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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下)

2022-03-03徐华烽秦大树

许昌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禹州钧窑釉瓷

徐华烽,秦大树

(1.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2.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三、21世纪以来钧窑考古与研究的新资料

(一)21世纪以来禹州市钧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

钧窑研究新观点的不断提出,对钧窑传统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对钧窑窑址进行系统规范的考古发掘以厘清年代成为陶瓷学界的迫切愿望。进入21世纪,对在禹州范围内的钧窑遗址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既有出于学术目的的主动发掘,也有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工作,为钧窑分期提供了新资料,也掀起了钧窑研究的新热潮。

1. 2001年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的考古发掘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神垕镇西南部大刘山下的4个地点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并调查了附近5处窑址。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揭露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大量瓷器和窑具,总数逾10万件片。其中,在刘家门东区窑址清理出了丰富、连贯且叠压关系明晰的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钧釉瓷和其他产品,为探讨钧釉瓷器的创烧年代和发展历程提供了新资料[43]。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是:第一,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遗存。中晚唐时期生产具有连续性,器物的面貌没有显著性差异,产品主要是黑釉瓷和青釉瓷,且相当数量的黑釉器物上饰有彩斑,属于“花瓷”范畴,但在下白峪窑址并未发现连续生产的宋元时期遗存。在附近的大白堰窑址发现唐代地层与宋代地层之间有厚达2米的洪基地层,证明该地点的瓷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停顿,由此,有关发掘简报对钧瓷研究中的“唐钧说”提出了质疑[44]。第二,在刘家门早期地层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钧釉瓷和青釉瓷,采用满釉支烧、厚釉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工艺,发掘者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地层中出土的钱币,并对比相关考古资料,判断当地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的徽宗朝[45]。第三,发掘者根据对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出土标本形制的分析,结合纪年资料和时代背景,将刘家门窑址的烧制历史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反映了钧窑的初创、发展,繁荣和衰落各阶段的面貌。其中北宋晚期和元代后期为钧窑生产的两次高峰期[46]7-38。

2. 2004年禹州市区钧台窑址的再次发掘

配合禹州市制药厂“古钧花苑”住宅楼建设工程,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八卦洞”遗址所在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区域属“禹州钧台瓷窑遗址”保护范围,位于1974年的发掘地点“梨园地”西北约500米处。勘探面积1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4座窑炉等多个遗迹,出土文物678件,瓷器标本有钧瓷、豆青釉瓷、黑釉瓷、黄釉瓷、孔雀蓝釉瓷、白瓷和三彩器等。引人注目的是以底部带数字的出戟尊为代表的钧瓷花器和此前考古发掘未见的内天蓝外红釉钧瓷碗、盘、高足杯等器物。发掘者将出土这批陈设类钧瓷的地层年代定为元末到明初,但依然认为出土的钧瓷花器为宋代的产品[47]44-50。

3. 2011年禹州市鸠山镇闵庄窑址考古发掘

2011年,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窑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65平方米,清理窑炉、作坊、灶、井等各类遗迹27处,出土大量瓷器和窑具[48][49]168-174。经过对出土遗物的整理研究,结合地层关系,将闵庄钧窑分为五期:第一期,北宋后期,即神宗、哲宗时期(1068—1100年),产品主要是化妆白瓷;第二期,北宋末期至金早期,即徽宗、钦宗到金天会十一年(1101—1133年),产品有化妆白瓷、黑釉瓷、青釉瓷;第三期,金代中后期,金海陵王正隆元年至金灭亡的哀宗天兴三年(1157—1234年),产品中化妆白瓷数量下降,青釉瓷增加,钧釉瓷出现;第四期,蒙古时期至元代前期,即从蒙古元世祖至元五年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268—1307年),产品主要是青釉瓷、钧釉瓷;第五期,元代后期至明代初年,约元武宗至大元年到明洪武三十一年(1308—1398年),产品主要是青釉瓷、钧釉瓷。发掘者认为金代中后期是闵庄钧窑烧造钧釉瓷器的第一个繁荣期,元代中后期闵庄窑成为“军户”控制下的瓷业窑场,明初又进一步发展,烧造工艺与“官钧”瓷器相似,与钧官窑存在一定关系[50]。

