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红

（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333403）

0 前言

文人画是绘画上的一个专称，亦称“士夫画”，是绘画中带有笔墨情趣、文人趣味的绘画种类，它摒弃了华贵艳丽，追求简洁质朴的形式。其不讲究画面笔法，而只在于画出文人之感想，它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绘画作品的精髓，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征，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晚清时期，程门在受到“新安画派”的影响下开创了浅绛彩瓷画，将文人画的传统艺术特征融入到瓷画中，使陶瓷与中国画结合。浅绛彩瓷是釉上彩绘的一种，在清末时期具有革新意义，每件作品的创作、勾画从头至尾皆为同一人完成，可以自由表达艺术家的个性与风貌，更加具有文人画的特征。寂园叟在《匋雅》中说：“画纸绢者，不屑于画瓷也，而能画瓷者，又往往不能画纸绢。”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瓷器的绘制常常是工艺画家的活，而文人画家是不屑为之的。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本文将浅析工艺美术中的浅绛彩瓷画的特点，阐述文人画对浅绛彩瓷画的影响并分析其表现形式。

1 画面形式上的表现

浅绛彩瓷侧重于写意，在瓷画表现上大多带有“创意性”，大量运用了意象的表现手法,在文人画中也非常讲究笔墨意趣，文人经常性的将书法艺术融合在绘画艺术之中，强调写意而非写实，在笔法表达上特别的简练，摒弃了艳丽的色彩运用，不讲究形似而在于神似，这些特点在浅绛彩瓷画中尤为体现。在颜色表现上，浅绛彩以其颜色淡雅、光泽感低的色彩效果为特色，是因为在陶瓷颜料中加入了钴元素才使得其颜料的发色变浅变淡，再施以淡赭色、水绿等颜色进行渲染，这与国画水墨画的效果相类似。浅绛彩瓷突破了以往粉彩瓷画的“匠气”之风，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气质，因为粉彩画的工艺相对来说更加的繁琐，画家不能像画写意画那样随性的施展笔墨，浅绛彩瓷画则可以在白瓷胎上直接用釉料描绘，这种设色方式产生的画面效果更加柔和，具有随意性，富有层次感。由此可见，浅绛彩瓷画的工艺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表现文人画所能表现的绘画形式。

浅绛水墨画是元代绘画一个突出现象，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用他所创的折带皴来画山石，他的山水画烟云流润、用笔秀逸洒脱。在浅绛彩瓷画中也有这样的笔墨特点；开创了浅绛彩瓷画的程门在陶瓷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对清中后期兴盛的粉彩工艺进行了改进，融入了文人画以书入画的艺术精神和表现形式。他的笔法近似于文人画的写意效果，表现了文人画中鲜明的笔墨特征。由于瓷器画起来光滑而又平整，所以为了使颜料附着在上面，就会大力勾勒皴擦，他所描绘的山石树木比较硬挺，用了大量的坚挺线条。在程门浅绛彩《山寺图》（图1）中，用赭石画山头，在山体的表现上用了斧劈皴、折带皴为之，色彩浅淡，笔老色青，意味隽永。程门在浅绛彩山水瓷画中运笔用墨的功夫在瓷画界是无人能及的，完全表现出文人山水画中以笔墨取胜的特点，尤其是画树木，笔墨的虚实顿挫完美表现了树木的摇曳生姿，运用点染较多，使得色彩过渡更加自然，景象更加完整。

图1 程门 浅绛彩《山寺图》

在清末至民国初年时，浅绛彩瓷画中较常见的题材就是山水，还有人物和花鸟的出现。其摆脱了把年画和版画用作范本的画法，选择了宋元明清时期一些绘画名家的纸绢本为摹本来彩绘。在元代文人画中“四君子”是较常见的题材，多是体现吉庆祥瑞的意义；浅绛彩山水画的画面则大多数效仿元四家的构图及用笔方法。浅绛彩人物题材方面一般取林亭幽静的小景，且大多为写意人物，画风上模仿元代的赵孟頫、刘贯道等人，内容是以一些历史故事为背景改编的人物图。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中这样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这说明，在古代文人手中，诗文书画原是一体。且在文人画中，多为“诗、书、画、印”一应俱全，体现出十足的书卷气。民国初期，许多浅绛彩瓷画家为了凸显自己的文学素养，将文人画的诗书印在陶瓷上表现出来，开创了在陶瓷上题诗词与落款的先河。在清光绪余子和的浅绛彩瓷李白醉酒图中(图2)，在题材方面，画面中不仅涵盖了花鸟、山水、人物等，作者的落款题写也在画面中；这件作品在构图方面与元代写意人物画十分相似，取局部小景画文人的闲适生活，背景是屏风，两人坐在石头上，笔法流畅，神态意态洒脱，了解这件作品后使得我对浅绛彩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由于受元代文人画的影响，在瓷画上开始题写作者的署名及诗词的落款方式是晚清时期出现的；这促成了特殊的瓷绘语言，使浅绛彩瓷画艺术更加丰富。

