在着并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本文将2006年6月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家级“非遗”名录作为分期的标识，之前视为“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的历史，之后视为“非遗”项目对外交流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至2006年6月，此阶段“非遗”项目在当时被冠名为“文化”对外传播交流，传播范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此阶段“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对象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交流的目的在于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新中国的声音，同时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9]。例如，1953年4月，省政府组织易俗社、香玉剧社、西安曲艺团和长安木偶社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第五团;10月，陕西省政府主席赵寿山任团长带领西北歌舞团、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和狮吼剧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历时70多天，为中朝军民演出350场;安塞腰鼓队于1952年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参加布达佩斯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艺术节。

第二阶段：1960年1月至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阶段由于中苏之间出现龃龉，阶级斗争为纲的声浪渐起，“非遗”项目被排斥在对外文化传播交流大门之外。

第三阶段：1976年11月至2006年6月。此阶段随着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余毒的深入进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路线得到确立并被贯彻落实，“非遗”项目虽然依循历史惯性仍被称作“对外文化交流”，但对外交流的步伐加大了、加快了，甚至可以描述为开始大踏步地走出国门。

（二）对外传播交流现状

由2006年6月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家级“非遗”名录到2019年6月，笔者经过对传承人的实地访谈，检索报道了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交流的媒体，查阅了地方文化机构的相关记载，有关项目按照交流频次由低到高排序如下：华阴老腔14次、安塞腰鼓11次、西安鼓乐11次、华县皮影戏9次、安塞剪纸6次、凤翔泥塑2次、凤翔木版年画2次、提线木偶2次、红拳2次、秦腔1次。

二、陕西“非遗”对外传播交流的模式与特点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传播看成是“人们通過普通的符号系统交换彼此的意图”，《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则作了如是解释：“传播是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译，它的主要意思是思想、观念、意见的相互交流。”据此，本文所使用的“对外传播”概念，就是指境内的人们借助于一定的符号系统与境外的人们彼此交流思想、观念和意见。

（一）对外传播交流的模式

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环节，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可操作性的特征”[10]。由主体行为模式入手，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表现出两种运行模式：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交流和民间自发的对外传播交流。

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交流是执行政府间文化协定而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文化部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会派出文艺表演团体到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举办“欢乐春节”活动，因影响力较大，逐步形成了品牌，于是就将此项活动统称为“欢乐春节”。陕西一开始是组织“非遗”项目参加，到2015年就依托文化部海外“欢乐春节”品牌，结合陕西的文化资源，举办“国风·秦韵”陕西传统文化系列展演活动。“非遗”项目安塞腰鼓、安塞剪纸、凤翔泥塑、华县皮影戏、西安鼓乐、提线木偶等，先后赴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时任渭南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徐新荣率团参加“中国陕西—东盟经贸合作洽谈会”，选了华县皮影戏的皮影作为礼品赠送东盟合作伙伴。

相较于政府组织的活动，民间自发的对外传播交流主要是非政府机构如社会团体和文化企业以“非遗”项目为载体而开展的对外文化传播交流活动，频次高，涉及面广，也更有深度。例如，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在旧金山、圣保罗等11个城市及8所学校进行泥塑现场制作展演，介绍并推销产品，而华阴老腔于2018年2月在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12个城市演出，还到大学讲坛进行深度文化交流。