4. 2013年禹州市神垕镇区窑址考古发掘

201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市神垕镇建业“钧都新天地”项目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120平方米,发现窑炉18座,作坊3处,灰坑126个及其他遗迹,出土数十万片瓷器和窑具残件。整个发掘区可分清代、明代、元代地层,进入金元地层以后为保护遗迹,未再下挖。发现的窑炉除金元时期外,更多的为明代窑炉。揭露出的作坊坑、澄泥池、灶等配套设施,说明这里是汇集了备料、成形、烧造等完整工艺流程的窑场。出土瓷片不仅有金代的钧釉瓷、化妆白瓷、黑釉瓷,也有元代的钧釉瓷、青釉瓷、化妆白瓷、黑釉瓷,明代的白地黑花瓷更是数量巨大。器形也十分丰富,主要有碗、碟、盘、罐、盆、灯、瓶、杯等日常生活用品[51]。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证明神垕窑区进入明代以后,钧釉瓷生产急剧减少,白地黑花瓷器为其主要产品。

(二)21世纪以来钧窑研究的深化与成果

随着对钧窑研究的深入,学界的争议不仅聚焦在钧窑花器,即官钧器物的生产年代,也涉及了民用钧釉瓷器的产生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钧窑的研究中主要的争议是钧瓷花器生产年代,众多学者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探究,形成了考古资料考证和固守传统观念的对立局面。同样,钧釉瓷器的产生年代和分期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又给钧窑产区内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钧窑与其他窑口的关系、钧窑生产工艺发展、贸易情况、流行区域等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2001年郭学雷采用类型排比的方法,分别将钧瓷花器和日用类钧瓷与其他窑口类型及相关纪年资料进行比较,发现“官钧”瓷器无论从器型还是施釉工艺,都不可能是北宋时期。日用类钧瓷则与南宋及金元时期的瓷器存在更多的相似性,而与定窑、汝窑北宋时期的器型相去甚远。大量与日用类钧瓷造型相同的其他窑口瓷器和资料年代也集中于南宋和金,因而指出钧釉瓷器应创始于金代[52]175-189。

2002年刘涛探讨了钧瓷产生的源流、兴盛时代及“官钧”时代问题,认为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关系密切,当在金代中后期[53]。此后,刘涛又论证了“汝钧”即早期钧瓷的观点,指出钧窑最初可能仅仅是仿烧汝窑的一个窑种,而后在金代中后期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北宋末年尚不具备生产“官钧”器物的技术条件[54]141-153。2002年秦大树通过对钧瓷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史的梳理,从侧面对钧窑相关产品的年代提出了疑义[55]。2004年秦大树又以禹州神垕刘家门钧窑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对钧窑进行了分期研究[46],初步建立起钧窑生产的发展序列,推断第一期前段的北宋末期的徽、钦时期为钧窑瓷器的始烧年代[45][46]。

在2005年11月召开的“中国禹州钧瓷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钧官窑时代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北宋说”和“明代说”两种不同观点。赵青云、冯小琦等认为2004年钧台窑出土遗物与故宫所藏钧窑花器存在粗细之别,当区分对待,坚持官钧“北宋说”[56]39-43[57]51-57。陆明华从玫瑰红釉产品和红斑瓷烧造时代顺序、带数目字钧瓷器形比对等角度,对“北宋说”提出反驳,并根据文献和陶瓷科技分析结果,提出明早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烧造年代[58]71-85。陈克伦采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钧台窑等窑址出土的钧窑标本进行年代测定,获得的数据显示钧台窑址标本可能为明代早期,对2004年发掘获得的钧瓷花器标本检测结果比典型金代、元代钧窑标本年代晚了100年左右[59]66-70。

2006年初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了从钧台窑址范围内古钧花园建设工地流出的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具有突出时代特色的器形。该所组织撰写《“官钧”瓷器研究》,将“官钧”瓷器分为精致型与粗放型两类,利用墓葬、遗址出土的钧瓷资料,与钧瓷花器进行了类型学对比,参照绘画中的瓷器图像,对历次发掘出土官钧瓷器伴出的典型器物进行时代分析,反驳官钧北宋说,得出官钧时代为明代早期的结论。并对“官钧”瓷器的性质、定名、用途、数目字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证明其主要用作花器[60]。

2010年黄清华以北京毛家湾和正阳门两处瓷坑出土的官钧瓷器为主要材料,分析了官钧为明代官窑产品的可能性[61]。王光尧通过与明确记载为官府窑厂的景德镇窑场和龙泉窑场的对比,对明代钧州官府窑场管理制度进行研究,考证清宫旧藏内天蓝外红釉碗、盘、高足杯等以往被认为是景德镇仿烧钧窑产品的产地应该在今禹州制药厂一带,即2004年发掘的禹州古钧花苑钧窑遗址,说明钧州窑场与景德镇窑、龙泉窑官作窑场相同的官窑性质以及内府颁样、窑场照样生产的运营方式,并借此证明官钧的年代定在明宣德时期[62]248-261[63]162-175。