图2 余子和 李白醉酒图

2 “书画同源论”对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的影响

元初，画家赵孟頫不但享有极高的画名，而更被人尊重的是他的书法；赵孟頫“以书入画”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为《秀石疏林图卷》所作的题画诗之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①此处的八法指的就是书法用笔中的提按顿挫变化，可表明书法的用笔与画画不仅相通，两者之间还能够互相借鉴。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阐述了“书画同源”之论。阐明是赵孟頫提出了“书画同源论”这一理论，提倡将书法运用到了绘画上。在康乾时期的宫廷画师曾参与过御用瓷画的创作，但并没有在瓷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款；浅绛彩绘的大师，更多是具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在受到元代文人画家们的影响后，他们开始在作品上署名落款，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前无古人。而浅绛彩瓷画之所以得名，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文人画般融入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更是因为它融合了书法用笔和博大精深的绘画意境。文人画笔墨意趣对浅绛彩瓷产生的深远影响，文人画中十分注重笔墨情趣,文人们经常性将书法艺术融入到绘画艺术之中,注重写意而非写实,用笔十分简练, 既不讲求多姿多彩的绚丽色彩,同时并不是十分重视形似,却高度重视笔墨情趣在文人画中的运用。赵孟頫“书画同源论”还认为“画”应像“书”一样能够起到达“意”的效果,能够表达画家内心的情感诉求和意象，并通过画面达到托物言志、寄情于景的效果。文人画的审美特征对清末民初的浅绛彩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题材方面，大部分以梅花、兰花、竹子、山石为主，画者赋予这些艺术形象高雅、超凡脱俗的情感价值。例如：兰花象征高洁高尚、气质典雅；梅花表示清寒傲雪的品性。浅绛彩瓷画所绘的动物纹样是姿态万千、活灵活现的；所画的动物纹样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为主，例如寓意“喜上眉梢”的喜鹊；“长年益寿”的松柏与仙鹤的搭配组成的纹饰；还有寓意“寒梅冻雀”的梅花与麻雀的组合。在浅绛彩瓷的表现上运用了文人画常用的题材是为了表达不畏强暴和权贵的君子风度，寄兴寓意是文人画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

在陶瓷作品上表现诗、书、画、印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的瓷器上非常罕见的，仅在清雍年间的珐琅彩上出现了将诗、书、画、印与陶瓷结合的现象；在民窑中出现这一现象的仅在浅绛彩瓷画中有所体现，故这也是浅绛彩所体现的独特之处。在浅绛彩作品中，名家的作品会题写自己的名章和堂号，其他的浅绛彩瓷作品会落年号款识或者印章，在同治到光绪早期这一段时间的所作的作品最为精妙，其中题写的落款为官窑内造、官窑监制、同治年制、光绪年制的手写钒红器物最为精美。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了画家的艺术特点，因此具有更加浓郁的文化气息。画家在文人画风的影响下，形成了在画面空白处题写诗句、干支纪年和款印这一特点，使得浅绛彩瓷画与其他的瓷画的诗书款印有所不同之处，这种特点也是浅绛彩瓷与文人意识结合的产物。

在陶瓷作品上写书法，之前是会被认为是陶瓷上的一种装饰；但在浅绛彩瓷画上落款的书法形式与以前有所不同，更加富有艺术趣味，字体不仅仅包括楷书、行书、隶书，还产生了金文、篆文及其释文，这是受到了一些书法家和许多金石学家影响的原因。

3 文人之思想：书卷气对浅绛彩瓷画的深远影响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文人画家由于其特有的文人身份所以在书写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书法在绘画中的体现及其功能也十分注重。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论制作楷模》中说：“画衣纹林石，用笔全类于书”，阐述了绘画技法中书法用笔和笔墨的重要性。在清末民初时，浅绛彩瓷画家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这些画师们充分借鉴了文人画的审美趣味，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情趣和审美观念，实现了推陈出新，在浅绛彩瓷中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趣味发挥得独到天成、淋漓尽致。时称二人为“御窑厂两支笔”的王少维、金品卿曾先后于景德镇御窑厂供职，他们与程门都对浅绛彩瓷画都有巨大贡献。使得在御窑厂工作的画工、画师和文人雅士，以及许多文学素养较高的朝廷官员亦参与其中。如受文人画影响的王少维所作的松鹤延年图瓷板（图3）用笔疏简浅淡、布局清新、形神俱佳，极具文人画特色。

图3 王少维 松鹤延年图瓷板

清雅的格调也是浅绛彩瓷画对文人画的一大传承，因为文人士大夫都拥有极高的艺术追求，所以大部分的文人画家都力图将自己的人格、品质与情趣寄托在画作之中。景德镇珠山八友所画的《月下弹琴》、《踏雪寻梅》均通过画面中的内容体现中国文人墨客的生活情趣；浅绛彩瓷画题材多以山水为主，其画面构图设色与中国画相类似，文人画家可以通过山水画来展现自己的抱负，寄托心境。

4 结语

浅绛彩瓷画一扫明清以来官窑瓷器彩绘图纹装饰的板滞，将陶瓷工艺美术的创作理念、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等方面从工匠之气中脱离出来，使陶瓷工艺美术作品具有更大的文艺价值。

浅绛彩瓷是陶瓷艺术史上的一朵浪花，在我国陶瓷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它兴起的意义对后人来说影响深远。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将诗书画结合于瓷器上，进一步提高了画家对书法和文学的认识，使瓷画真正意义上与传统的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结合，强调绘画艺术的文艺性，对陶瓷绘画的工艺性和装饰性更加淡化，文人画给了陶瓷一种全新的发展可能，开创了崭新的瓷画面貌。浅绛彩瓷画的兴起，可以说是宋元兴起、明清兴盛的文人画对陶瓷艺术界的不断渗透融合的结果。

注释

①刘明波．赵孟頫“以书入画”的理论渊源与提出的必然性[J]．艺术百家,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