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题材小说(1949—1966)中的“人民文艺”内涵探究

2022-03-03孙佳

许昌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孙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1949—1966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文学概念，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密切相关，它承载着中国从落后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强大历史寓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使命，同时更是政治使命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17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既从人民中来，也为人民而写，从而体现了“人民文艺”的基本价值。工业题材小说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版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文学精神与创作姿态之于当下的文学实践而言又在一定层面上有着延绵不绝的坚守，这也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阐释空间源源不断地得以生发的现实冲动。

一、从人民中来的文学实践

从人民中来，展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底色，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学书写。1949—1966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首创期，不免带有文学实践的实验性与探索性，与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及军事题材相比而言，工业题材从文学对象到文学空间、文学风景都是崭新的文学存在，它的实践意义更在于创造与确认自身的文学身份，从而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当中。

首先，塑造新的“文学形象”。工人阶级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不仅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作为新的时代主体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塑造对象。“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文学概念被提出，具有特定的历史指涉。在1949—1966年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力量，构成了书写民族国家文学想象的对象主体。这一时期塑造的“工人阶级”与以往现代文学阶段的工人形象虽然在对象主体上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但其政治文化指涉与文学想象是截然不同的。旧时期传统工人作为社会底层被压迫群体，意味着更多的革命力量，这种革命力量主要指向的是暴力式的斗争与破坏，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力量更偏向于革新性的创造与创新，是工人阶级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力量。构成“工人阶级”的“工人”主体有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成为当时文学对“工人阶级”的塑造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人形象在小说创作中主要以两种方式呈现：一种是通过主动的学习、进步而成为典型性形象，如秦德贵(艾芜《百炼成钢》)、李学文(草明《火车头》)、李少祥(草明《乘风破浪》)、鲁东山(萧军《五月的矿山》)、李大贵(周立波《铁水奔流》)等人，他们具有忘我的工作热情和高尚的主人翁责任感，勇于创新、善于学习，处处彰显着工人阶级的先锋性；一种是在党的思想教育下不断走向先进的人物形象，如袁廷发(艾芜《百炼成钢》)、张福全(艾芜《百炼成钢》)、刘国栋(草明《火车头》)、宋紫峰(草明《乘风破浪》)等人，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走出狭隘、保守和个人局限，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浪潮之中。

其次，建构新的“文学空间”。在现代文学时期，中国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是造成中国工业文学薄弱的现实基础。即使是在一些出现在现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我们也很难看到作者对工人生产生活以及生产场景的刻画，作家更多的是通过工人贫苦潦倒的生活困境来映衬其被压迫被欺侮的血泪史。茅盾的《子夜》作为现代文学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代表作，故事线索也主要在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民族资本家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中展开，而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反抗则流于表面概念化。这不仅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文学素养的茅盾在创作中会出现的问题，也是现代文学工业叙述的集体性缺失。这样的文学现状直到1948年草明《原动力》的问世才真正得以改观。虽然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已经在解放区明确了工农兵的文艺实践方向，但是碍于现实客观条件，工业题材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依旧是一个陌生且模糊的概念性的文学对象。只有在工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们才有机会奔赴生产建设的第一线，真正地深入到工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了解工人，了解生产，为文学创作积累扎实的生活素材和生活经验。同时，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环境中才得到培养，将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投射到文学创作当中，共同建构起工业题材的文学空间。

在1949—1966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围绕生产建设的车间与工地的“工厂”成为这一文学题材所独创的文学空间。对这一文学空间的发现与塑造，则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方面是从理论意义上确认工厂这一文学空间的必然性。“无论是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诉求，或者建立劳动者的‘主人’意识，都会有意无意地选择‘工厂’作为一种主要的空间表现形态。”[2]298另一方面是从现实意义层面确认工厂作为文学空间的必然性。选择“工厂”这一文学空间，是为了更为生动、具体地展现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拼搏奋进精神，在典型环境中确立工人阶级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生产空间”作为最能彰显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现代化空间，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主题内涵与时代内涵。文学叙述承担着发现生活、反映生活的忠实记录员的功能，它刻画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如《火车头》中在工人群体中德高望重的老工人林忠秀、《乘风破浪》中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李学文、《风雨的黎明》中技术精湛的老工人解年魁等。同时，文学叙述又扮演着甄辨是非对错，具有指引与训诫意义的生活指导员的角色，如对《在和平的日子里》老革命梁建的个人主义、《百炼成钢》中领导干部赵立明的官僚主义、《乘风破浪》中炼钢厂厂长宋紫峰的保守主义的规劝和训导等。通过对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文学诠释生活、指引生活的现实意义成为其最鲜明的政治功用。