2013年10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钧瓷学术研讨会”,围绕钧窑性质、钧瓷始烧年代、官钧的烧造时间等问题展开研讨[64]。郭木森梳理了河南中西部地区10多个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资料,没有发现北宋末期以前钧瓷始烧的证据,认为金代中期以后钧釉瓷器开始出现。郭学雷以墓葬、窑址资料和社会背景的综合研究,指出金代中后期是以河南禹州为中心地区的民窑钧瓷产生并很快发展的时代,忽必烈时期又有一段黄金发展期,在元代中后期普及传播至北方其他窑场。吕成龙认为已有考古资料可以认定2005年禹州制药厂“古钧花苑”工地出土的粗放型官钧瓷器烧造于元末明初,1974年出土的精致型官钧的年代定为北宋的证据很不充分。郭学雷通过对1974年钧台窑灰坑的地层关系、出土官钧标本及伴出物的类型学比较分析,结合《御花园赏玩图卷》等明代绘画资料,认为对精致型官钧可能是明代成化年间的产品。

2014年李民举通过对禹州神垕刘家门窑址2001年考古发掘地层包含物的年代分析,认为发掘简报中的第一期前段地层所出钧瓷,时代应为金代中晚期,而非发掘者认定的北宋晚期,并提出了“明昌钧瓷”及其来源于“大定钧瓷”的概念[65-66]。其后,刘涛指出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汝州东沟窑址的第一期金代产品以玻璃质感较强的青绿釉瓷为主,钧釉瓷少量出现,与神垕刘家门窑址2001年发掘的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器物特征几乎完全相同,认为钧瓷创烧的具体年代应在金代中后期[67]。

2014年11月郭学雷发表《官钧花器用途考》,利用历史文献、图像及考古材料,考察官钧花器的历史背景、用途、使用环境等,认为官钧各式花盆均为莳养菖蒲之盆,是明代菖蒲文化流行背景下的产物;官钧类出戟尊则是明代独有的花瓶式样,其与香炉、香盒形成组合,为宫廷、宦官及文人阶层庭院、厅堂、书斋的悦心养性之具[68]。这不仅对了解官钧瓷器背后的人文历史、社会生活有所裨益,对最终揭开官钧年代之谜也不无帮助。

2016年徐华烽梳理了钧台、钧州与钧窑的历史地理关系,认为钧窑之名来自钧州,而与钧台关系不大,钧窑的得名在金元以后[69]。这一年苗建民、夏君定等通过开展对钧官窑瓷器热释光年代测定,公布禹州钧台窑遗址梨园地出土标本热释光年代的均值为距今820年,原禹州制药厂窑址出土标本热释光年代的均值为距今815年,认为两地出土标本为同一时期烧造,不支持关于陈设类钧官窑瓷器烧造年代“明初说”观点[70]219-230。

2017年王洪伟在《钧窑通史》中提出钧窑启蒙期(“唐花瓷”)、宋金钧窑创烧期、金元北方钧窑系形成期、明清南方钧窑系形成期的观点,是钧瓷年代固有传统说法的翻版[71]216-220。徐华烽指出,钧窑的概念有一个不断变化、长期形成的过程,不同阶段的文献记载蕴含着不尽一致的产品信息。他在界定了狭义和广义钧窑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认为通常所说的钧窑瓷器实际上为狭义钧窑,即钧釉瓷器,其民窑产品出现在金代中后期,官窑产品的时代在明代早中期[72]。同时,李民举也注意到钧瓷研究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是概念混乱,从另一个角度厘清了“花瓷”“钧州青”“三色钧瓷”的不同概念,其年代分别是唐代至北宋、金代至元明、元明时期[73]。同年,秦大树、徐华烽通过对钧窑历史与文化的全面梳理,认为钧窑瓷器其实是钧釉瓷器,其创烧年代可以早到北宋末期,官窑钧瓷的生产年代则晚到明代,官钧各式花盆、盆托的性质为“花器”。官钧生产可分两个阶段,粗放型官钧的年代为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精致型官钧的年代为明成化时期[74]7-112。关于钧瓷花器的研究至今主要集中于生产时间的讨论,其他关于工艺特征和管理体制的研究还十分稀少。徐华烽、秦大树根据《嘉靖钧州志》所刊《州治之图》和《顺治禹州志》的《禹州城图》中标示的“递运所”位置与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地点的对比,讨论了钧台窑址所在地具有生产和汇集转运贡御产品的问题。这是迄今仅有的关于明代钧州窑业管理体制的讨论[50][74]。

