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钢，遇美娜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冬天的故事》以独具匠心的季节象征结构和富有田园色彩的浪漫爱情描写在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中占据独特地位，成为莎士比亚笔下最为成功的戏剧之一。该剧囊括了阴谋、乔装、悬念、意外等一系列传奇剧的主要成分，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了因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无端的嫉妒引发的一系列悲剧：公主潘狄塔被弃、王子迈勒密斯和王后赫米温妮相继去世、大臣安提哥纳斯被熊吃掉等等。戏剧的后半部分则从十六年后开始，先是讲述被弃公主潘狄塔的回归，接着王后赫米温妮假死的真相被宫中女官宝丽娜揭露出来，最终一切误会得以解除，结局皆大欢喜。

就故事情节来看，该剧具备“前悲后喜”的特征，即戏剧情节前期矛盾冲突激烈，悲剧氛围浓厚，后期则转悲为喜，最后以大团圆收尾。在戏剧的前半部分，男性对女性进行惩罚、驱逐和限制，戏剧氛围紧张压抑；在戏剧的后半部分，王室女性成功回归并复活，夫妇、母女实现团聚。从表面看来，这样的戏剧情节安排只是单纯符合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的共有特征，即善良的人们要经过种种磨难才能最终使邪恶势力弃恶从善，双方握手言和，矛盾得以化解；但从性别权力与空间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冬天的故事》以王室女性命运为核心的叙事安排、“前悲后喜”的情节特征以及西西里与波希米亚两大地理背景的设置，实质上影射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女性权力的消解，隐含着莎士比亚对女性打破社会再生产困境的期望。深入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化历史语境和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创作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该剧最终表达了作家对詹姆斯一世王权的思考与焦虑。

一、排斥与限制：男性空间主权意识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与权力运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丰富性的寓意和洞见，即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空间流动循环过程中的某种关系的界定[1]27-28。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中，不同空间的切换在本质上隐含着不同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转换机制。尽管西西里与波希米亚因两者的明显区别常常被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如冬天的肃杀与春天的明媚、封闭与开放、非自然与自然等，且一系列的悲剧都主要发生在冬天的西西里，而波希米亚田园背景下的喜剧场景则与其形成鲜明对比，但如果从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排斥与限制角度来看，两者实际上没有明显区别：即使在波希米亚，也是由男性来设定界限，驯化、捕食与注视女性[2]44。只不过在西西里，对女性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是王权与夫权，而在波希米亚则是父权的隐性影响更为突出。

戏剧中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明显排斥与厌恶主要表现为西西里国王对王后赫米温妮的猜忌与惩罚。

戏剧开篇讲述的是在西西里发生的如冬天般寒冷凄凉的故事。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在受到九个月的殷切招待后决定返国，与他自幼便结下深厚友谊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执意挽留却被拒绝。此时被授予权力的王后赫米温妮开始凭借出色的口才劝说波希米亚国王：“您仍旧要去吗？一定要我把您像囚犯一样拘禁起来，而不像贵宾一样款留着吗？您宁愿用赎金代替道谢而脱身回去吗？您怎么说？我的囚犯呢，还是我的贵宾？”[3]88在这段劝说中，王后玩笑却又强硬的口吻体现出鲜明的空间意识和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伊丽莎白时代女性主宰者形象遥相呼应；同时也为戏剧进一步发展，即王后赫米温妮招致国王里昂提斯莫名的猜忌埋下伏笔。

戏剧接下来便描写了赫米温妮突如其来的灾祸。她将当初答应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求爱与成功留下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你们瞧，我已经说过两回好话了；一次我永久得到了一位君王，一次我暂时留住了一位朋友。”[3]90随后赫米温妮还将手伸向了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在这里，戏剧通过对赫米温妮语言和肢体的展现，再一次表明了她作为女王主宰者形象的权力控制和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这激起了作为男性权力主宰者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的暴怒。接下来戏剧交代了里昂提斯做出了一系列极端行为：他决定毒杀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将怀有身孕的王后关入牢狱这一典型的权力空间，实现对她的绝对控制。戏剧还交代，由于大臣卡密罗的叛逃进一步激怒了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于是他决定将刚出生的公主——女性权力的继承人潘狄塔抛弃。最后在法庭上，里昂提斯以赫米温妮在感情上不忠为借口，公然指责她的罪行，从而使女性尊严在男性权力场域的审视中被迫瓦解。因此，里昂提斯的暴怒与其说是对赫米温妮与波力克希尼斯可能存有奸情的猜忌，不如说是对作为女性的赫米温妮所展现出的权力的嫉妒与恐惧。值得注意的是，戏剧中写到最终使里昂提斯幡然悔悟的不是神谕的启示，而是因为他听到了王子迈勒密斯去世的消息，这一情节再次证明了里昂提斯固执的男性权力中心欲望，因为“他把这一死亡误以为是对他妄想的惩罚，而不是妄想的后果”[4]173，只有失去男性权力唯一继承人的伤痛才会促使他改变内心的想法。