再次，图绘新的“文学风景”。1949—1966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有着极具工业化特点的风景书写，这种工业化的风景书写代替了自然风景书写，使小说到处洋溢着浓烈的工业语言和工业气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中，工业风景一直是缺席的或者模糊的，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现代工业的不发达以及作家无法获得直接的文学经验。而在新时期的工业叙事中，对工业风景的发现不仅构成了工人阶级物质与精神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工业风景还体现了“同工人阶级性格形象的正向的、积极的、诗意性的相互依存联系”[3]。在具体书写的工业风景中，又分为风景、人景与心景，它们共同构成了工业风景的多维度与立体化展现。在风景书写中，《乘风破浪》的开篇就弥漫着浓郁的现代工业气息：“这片红光不是初升的太阳，而是兴隆钢铁公司的炼铁厂在深夜里按时出铁，铁水的红流映红了半边天。”[4]1这种超越自然时间局限的生产模式即是对人类战胜自然的生动诠释，印证了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如果说草明对这一时代主题的言说还略微含蓄，那艾芜在《百炼成钢》中就表达得较为直白了，并且摇曳着诗意的浪漫：“无数的烟囱、瓦斯库、高炉、庞大的厂房、搭着足手架的大建筑，就象涂上一层水墨似的，掩映在夕阳中，景色显得无比的雄伟壮丽。”[5]25-26

在工业风景中，那些具有工业色彩的人景不仅彰显了其工业属性，而且预示着人物形象的高大与光辉。尤其是当这样的景色来自党委书记的视野，工人阶级形象的崇高就更具有时代的感召力：“梁景春立刻看见那个高个子年轻人，带在右手的手套燃了起来，但他并没有取下，只是拿着两根铁管子，猛力在送，立刻出钢口喷出蓬勃的红云。”[5]8当风景融入人物的心景，那种来自个人情感的高度赞扬就显得更具时代意识与人民共识，梁景春“望着冲天的高炉、庞大的瓦斯库、架在空中的煤气管、无数林立的烟囱，以及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感到无限的惊奇，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国度”[5]3，这种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话色彩的工业景色的书写，无疑表露着作为党委书记的梁景春对工业建设的高度认可和向往。将工人阶级以及工业风景恰如其分地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伟大蓝图中，这一带有诗意和浪漫色彩的文学书写更彰显了当时国家话语对工业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情结和时代渴望。

二、为人民而写的文学创作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551949—1966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携带着时代特定的文学烙印，作为当时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特征，并有着鲜明的为人民而写的文学创作风格。

其一，“走入人民”的文学体验方式。对于工业题材创作的陌生和隔膜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初中国作家普遍的状态，而轰轰烈烈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开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倡导和作家对国家号召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中，时间意识的紧张感与急迫性成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作家们自然也不例外。同时，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语境下，政治外因成为考量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必要因素，可以说1949—1966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是时代力量和文学观念的有机整合。

这里谈到的“体验式”文学创作鉴于上述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是对于作家本身而言，生活本身的限制造成他们在工业题材方面文学经验的空白，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生活领域。而“体验式”的深入生活无疑成为当时作家们的共同选择，作家们在时代的召唤下深入工厂的生活生产当中，这种“深入”为作家们提供了鲜活的文学素材，作家通过独到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把它们组织到文本中。对于专业作家出身的草明、周立波、艾芜、杜鹏程、白朗、萧军、周而复们来说，他们通常是带着政治任务去体验工厂、工地的生产建设，像草明、周立波、杜鹏程、周而复等人，就是一边做党政工作一边进行创作。而对于工人出身的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等作家而言，过去扎实的生活经验已成为他们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第二是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紧密结合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实绩。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作为全国性的时代主题成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主题，草明的《火车头》、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雷加的《我们的节日》、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均是反映这一时代主题的作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正式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代，出现的及时反映这一时代主题的小说有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辛雷的《万古长青》等。这一时期的作家们以切实走入人民、走入工厂的创作姿态，书写了1949—1966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人民社会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体现了写人民、为人民而写的社会主义文艺特征。