2019年于陆洋将已发掘并公布考古材料的汝州东沟和禹州刘家门、河北地、闵庄等4处窑址最早期钧瓷地层中的所有青釉系瓷器作为早期钧瓷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早期钧瓷窑场的区域性进行分析,认为汝州与登封的大峪—向坪地区、禹州的白峪河区域所在的箕山地区,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是钧瓷的起源地。他从具体年代信息的墓葬、窖藏、生活遗址与窑址以及仿钧器四个角度,推断早期钧瓷的流行时代为金晚期,即大定晚期到钧州五峰山之战这40余年的时间,并认为金代早中期可能存在的“过渡型钧瓷”或许与清凉寺“类汝”产品关联不大。蒙古时期钧瓷整体特征较元代有别,而与早期钧瓷更加接近[75]。

2021年英国的柯玫瑰(Rose Kerr)出版《钧窑:耀眼的官窑属性》一书,认为钧窑瓷器是1127年金人进入中原时的产物,1234年蒙古人的再次进入中原加速了钧窑的发展;明早期钧窑迎来了第2个高质量制造时代,生产了大型精美的花盆和花瓶,进一步增加铜红釉,使官窑钧瓷达到了制造工艺的高峰。该书搜集世界各地公私收藏钧釉瓷器119件,将其分为两大阶段:宋金元时期,主要是杯、碗、盘、碟、罐、瓶、炉;明代早期,包括各式花盆、盆托和尊瓶[76]。以上柯玫瑰的断代和观点代表了当前欧美学界对钧窑的主流认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钧窑考古特别是钧窑分期断代,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甚至被称为中国陶瓷史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悬案”。钧窑在清代文献中才被当作“宋窑”,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跻身现代概念的宋代“五大名窑”。20世纪后半叶对禹州钧台等窑址的考古发掘,将钧釉瓷器的始烧年代定为北宋,这一观点至今为不少文物界人士坚守。但也有不少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一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基本上是根据明清文献说法加上主观推测的新近成果。21世纪初对钧瓷中心烧造区禹州神垕窑址的考古发掘及对钧窑的分期研究,推进了钧窑研究,但以地层出土沿用时间较长的宋代铜钱作为断代依据,提出钧釉瓷器始烧于北宋末期的判断,未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20世纪后半叶以来,整个河南乃至北方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尚未发现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北宋的确切证据和线索。钧釉瓷器作为在中国北方地区曾经盛极一时的陶瓷品种,中外公私收藏中存世量众多,但在金代晚期以前的纪年墓葬和其他类型的纪年遗存中不见踪影,且目前所有出土钧釉瓷器的纪年墓葬都在13世纪以后,这一反常现象本身可能隐含了历史的真相。

当前,钧窑年代问题的争议集中于钧窑即钧釉瓷器的创烧年代是北宋末期还是金代中后期,官钧的年代能否确定在明代早中期,“官钧”中“粗放型”和“精致型”瓷器的具体年代又如何划分。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对考古资料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其症结在于钧窑窑址考古资料公布的不完整和滞后性。目前仅有的《禹州钧台窑》报告由于当时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的不规范,许多重要资料语焉不详,缺失许多考古信息,影响了钧窑研究的深入开展。21世纪以来在禹州开展的4次钧窑考古发掘至今都未刊布正式考古发掘报告,简报揭载的器物数量相当有限,不足以体现某些器类具体甚至是细微的演变过程,造成将长时段的同类器物进行类比。如鋬耳洗,本身存在百余年的发展变化,但学者常常将所有的鋬耳洗与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壁墓出土的鋬耳洗[77]类比,造成时代判断的误差。这可能是出现所谓“大定型”和“明昌型”钧瓷的原因。李静依据2001年禹州神垕窑址发掘资料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目前应予关注的研究成果[78]。古陶瓷研究者缺乏对墓葬的编年知识也是年代判断出现偏差的原因。与钧瓷生产相关的原料采掘、生产、运输、贸易、使用等各个环节的考古资料尚需整理与研究,以揭示钧窑瓷器的生产、流通、使用的过程及面貌。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开展钧窑传世品及各类遗址出土钧瓷器物的考古学研究,以年代学研究为前提,促进瓷器胎釉成分、材料、烧成、窑炉的科技分析及工艺学研究,推进钧窑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期待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钧窑的神秘面纱逐步被揭开,真正还原历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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