戏剧除了展现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明显排斥之外，还展现了男性对女性权力隐性的限制和约束，这集中体现在牧人对潘狄塔的命令和驯服上。在牧人给予潘狄塔空间主权的表象下，实质隐藏着他对潘狄塔女性权力的扼杀。

戏剧中描写到，剪羊毛宴会在牧人的小屋这一封闭空间内举行，牧人要求潘狄塔像他已故的妻子一样，做一个殷勤的女主人：“又要料理伙食，又要招呼酒席，又要烹调菜蔬；一面当主妇，一面做用人；每一个来客都要她欢迎，都要她亲自侍候；又要唱歌，又要跳舞……自己坐下来歇息喝酒也必须举杯向每个人奉敬。”[3]137牧人这段对已故妻子的描述，看起来是在激励潘狄塔，并给予她女主人的权力，但实际上他描绘了一个被驯化的女仆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唱歌和跳舞来取悦男宾客以及准备和提供食物、饮料。牧羊人将这些期望强加给他的继女，以填补已故家庭主妇留下的空缺”[2]48。可见，牧人通过对男性世界中理想女性形象的描述与树立，使潘狄塔刚刚萌生的权力意识被扼杀在他隐性的压抑与限制中。在牧人看来，只有在得到男性允许并服务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才可以获得权力，这样的权力才有效力和意义，也只有在男性的控制范围内，女性暂时的权力才不会导致混乱，从而带来秩序与集体的欢乐。这样，潘狄塔便受牧人的诱导，在男性统治的封闭空间内被迫服务男性，成为继牧人妻子之后的第二个女仆与男性的权力傀儡，其原本应该继承的皇室女性权力也因此在隐性的限制与约束中被消解。

二、回归与复活：女性权力的再生产

《冬天的故事》改编于英国散文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的散文传奇《潘达斯托》，莎士比亚对原作改动不多，但有几处改动值得注意：一是西西里与波希米亚之间多出了海与海岸；二是在格林的原作中王后赫米温妮听到王子的死讯时伤心而死，而在《冬天的故事》中赫米温妮只是假死，十六年后她在宝丽娜的礼拜堂又奇迹般地“复活”；三是宝丽娜这一人物是《冬天的故事》的新创造。这三处改动表明了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即对女性打破社会再生产困境的期待。男性在传统的规训社会中，对女性的身体和灵魂进行全面禁锢与操纵，这种规训是“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5]17，其后果便是女性权力话语与主体地位的丧失。因此，女性只有警惕男性权力规训的陷阱，突破困境，才能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首先，西西里与波希米亚之间多出的海与海岸是自由与过渡的象征，结合花神的故事，隐喻着以潘狄塔为代表的女性权力继承人的回归和女性空间的再生。戏剧中的潘狄塔在西西里被抛弃，在波希米亚被约束限制，显然处于一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然而她与弗罗里泽越海前往西西里，不仅表明她获得了个人自由，成为王室女性权力继承人，同时作为西西里唯一的继承人，她的回归也意味着女性大地春天的到来和女性空间的再生。由此便解释了戏剧中西西里王子迈勒密斯的死以及被遗忘的原因，因为“他如果没有死就会阻挡裴荻塔(潘狄塔)继承王位”[6]131。而潘狄塔与花神的故事之间的隐喻关联，也使她十六年后的回归同时具有时间维度上的自由象征意味。在《冬天的故事》中，莎士比亚把波希米亚王潘多斯托改成西西里的里昂提斯，而波利克希尼斯成了波希米亚国王。据说，莎士比亚如此改动是因为他觉得里昂提斯失去的女儿潘狄塔与罗马神话中的花神珀尔塞福涅的故事之间有所联系，“潘狄塔与她提到的珀尔塞福涅一样，季节性地从阴间回来，成为‘大地的春天’”[7]62。在戏剧的末尾，众人到宝丽娜的礼拜堂集聚，潘狄塔在赫米温妮的“雕像”前显示了她作为女性权力继承人的身份：“允许我，不要以为我崇拜偶像，我要跪下来求她祝福我。亲爱的母后，我一生下你便死去，让我吻一吻你的手吧！”[3]176这仿佛是一个权力交接的仪式，由此，莎士比亚通过十六年的时间间隔与空间上的地理过渡同时赋予女性权力在象征世界与现实世界再生的必然性与有效性。