（二）对外传播交流的特点

前文的调研数据显示，陕西“非遗”对外传播交流活动，虽然组织者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致相同、为民众喜闻乐见且能集中表现陕西文化精神的“非遗”项目，如安塞腰鼓、安塞剪纸、凤翔泥塑、凤翔木版年画、西安鼓乐、华阴老腔、华县皮影戏、提线木偶、秦腔和红拳10个项目，的确起到了“使得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11]，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1.“非遗”项目文化积淀深厚，创新精神浓烈，容易引起境外观众共鸣。课题组成员在寻访曾经多次去境外交流的“非遗”传承人过程中，深深地为他们专注于“非遗”项目，努力地进行创新所折服。例如华阴老腔，作为一个从皮影戏中单列出来的弦板腔符号系统，本身具有陕西关中所具有的文化积淀，从其表演的场景中观众似乎回到了古代的秦国，感受到古老的“秦声”。李斯在《谏逐客书》就描述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12]瓮为一种腹部鼓起的陶制盛物器，缶为古代的一种盛酒器，筝为拨弦乐器，髀为大腿，古代秦人的愉悦场面可以由此还原出来：有个人弹奏着拨弦乐器，有个人随手抄起一件陶器，有个人拿起装酒的碗，有个人找不到现成器物就拍起大腿，其中一个人领唱，大家跟着一起吼起来。华阴老腔在历史传承中，逐步地用月琴、板胡、二胡、手嚓、梆子、板凳等文武场乐器取代了原始简单的“筝”“瓮”“缶”“髀”，“一人领众人吼”逐步地改变为上下两句反复的二次板和同一主体曲调的加花变异。在这一创新过程中，华阴老腔保护中心主任党安华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告诉笔者，虽然有时候看皮影的观众走得只剩三个，但从包裹严实的皮影表演棚边上撕开一条缝，却看到了戏班子的表演者完全处于忘我状态大声吼唱，这是最自然也最原初的秦声，激活了他的创新冲动。尽管党安华说，后来为了增强表演效果，加了低胡，但他在训练中，坚持让传承人自己发挥，他静静地听赏，发现了亮点就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了集中展示原初古朴意味的新的表演方式。这是华阴老腔一次成功的现代创造性自我转化，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感受到其中的创新，称赞其是“古调新弹”[13]。

传播交流的实质是与接受者建立共同的意识。华阴老腔原初古朴意味和其中体现的创新精神，迅速得到境外观众和学界的认同。据2018年3月9日《三秦都市报》报道：“2月26日，国家级老腔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和老腔艺人们一起远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12个城市进行为期1个月的交流演出，3月1日晚在犹他州杨百翰大学音乐厅的老腔音乐会现场，场内观众座无虚席，掌声不断，艺人们连谢两次幕并演奏了返场音乐。”[14]英国诺丁汉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在课程中播放了谭维维和华阴老腔演唱《给你一点颜色》[15]作为素材给同学们观摩讨论global music study，对华阴老腔进行了深层的学术讨论。

2.“非遗”项目传播路径宽广，境外交流顺畅，传播效果好。作为符号系统的陕西“非遗”项目走出国门，如何适应境外的公众需求、传播制度和社会结构，除了国与国之间有政府间文化交流的协定外，其具体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确定的？

如果说传播交流的实质是与接受者建立共同的意识，那么陕西作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省份，其“非遗”项目承载着的传统文化能极大地促进境内外受众认同感和历史感的形成，而境内外艺术家、业内同行和学术机构作为文化的“醒觉者”，就会积极地穿针引线，根据境外的受众需求，并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促成陕西“非遗”项目走出去。境内外艺术家、业内同行和学术机构积极参与，提供了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交流传播的技术路径。

例如，西安鼓乐能在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中成为主打品牌，是民间社会团体的学人、艺术家们与传承人经常相互交流切磋进而形成共识，成为志同道合朋友的结果。课题组在寻访长安区何家营村鼓乐传承人何忠信时，他详细地介绍了西安鼓乐对外传播交流情况，还展示了西安鼓乐对外传播交流的诸多照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安音乐学院冯亚兰教授拜会了老艺人何生哲，详细地考察了西安鼓乐的文化传承和审美特性。1981年经艺术界人士推荐，何家营村鼓乐社在西安市委礼堂与日本奈良雅乐团开展同台演出交流活动，其演奏的《群英宴》给日本同行留下深刻印象，也为以后的对外传播打下了基础。1987年何家营鼓乐社赴京参加“第五届华夏之声音乐会”，老艺人精湛的演技震撼了京城同行，扩大了社会知名度。2005年6月21日，何家营鼓乐社应邀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出。2006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省文化厅主办，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承办的“西安鼓乐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西安鼓乐进一步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由此可见，经过艺术同行、学界人士向境外联系和推荐，同时又获得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作为“非遗”项目的西安鼓乐对外传播交流的路径变得越来越宽广。

