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 迅,王德龙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约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突遭废除，这在中国科举史上甚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科举制废除后仅仅六年，另一场深刻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便发生了。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其实确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废除科举虽然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它也应起到了“催化剂”或“助推器”的作用。

社会流动是指一定社会时期内，个体或社会群体在社会地位上发生的有序变化，体现的则是他们在社会阶层属性上的变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最早对社会流动的发生、发展、特点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其关于社会流动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流动》一书中。借助于社会流动的视角去分析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整体上去揭开历史事件间相互关系的“真相”。

一、向上流动终止——知识分子与清廷的离心力骤然增强

向上流动是指个体从自己原本隶属的中下层或中下层职业向上层社会的有序流动。向上流动的畅通无论对于个人、家庭、家族还是社会和国家都极为重要，它会直接影响阶级、阶层和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布局和良性的新陈代谢，会使得读书人有奔头，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安宁。在“官本位”思想占据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中，人们都把科举视为向上流动的最主要途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接近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共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则说明读书人通过科举之路来获得功名利禄是一条捷径。在等级制度异常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取士几乎成为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唯一路径。

科举制的突遭废除，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效应，其影响不能低估。废除科举制，让全国众多试图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障碍，但也给旧时科举制度下的应试文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1]。向上流动的突然终止，对于清廷的统治极为不利，向上流动性强的时候，如同人身体新陈代谢旺盛，有利于个人的身体健康；向上流动的突然终止，则如同人的血管出现了大栓塞，健康肯定会出问题。在广大读书人的潜意识里，读书-科举-做官的思想已经固化在脑海里，清廷的这一举措，让为科举取士使出浑身解数的读书人一时无法接受。在出路难寻的情况下，他们与清廷之间的离心力骤然增强。“科举教育让位于学堂教育和西学之后，大批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从支持清王朝转变为对它的否认以至于颠覆”[2]。科举制作为清廷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群体向心力的有效手段，在晚清时依然起到了笼络读书人、平衡阶级利益、消弭社会分歧、化解社会矛盾的巨大作用，同时也是畅通向上流动性的关键一环。向上流动性强，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更能说明社会的进步。科举制遭到废除，清廷所建立的良好的向上流动性已不再具备，民怨在不断累积，矛盾得不到化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已近在咫尺。

在中国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史里，多数情况下，命题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等，而这些典籍多是儒家经典，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希望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来宣扬儒家的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强调“忠君”、“孝父”等思想，契合统治者们的政治需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和消弭社会矛盾等。封建统治者们的统治手法也非常高超，构建科举制，既为下层读书人建立向上流动的路径，也在为自己维护统治招贤纳士。在潜移默化中，读书人都接受了“忠君”思想的洗礼，但科举制废除后，情况发生了新变化。“科举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而是专门维持儒家化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流社会流动的手段”[1]。向上流动的终止，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让大批中下层出身的学子们一时难以适从，茫然不知所措。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学子们对清廷失望透顶，加之各种祸患频发，让众多学子们意识到有推翻清廷的必要了。

二、代际流动中断——引发中下阶层强烈不满

代际流动又称“异代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父子两代人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变化。代际流动畅通与否，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是否封闭或进步，是考察社会发展程度重要的晴雨表。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中，没有科举制，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命运就已被上天注定，无论他多么努力都很难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会把让自己子弟参加科举作为家族的头等大事。现在，科举被废除了，中下阶层对于清廷的不满情绪在快速蔓延。萧公秦先生说：“科举制度取消所产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3]。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触犯了众多的读书人的利益，也失去了维护政权稳定的最广大的中下层群体的支持。

早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热衷于搞洋务的清朝大臣们虽然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是也在无形之中传播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是，当时科举制对于无数的学子们及其背后的家族依然有着无穷的魔力，他们依然做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梦。“科举制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古代国家治理、维护统治基础和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4]。在科举制的强烈感召下，儒家思想依然能够最大限度地统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依然可以成为当时社会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可以这么说，在封建中国，科举制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是古代中国引以为傲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没被废除之前，代际流动依然可以畅行无阻，代际流动的正常运行，不仅能让广大学子看到光明，同时也会让其背后的家族看到前途并希望通过科举来实现家族多年以来的政治夙愿。代际流动的正常运行，让清廷在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也容易让中下阶层感受到来自朝廷的恩泽并继续在“忠君”思想的影响下做一个清廷统治的顺民。