其次，赫米温妮的复活以圣母雕像的静态形式呈现，暗示了女性权力的再生以及社会再生产困境的突破，其中的神性色彩与权威性显而易见。赫米温妮在宝丽娜的安排下隐藏了整整十六年，待一切误会解除后才在宝丽娜的女性统治空间——礼拜堂出现，戏剧的这一情节安排显示出女性权力的可塑性。赫米温妮的“死亡”增强了她作为理想妻子和母亲的神圣性，使她获得了近乎神的地位。而在赫米温妮隐蔽时期，她的权力通过宝丽娜的保护和潘狄塔的复制得到了扩展。赫米温妮雕像复活这一幕，正如英国莎士比亚学者威尔逊·奈特(G.Wilson Knight)所说，“是英国文学中构思最为深刻、最具穿透力的时刻”[8]240。赫米温妮永恒身体形式的现时复活，使从该亚到伊丽莎白的女性形象与圣母玛利亚的宗教形象叠合，其神性光辉得以在众人面前显现；它祛除了男性权力主导时期以及男权复辟过程中对女性身体妖魔化与情色化的涂鸦，使女性以一种稳定、神圣的形态重新出场。在此意义上，赫米温妮与宝丽娜合谋，为女性权力赋予了正统地位与神性色彩。

最后，戏剧新创造出来的宝丽娜这一人物形象是作为女性权力代理人的身份而存在的，她通过权力话语空间的参与，完成了女性权力再生运动的收尾工作。作为莎士比亚创造出的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宝丽娜是剧中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完全的代理权、行动权和话语权的一个女性角色。戏剧中写到，在赫米温妮被关入牢狱之后，宝丽娜便作为王后的代言人用尖锐的话语直指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犯下的极端错误；当王子和王后相继“去世”，里昂提斯幡然悔悟时，宝丽娜俨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权，她历数了里昂提斯的一系列暴行。面对指责，里昂提斯认为宝丽娜“怎么说都不会太过分的”[3]122。由此可见，宝丽娜通过指责话语取得了夺回女性话语空间的彻底胜利，同时也成功地为以赫米温妮和潘狄塔为代表的女性权力正名。对此，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评价道：“这个西西里的世界由宝丽娜——殉难的赫米温妮的使徒——掌管着。宝丽娜时刻让国王想起他失去了何许的完美，想起他杀死爱妻的事实。她包揽了莱昂忒斯(里昂提斯)的私生活，并令其许诺，没有她的允许不可再婚，即使有最为迫切的政治原因要求他再婚。”[6]130-131很明显，宝丽娜通过话语控制参与建构了一个女性权力空间，使身处其中的里昂提斯处于被绝对控制的地位，如同当初被他打入牢狱的赫米温妮。而剧末宝丽娜的礼拜堂这一充满女性宗教权力意味的空间则为其参与重塑女性权力并拥护女性权力重新出场提供了绝对保障，这使得戏剧能够以封闭式的收尾完成整个女性权力再生的运动。

三、祛蔽与敞开：隐喻图景下的王权焦虑

文学对女性与权力关系的反映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戏剧中，女性对权力的使用大多被描述为一种滥用，剧中她们往往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权力并最终导致混乱。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对克吕泰涅斯特拉形象的塑造便是上述意识形态的缩影。剧中克吕泰涅斯特拉在丈夫阿伽门农“缺场”的情况下成为城邦的临时统治者，这在埃斯库罗斯看来属于对权力的不正当摄取，必然导致混乱。因此，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了阿伽门农。直到她被自己的孩子杀死后，父权秩序才得到恢复。这类故事都有相同的内在逻辑：摄取并滥用权力的女性必须被剥夺权力，赶回到她们应该处于的地位与领域。这便为现实中男性将女性排除在权力领域之外，维护男性统治提供了合理基础。男性试图说明，将文明与秩序“从女性统治的灾难中拯救出来”[9]60，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正是由于女性权力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男性对这种危险的消除显得“义不容辞”，这种意识在关于美杜莎的神话故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美杜莎是一个拥有恐怖力量的女怪物，任何直视她的人都会被石化，这样危险的女怪物便必须被男性英雄珀尔修斯杀死。本是男性欲望的受害者的美杜莎，这一次成为珀尔修斯炫耀男性力量的牺牲品。

克吕泰涅斯特拉与美杜莎的故事充分展现了男性的支配地位以及他们通过暴力对女性权力的镇压，而“整个西方的文学、文化和艺术都在不断回到这一主题”[9]70。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但他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女性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辩护。他的《冬天的故事》通过剧中男性对女性的排斥与限制、皇室女性的回归与复活以及女性的话语操控，完成了对女性权力消解与再生过程的隐喻性描绘。在此意义上，《冬天的故事》艺术化地展现了女性权力的发展状况。