驻外使领馆文化官员、艺术同行及学界专家，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境外的传播做出努力。例如，在2011年2月何家營鼓乐社在澳大利亚参加“中国年活动”，不仅在启动仪式上表演，到悉尼大学演出交流，最后还去了艾斯巴贵族女子学校与师生们进行互动交流。此行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茱莉亚·吉拉德女士还给何家营鼓乐社写了感谢信。再如，华阴老腔在美国的巡回演出，吴蛮起到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吴蛮是第一个签约全球最大古典音乐艺人经纪公司ICM的中国民乐演奏家，其琵琶演奏获得外国同行的肯定，还获得现代传播集团第十届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称号。她不仅熟悉美国的公众需求、传播制度和社会结构，甚至为华阴老腔站台，设计出琵琶演奏与华阴老腔同台表演、穿插介绍中国传统音乐与陕西皮影戏音乐历史的传播方案，带领华阴老腔的艺人们走进大学课堂和社区机构，受到美国观众热烈的欢迎。

3.“非遗”项目聚集起社会各界的不同力量，形成了对外传播的合力，社会影响力大。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曾以社会学的话语描述了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事实上也是这种合力的结果。

我们以安塞腰鼓为例来加以说明。1984年，作为导演的陈凯歌和作为摄影的张艺谋带着《黄土地》剧组来到安塞。为了形象地表达黄土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和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选中了与黄土地相契合、充溢着生命原动力的安塞腰鼓。剧组的意图是拍摄电影，但电影上演后却为安塞腰鼓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受此影响，香港、澳门地区暑假师生旅游团100余人于1984年8月专程来安塞观看腰鼓表演。中国、日本于1986年合拍大型电视系列片《黄河》浓墨重彩展现安塞腰鼓，1989年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选用安塞腰鼓助兴，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组委会请来安塞腰鼓队参加“相聚在北京”大型文艺演出。

安塞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做好社会公共服务，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他们一方面在“非遗”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给予制度、人员和经费的支持，确定了“非遗”项目传承人并给予补贴，建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另一方面通过“非遗”项目安塞腰鼓和安塞剪纸的影响力来聚集人气，举行“腰鼓、唢呐、民歌大奖赛”，推动经济发展，为这两项“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奠定了雄厚人力资源基础。

安塞腰鼓的传承人除了对腰鼓技艺的喜爱之外，当然也有经济收入的考量。尤其是在《黄土地》拍摄中，鼓手们表演了两天，每人获酬金7元，使他们意识到“打腰鼓也能赚钱”，并将其作为一项职业来提升技艺，由此还产生了专门从事腰鼓培训的教练员。尽管有经济收入的考量，但在客观上为“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交流提升了技艺水平，使得表演更抢眼，更吸引观众。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安塞腰鼓被确定为对外传播交流的“非遗”项目，就会成为一只无形的手，将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传承人以前所做出的努力凝聚起来。尽管与他们原先的角度不同、意图不同，但就对外传播整体而论却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合力，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三、守正出新，内涵为王，推动“非遗”项目“走出去”的陕西经验

（一）守正出新是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重要经验

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影响深远，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守正出新”。“守正”是指完整地继承了陕西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准确地把握了其中的文化内涵，获得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出新”是指在继承基础上使得代代相传的陕西“非遗”得到创新，促进了人类的创造力。