其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中国文学在向苏联追随、学习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最为集中的理论命题。”[6]8“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在1933年由周扬引入中国的左翼文坛，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不允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方法还缺乏社会现实的支撑，它并未在中国文艺界成为主流的文艺思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与苏联建构一致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开始大规模传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完成其与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内在联系的论述。1953年周扬发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正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并在同年的文代会中将其确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于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正式将其确认为文艺界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唯一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含着对现实远景的政治性肯定，这也是其适用于中国文艺界最大的现实魅力。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源于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其依旧着眼于社会现实的真实与细节，那么“两结合”则是在新的时代氛围下作家们以更为积极乐观与更为高昂的革命浪漫精神去描绘和歌颂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1949—1966年文学实践的重要准则，成为建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文学前提。首先是把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表现生活的方式。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表现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从人物的政治立场来决定人物的阶级性，在阶级矛盾与斗争中体现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正确性，继而达到文学的政治目的。其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恩格斯提出的典型论成为当时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理论依据。最后是小说创作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现实的挫折与苦难只是通向光明前景的必经之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金光大道”。1949—1966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重要创作准则的指导下，呈现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所体现的崭新的精神面貌，呈现了我国当时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同时也使得这个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品在当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人民文艺精神在工业题材小说中的体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那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气象与文学情怀。1949—1966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初始阶段，它独特的文学情怀与精神力量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文学标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作为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密切勾连的文学书写，它的人民情怀与工匠精神经过了历史岁月的考验而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当代文学实践重要的精神资源。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实践。人民美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既是1949—1966年间文学作品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文学追求，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人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而言，不仅意味着深层内在的政治认同，也意味着文学立场与文学观念的价值认同，以人民立场作为文学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1949—1966年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始终坚持的文学准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书写是当时文学最动人的文学底色，也是当下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源源不断的文学之泉。“人民文艺的建构是国家政治力量、文艺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7]政治层面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文学层面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构成1949—1966年间文学实践的现实背景。同时，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国家建设时期，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历史推动力以及淳朴、崇高的革命信仰和建设激情深深打动着作家们的情感世界，促使他们主动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了解人民、书写人民。以人民为立场的文学书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写人民，二是为人民而写。工业题材小说作为展现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文学类别，成为表现人民和书写人民的重要文学场域。在写人民的层面，工人阶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紧紧围绕他们的生产生活展开。这些背负着历史伤痛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都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贡献了一份无比厚重的力量。他们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在轰隆隆的炼钢工厂、在沸腾的矿山、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铁路工地，都能看到一群群意气风发、满怀壮志的工人为国家的建设拼搏奋进，这些充满着理想和信仰的国家主人翁们用他们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为我国的工业建设夯实了基础。不论是在专业作家草明、艾芜、周立波等人，还是在工人作家胡万春、费礼文、万国儒等人的小说创作中，那种心怀国家，心怀集体，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与奋勇直前的爱国精神在文本中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在为人民而写的层面，这一时期的作家追求文学的大众化，在叙事上运用全知视角，在语言上讲究生动活泼与明白晓畅，创作出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作家草明在谈自己的创作目标时就曾说道：“我的目标是：工人看得懂，愿意看。一脱稿，便拿去请发电工友看。他们念过四五年的书便看懂了，也表示愿意看，并说从书中受到了鼓舞。”[8]134在谈到自己具体的小说创作时，他说道：“我要尽量写得浅些，让他们看得懂。”[8]149“不过同时，有几位朋友抱怨我，问我为什么不把《原动力》写得艺术一点。我接受了他们的热心批评，我没有任何理由替自己辩护。我只答应下回努力点。”[9]作家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小说在文学艺术性上稍显欠缺的问题，但是为了迎合人民群众的阅读习惯，还是在文学性上做出了让步。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战略的调整，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力量，依旧是文学创作始终关注的对象。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路遥们对农村青年的生活遭际与坎坷命运的关注，还是21世纪以来曹征路们对城市打工者及下岗工人精神困顿与生活艰苦的多重考量，都显现了当代文学创作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实践。

其二，大国匠心的精神脊梁。工匠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从传统的手工业时代到现在的机器工业时代都发挥着重要的精神给养作用。虽说“工匠精神产生于手工业时代，是手工劳动者的精神遗产”[10]，但它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工业制造的灵魂所在，尤其是在现代化工业发展进程中，工匠精神更发挥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引领作用。1949—1966年间正是中国大规模地从传统工业生产时代向现代工业时代过渡的时期，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化成为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关注的内容。这些小说既塑造了林忠秀(草明《火车头》)、刘进春(草明《乘风破浪》)、解年魁(罗丹《风雨的黎明》)、袁廷发(艾芜《百炼成钢》)等一批在旧中国时期就走向工业生产的老工人形象，也塑造了李学文(草明《火车头》)、李少祥(草明《乘风破浪》)、秦德贵(艾芜《百炼成钢》)等一批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工业生产的新工人形象。他们对自身的职业和工作有着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工业建设大潮的中坚力量后，他们更对自身的工作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目标，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生产的一线。《百炼成钢》中的袁廷发和秦德贵正好分别从老一代工人和新一代工人两个视角诠释了他们秉持的工匠精神，小说还展示了袁廷发作为老一代工人的精神发展过程。老一代工人普遍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熟练的技术和优秀的工作能力，袁廷发正是因为生产能力突出而深受厂长赵立明的信任和认可。他始终关心着工厂的生产，仅仅凭借烟囱冒烟的现象，就能判断当天生产的情况。但是他在集体利益面前更看重个人利益，看重自己的荣誉地位，也就是说他在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上并没有超越工人这一具体身份。所以在“快速炼钢”的现实目标前，他不能理解秦德贵所谓的个人行为，也不看好七点五分的新纪录。但是在他接受党的教育将自己的技术秘诀进行分享之后，工人们一起创造了六点五十四分的新纪录，这就深刻诠释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在这一方面，秦德贵则以社会主义觉悟下大公无私、勇敢坚毅的工人形象诠释了大国工匠该有的理想信念与高尚情操。秦德贵有着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在生产生活中从来不计个人得失，在炉底发生事故时他毫不顾忌个人安危，先后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解决问题而使自己身受重伤，但却使集体利益与国家财产得到了保护。可以说，袁廷发、秦德贵们的故事是社会主义工匠精神的生动脚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是工人阶级精神面貌的先进典型。1949—1966年工业题材小说所洋溢着的大国工匠精神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同时也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具有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也许正是一代代文学批评者不断重读这些文学作品的现实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