就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了从性别政治、女性权力角度考察《冬天的故事》的必要性。他们要么肯定莎士比亚进步的女性观，认为该剧体现了女性的反叛精神；要么从权力空间视角解读女性被限制束缚的生存状况。但这些研究往往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女性权力斗争背后的王权因素。究其深层次原因，不得不提到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及复杂的政治环境。

在文艺复兴时期女王政治的影响下，女性权力逐步达到顶峰。但即使是女王，也逃不过成为男性罗格斯中心主义作用下女性形象“妖魔化”和“色情化”的性政治牺牲品。1604年，伊丽莎白的继承人、具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权极端代表詹姆斯一世上台，标志着男权复辟成功，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性别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毁灭与重建。而随着英国性别歧视的加剧，性别政治矛盾也空前激化。莎士比亚创作的后期正值詹姆斯一世当政，面对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文主义理想危机，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莎士比亚不得不对社会现实做出回应与批判，他一方面“时时不忘批判社会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出于“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坚信人类最终会克服自身的罪恶，在未来的社会中达到自我的完美实现”[10]12。这种思想上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冬天的故事》中，即莎士比亚一方面通过对女性权力发展状况的隐喻刻画，对男权复辟的社会现象进行祛蔽，表达对詹姆斯一世极端男性王权的焦虑；另一方面，他对女性权力再生的描绘没有采取绝对的封锁结构，而是使王权与男权的影响再次介入，从而使女性权力的未来继续在男性与女性的斗争中敞开。

莎士比亚对詹姆斯一世王权的焦虑与担忧集中体现在对“暴君”形象的刻画上。早在历史剧创作阶段，莎士比亚便表明了他对理想君主品质和能力的看法，即君主“本人必须是正义的”，“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迫使试图变得不义的人去正义地行事”，“必须拥有凭借性情和手段让他人忠诚于他个人的能力”[11]250，等等。显然，《冬天的故事》中的西西里国王与波希米亚国王都不符合莎士比亚心目中理想君主的条件，相反他们是暴君的典型。在戏剧中，无论是里昂提斯的极端猜忌还是波利克希尼斯对年轻一代美好爱情的干涉，无不影射了詹姆斯一世极端的男性空间意识和对女性权力的排斥。而西西里小王子迈勒密斯去世、大臣卡密罗叛逃、安提哥纳斯在波希米亚沿岸荒乡丧生、波希米亚王子弗罗里泽逃离等情节更是象征着在詹姆斯一世统治下极端的男权和王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与危害，即不仅使女性权力走向隐蔽、消解，同时也使男性权力空间内部岌岌可危，看似成功的男权复辟景象背后依然隐患重重。

莎士比亚对女性权力再生图景的描绘集中体现在戏剧结尾的非封锁性开放之中。在剧末，一切误会都在宝丽娜的礼拜堂解除，众人欢聚。在一派祥和安乐的氛围中，里昂提斯将宝丽娜嫁给卡密罗。这一结局的安排意味着“里昂提斯拒绝宝丽娜新获得的独立，迫使她通过婚姻屈从于一个男人，从而使她既服从于国王又服从于丈夫”[12]26。莎士比亚将夫权、王权、男权的影响再次引入女性空间，只是这次重置寄寓了他积极的期待与美好的理想，他相信处于权力斗争中的男性与女性关系会随着时间的间隔在爱情与婚姻中得到和解，最终皆大欢喜。但莎士比亚带有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局限，他看不到性别政治的社会根源。实际上，性别冲突与阶级冲突直接相关，因为最初的阶级压迫便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3]76。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与斗争的和解。因此，《冬天的故事》中的性别冲突，在深层次上是阶级冲突的体现。当赫米温妮十六年后以王后的身份复活、潘狄塔以公主的身份回归，王室内男性与女性的政治冲突只是得到暂时的缓解而已。戏剧对于女性复归后的宫廷生活与宫廷外的权力斗争并没有进一步描绘，因为只要阶级与等级存在，真正的和解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四、结论

对理想君主的期待和对女性生存的关注贯穿于莎士比亚整个戏剧创作过程，即便是在以宽恕与和解为主旋律的传奇剧创作时期，《冬天的故事》一剧仍然明显展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对王权与性别政治的思考。不同于前期喜剧、悲剧和历史剧创作的是，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将女性生存与女性权力斗争置于王权影响因素之下加以考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在创作晚期思想的成熟与清醒。

处于传奇剧创作时期的莎士比亚，一方面坚持对“暴君”的批判、对女性美好品质的肯定；另一方面又通过戏剧中婚姻的缔结将希望寄托于未来，这种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理性思索与协调体现了他天才的判断力，而《冬天的故事》无疑是以“最崇高的形式”[14]224艺术化地将这种天才的判断力展现出来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