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德 慧

(许昌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一、马克思主义的工农城乡关系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城乡矛盾和危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莫尔、傅立叶等人的城乡理论进行了扬弃，对未来社会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首创了“城乡融合”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城市逐渐成为工业和服务业集中的区域，广大乡村成为农业和畜牧业集中的区域，两者之间通过商品流通联系起来。城市和乡村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工，对于促进教育、科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104。根据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以及城乡关系的关联度，马克思指出了城乡关系的演进历程和规律：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城市与乡村逐渐分离开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与乡村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形成对立关系；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走向一体化和融合。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城乡对立，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必然性和不可调和性。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对立关系才能彻底消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成为根本任务，物质财富逐渐丰富起来，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乡最终各美其美，走向融合，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复存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物质基础，即生产力高度发达；二是社会基础，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城市与乡村生产方式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可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1]240。以城带乡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工农产业融合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客观要求，必须“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53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那个时代背景提出来的，但对中国共产党重构新时代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农民阶级是未来的“无产者”，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支持和加入，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恩格斯提出利用合作社等方式把农民推进工人阶级的怀抱。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3]335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和捍卫农民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农民，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农民阶级这个最可靠、最强大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巩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执政后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最终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指导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的阶段。

(一)农业主导、农村包围城市、城乡割裂的阶段(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占的比重比较小，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小农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党在幼年时期，自然而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发动城市工人运动，1922年1月—1923年2月，先后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工人30多万人，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二大”突出强调了亿万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巨大作用。中共“四大”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搬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相反对农村和农民的作用认识不清，以攻打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纷纷以失败而告终。1927秋，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逐渐认识到农民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它具有进步性，但是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收官僚资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任务，“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4]1431。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消灭殆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4]1427从党的四大到新中国成立，党始终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由于经济文化及交通运输的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总体上处于分离割裂的状态。

(二)工业主导、农业支持工业、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阶段(1949—1978年)

1949年3月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城乡互助”。新中国通过没收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比重不过10%，落后的小农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主要部分。为了快速改变我国工业、农业落后的局面，建立强大的工业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1953年6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党中央将工业化和三大改造一同部署。建国初期，关于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还是先发展重工业，党内主要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刘少奇、陈云等人高度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吃饭是头等大事，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做法弊端不少，加上有了抗美援朝的经历，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党中央强调农业基础的地位不可动摇、工业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强调产业结构和投资比例的合理性和科学化，要通过更多更好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鉴于我国因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状况，从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我国开创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由于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内工业自身的积累无法满足资金需求，唯一的选择是集中农业剩余。农业的功能仅限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粮食和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工业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农产品价格带来的剪刀差，国家对小麦、水稻、大豆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及以“一大二公三纯”为特征的农业集体经营体制构成了我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少商品流通。1958年，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城市从农村招工，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农民没有向城市迁徙的自由，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城市居民的就业、商品粮供应以及社会保障由政府统一安排，国家禁止城市从农村招工，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渠道狭窄。1956年中央印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量城市知青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其为缩小我国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愿望客观上并没有实现。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39.6%，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38%，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城市与乡村实际上处于城乡二元隔离状态。

(三)工农互动、城乡交流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松动调整阶段(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78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三农”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分田单干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全国农产品短缺问题迎刃而解，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下降。1985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始被打破。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民向城市迁移的通道尚未开启。群众充分利用价格双轨制提供的机遇，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战工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的作用逐渐弱化，农民通过“离土又离乡”的方式进城，这一阶段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治特征依然明显。

城市与乡村是休戚与共的关系。2002年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启动，国家出台“四项补贴”政策，补贴资金逐年递增。2003年，《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出台，各地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得到解决。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之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实现县市区全覆盖。2012年，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地域全覆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坚实的步伐。总之，这一时期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由原来的对农业农村的“汲取”转变为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农村的“给予”与“反哺”。城乡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一些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资金、资源投向城市，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新时代)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城乡一体化，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5]631，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2012年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的“三农”投入依然保持增长的趋势。2012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6]93。2013年，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国上下“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农民进城通道进一步畅通。2015年，中央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7]114。城乡协调发展迈出新的步伐。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新理念、新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产业、乡村治理、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配套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18年9月，中央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2019年1月，中央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问题。2019年4月，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三、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经验

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涉及人民福祉、民族振兴、现代化的进程。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人民生活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目的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进组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最广大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没有任何私利。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发动声势浩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没有巩固的国防，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无法得到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失去物质基础，所以，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比较好地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结合起来。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在二十世纪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8]86的目标。邓小平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解放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开放，破天荒地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邓小平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等举措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内容，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破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通过“三步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废除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力发展小城镇，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2001年4月28日，江泽民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指出：“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基点”[9]245。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城市和乡村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一损俱损。胡锦涛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提出了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尽可能多转移出来的思路。胡锦涛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倡导工业和农业的双向互动以及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5]63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践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理念。2012年，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0]23习近平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构建“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0]142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方针、政策都在不断变化，但其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二)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依据和轴心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际，我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导致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是革命的对象。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建设、改革的主要任务，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太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随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领土和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被歼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以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随着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1953年6月，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结合起来。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性质的重大转变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主要问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农业落后，没有实现工业化，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没有得到很好满足，所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政策遭到否定，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人民的需要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这种需要具有迫切性和与日俱增性，问题在于我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社会生产水平总体上是落后的。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推行国企改革、实行市场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举措，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革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多样性和我国生产力诸多方面发展的先进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人民群众的需要、需求是美好的，不再局限于物质和文化层面，呈现多元化趋势，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得以根本扭转，问题主要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中城乡之间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必须加以解决。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依据和轴心。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原则和法宝

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100年，也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100年。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得不深不透不全不准，对中国国情和历史缺少全面深刻的认识，在革命道路问题、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问题上没有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照搬了“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招致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苏联经验，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实事求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和斯大林模式，实行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商品经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两个不等于”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党永葆生机、战无不胜的法宝。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11]464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2002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创造性地提出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新思想。2013年，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提出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党中央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的生动写照。

(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融合发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有效途径

工农城乡关系不仅是重大生产关系，也是重大政治关系，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成败得失，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认识到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导致大量人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广大乡村因长期“失血”“贫血”而处于萧条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显著改善，但由于积贫积弱、积重难返，新时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突出。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差距近年来有扩大趋势，农民财产性收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都远低于城镇居民。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许多村庄成了“386199”部队，空心村急剧增加，农村“三留守”现象严重。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在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乡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具有必然性，但我国乡村人口众多，不管现代化发展到哪一步，乡村与城市将长期共生并存。我们党的执政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城乡共同富裕之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要重塑新时代城乡关系，打破重城市轻乡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乡形态融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城乡要素融合，城乡互促，双向流动；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强根固本，兴农富民。要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如今，农业现代化相对于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说，是一个突出短板。实现现代化，短板在农业，难点在农村。与农业现代化相比，我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农村发展不起来必然会拖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首次提出农业农村发展的“四个优先”，这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具体化。要建立向农业农村倾斜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让农业增产增效，让农民共享同祖国一同进步的机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