从前文调研检索结果看，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主要集中在安塞腰鼓、安塞剪纸、凤翔木版年画等10个项目上。在调研与访谈这些传承人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10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都能在其符号系统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过程中，坚持守正出新。安塞剪纸传承人侯雪昭告诉我们，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炕上剪纸，手不离剪刀，看到身边的瓜果畜禽，就即兴地剪出单个图案。积累得多了，组合起来就可以表达一种新的寓意。说到高兴处，她按照调研组成员的属相，随手给每人剪了一幅作品。安塞剪纸艺人陈海莉已经建立了工作室，她告诉我们，她从小跟外婆学习剪纸，当时就是喜欢剪，看到什么就剪什么。在熟练掌握了剪纸技能基础上，开始琢磨如何表达意图，实现创新。她的艺术创新体验是：“剪纸不求临摹而是强调神似，可能许多细节就忽视掉了。安塞剪纸素材来源于生活，但比较夸张。安塞剪纸关键是要将传统的文化符号如牡丹、古钱、石榴、猪、牛、羊、虎、狮子、蛇、兔子等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总的寓意，比如喜庆呀、祝福呀、吉祥呀等。”在凤翔县六营村，我们访问了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他告诉我们，他们家以前就靠卖泥娃娃来换取食盐、煤油和火柴，他从小喜欢捏泥娃娃。1985年他带着100多件展品跟着“中国陕西民间艺术交流团”去了美国，并在12个城市展出40天，赚了600美元，他这才发现了泥塑的文化价值。但他上手后面对的则是各种挑战，先是泥塑易损问题，这迫使他要改进工艺，经过艰苦的实验，终于用传统的糯米汤和泥的方式解决;后又遇到如何让年轻人也喜欢的问题，这迫使他要在传统的图腾造型与现代人的审美时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进行创新式继承，除了十二生肖造型，他还在思考着如何将图腾造型与现代卡通造型结合起来。这种守正出新的努力，通过传承人的对外交流活动鲜活地展现在境外观众面前，受到了热烈欢迎。

（二）内涵为王是陕西“非遗”项目对外传播的又一重要经验

所谓内涵为王，就是在“非遗”项目对外传播中专注于联合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确定的“非遗”保护共识：一方面“使得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促进了人类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

陕西“非遗”保护管理部门在组织传播活动时，特别重视把关，防止“非遗”项目在传播中变味。安塞文化文物馆馆长殷宇鹏在访谈中就强调，安塞腰鼓对外传播交流“最重要的是提高演出技艺，这就要求挖掘传统的动作、鼓点，并按照其生成机制来进行新的组合。这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是安塞腰鼓了”。安塞在1993年到1997年期间曾经举办过2次腰鼓比赛，作为承办者的安塞文化文物馆就是按此来组织评比的。

社会各界和学术团体在对“非遗”项目进行推介研究时，都很重视从“认同感和历史感”功能出发，折射出其中的创新精神。例如，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邰立平告诉我们，他的年画先是经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陕西美术家画廊、上海展览中心、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和文化机构认同后，经过学界推薦和帮助，才去澳大利亚、法国等举办画展的，这样才能显示出凤翔木版年画的品味和档次。

大众传媒机构在对“非遗”项目进行推介时，同样是以媒体人的文化自觉，恪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确定的“非遗”保护共识，来报道对外交流的实际场面。例如，《延安日报》报道安塞腰鼓和安塞剪纸对外传播交流活动，《渭南日报》报道华阴老腔和华县皮影戏活动，《宝鸡日报》对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凤翔版画传承人邰立平进行的深度报道，都是紧扣“非遗”项目引发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并折射出创新精神来进行的。

参考文献：

[1]朱晓婷.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1）.

[2]戴旸，叶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探索[J].中国档案，2016（6）.

[3]彭兆荣，李春霞.论遗产的原生形态与文化地图[J].文艺研究，2007（2）.

[4]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的寻根文学[J].文艺争鸣·当代文学论坛，2007（6）.

[5]奈拉·塞瑞巴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中国和克罗地亚的发展状况[J].中国音乐学，2013（1）.

[6]陈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7]钟新，令倩.全面外交：中国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J].对外传播，2018（9）.

[8]李锐.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交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陕西省侨务办公室.建国后文化交流[EB/OL].

http：//www.sanqinyou.com/lishi/info/13111716032293529.html.

[10]百度百科.模式[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