废除科举之后，代际流动戛然而止，让无数废寝忘食的学子们长吁短叹，更让其背后的家族无比失望。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改学西学，几乎完全摒弃了儒家思想，统治者们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内忧外患中认识到儒家的思想不能给大清带来国富民强，因而改弦更张，另立门户。“在新的学校制度的导向下，学生的知识结构、文化与政治取向都发生了潜在的变化。皇帝和儒家学说不再是人生价值的核心”[1]。西学较之儒学，虽然实用性更强，但是儒学确能最大限度地统一学子们的思想，更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凝聚起中下阶层对清廷的向心力。废除科举后，“大学堂以及通儒院，除专门的经学科一门之外，其它所有学科均不再设经学课程”[5]，儒家学说几乎被完全摒弃，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在不断式微。在西学的影响下，“忠君”思想早已荡然无存。特别是废除科举这一举措，不仅伤害了众多学子，也得罪了众多学子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学子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就是盼望能通过科举来出人头地，其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家庭、家族梦想，家长们不希望后辈再继续自己乏味的人生之路。现在，清廷一纸命令，让众多处在中下阶层的家族寒心至极，代际流动的梦想被彻底打破。代际流动的正常运行，让中下阶层的人士对于自己或对于自己后辈改变命运仍抱有一丝希望，即使科举失败，他们也会把失败归结于自己的时运不济或是努力不够，并不会把清廷的腐败统治作为发泄的对象。废除科举后，情况就不同了，在代际流动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在自身命运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他们把愤怒的火焰烧向了清廷。

三、结构性流动迸发——青年才俊纷纷涌向学堂、兵营等处

结构性流动是指大量人口因外部环境的突然改变，或因变革性的发明创新而引起的剧烈的人口向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流动。结构性流动通常包括有组织的流动和无组织的流动两种。结构性流动的影响不能小觑，它常常也是引发巨大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科举制被废，传统的能够吸引学子们的社会流动途径已不复存在，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学子们或走进新式学堂，或投身行伍，或进军工商业，或负笈海外等。传统的科举队伍已开始分化，大量人口从科举领域奔向上述领域，结构性流动在当时呈现出迸发的态势。结构性流动具有趋利性的特点，每一次的大规模的结构性流动都往往能够体现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性质；结构性流动也会催生和壮大新的社会阶层并由此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

科举制被废后，大批青年才俊纷纷奔向学堂、军营、商界等，结构性流动的态势异常明显。结构性流动具有重新布局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功能，这些所谓新的阶层或社会结构对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多数从学堂出身或留洋归国的学生由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的优秀者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分子”[6]。首先，新式学堂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的结构性流动所带来的结果。“据统计，到1909年在长江流域各省中，学堂最多的四川有10661多所，最少数的安徽也有865所学堂”[7]。而学生数量更是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仅以湖北省为例，学生数量从废科举前1904年15000余人发展至1907年的56671人，增加了近四倍”[8]。这些新式学堂广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其它应用学科知识，甚至是自由和民主思想，这就极大拓展了广大年轻学子的知识面，使得晚清时期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间接地为辛亥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养了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革命培育了火种。其次，军营也是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方，以辛亥革命爆发地湖北省为例，“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禀生，二十四个秀才”[9]。众所周知，新军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这批年轻人头脑灵活，思维活跃，进到军营后，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逐渐成为军营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湖北的新军充当了清廷“掘墓人”的角色，同时新军也起到了辛亥革命组织建构的作用。再次，大量年轻人奔向工商业。晚清时，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华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商业也不再是士子文人所鄙视的职业，在清廷的大力提倡下，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废除科举后，苦于没有出路的广大学子们这时也把自己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工商业上来，甚至连科举考试的状元都被吸引到这个领域来，黄思永和张謇就是例证，此二人被誉为“商部两状元”[10]。这些人年纪轻，喜欢新事物，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后来，他们与清王朝的矛盾逐步激化，思想的天平逐渐向革命党一方倾斜。

由于清廷废除科举的政策，致使广大青年才俊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遂造就了这场晚清时期规模庞大的人口结构性流动。这次结构性流动将原本单一的科举群体分化成几个相去甚远的阶层，主观上虽是非故意，客观上却为自己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科举制一直发挥着充分调节各阶层利益、有效粘合各社会派别分歧的作用，对于维护封建统治、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废除科举无论对于清廷，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科举废除所造成的结构性流动对于晚清来说，是一次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这次“洗牌”重新划分了清廷的阶级版图。同时，这次大规模的结构性流动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好了思想动员、组织建构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准备。

四、结语

在社会流动视阈下，借助于向上流动、代际流动和结构性流动三个角度的分析和阐释，不难看出：清政府对科举制“踩急刹车”这一举措做得过于激进，改革的步子迈得过大。废除科举，导致了向上流动的终止、代际流动的中断和结构性流动迸发等现象的发生，而这些现象又共同作用造成了知识分子阶层与清廷的离心离德、清廷失去基层民心和新兴社会阶层与清廷的对抗等事件的产生。清廷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病急乱投医，病重用猛药”，希望通过废除科举来维护自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统治，企图让腐朽的封建国家机器重新正常运转起来，结果适得其反。因而，可以这么说废除科举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清廷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