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娜·伦茨（Tina Lenz）

设计人类学研究者蒂娜·伦茨获得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桑德伯格研究所（Sandberg Instituut MA GRA）硕士学位，及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硕士学位。她专注于想象空间颇大的人种学领域，常常邀请人们参与集体的、反思性的艺术研究。作为自由文化专家，她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指导研究生《高级概念设计》等课程，作为客座讲师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乌特勒支艺术大学和ArtEZ艺术大学授课。伦茨组织了基于文化敏感性设计的实地调查，与学生、当地居民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开展研究活动。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博士（Dr. Ir. Annemiek van Boeijen）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博士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工业设计工程学院设计美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在设计过程中的作用，目标是开发和设计出适用的方法和工具，给设计师们提供一种具有文化敏感性的设计方式。安内米克是《代尔夫特设计指南》的发起人和编辑之一，该《指南》最初是为了满足学生和教师的实际需求而开发的，可以理解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的设计方法的概述分享版。此外，安内米克主持了获奖的大众在线课程《产品设计：代尔夫特设计方法》。

《设计》蒂娜·伦茨 /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

《设计》：根据您的观察，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过去这三年里，毕业生们喜欢在毕业设计中探讨哪些话题？请您给我们推荐今年毕业设计展中的3到5个作品。

蒂娜·伦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是一个兼教育和研究功能的平台，在这里，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共同探索设计的潜力，为建设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作出变革性的贡献。埃因霍温设计学院2022年毕业设计展的主要项目，有提出替代性的生产过程，有使用未被充分利用的材料进行实验，并且接受不完美。这些当代设计作品里满是故事和象征意义，运用了巧妙的工艺，包含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刻认知。毕业生们得益于批判性设计教育，作品呈现推断、叙事、慷慨、同情心等，亦不乏对抗与破坏性。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关怀、治疗、去殖民化、数字本土主义、复原力、生态、交叉性、相互依存和激进的想象。设计师们以聪慧、敏锐的方式寻求那些紧要问题的答案，比如传统和遗产究竟有多重要？当战争打破一个地方及其人民之间实际、有形的链接时，会发生什么？设计可以作为一种粘合剂吗？

推荐毕业设计作品：

（1）亚辛·本·阿卜杜拉（ Y a s s i n e B e n A b d a l l a h），《种植园里苦乐参半的记忆》 （T h e B i t te r s we e t Memo r y of t h ePlantation ） （ 图1）

被压迫者的历史和文化很少通过物质载体来表现。亚辛·本·阿卜杜拉调查了有关留尼汪岛上甘蔗种植园里被奴役的劳动者和契约劳工档案材料消失的情况，创作完成了《种植园里苦乐参半的记忆》。在本·阿卜杜拉的作品里，滴着糖汁的收割刀与种植园主人的工艺品相向摆放，形成一种对抗性的相遇。作品提出一个问题：谁的遗产和历史被允许保存，得以流传，成为不朽？

（2）迪伦·斯普利克（Dylan Sprik），《为之献出生命》（TO DIE FOR）（图2）

迪伦·斯普利克的实验性影片《为之献出生命》，对创造出所谓“美丽典范”的强迫性人类行为，以及时尚的无情力量进行了思考。观众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环境中，直接面对“砷绿”——一种在当时被发现有毒，却仍然深受欢迎的颜料。《为之献出生命》将维多利亚时代的砷绿的历史与最近在人类血液中发现的“微塑料”进行了比较。在了解塑料对大自然造成危害的同时，现代人仍然大量使用塑料，与维多利亚时代对有毒颜料的迷恋，似乎一脉相承。

（3）杰尔·希格斯（Jelle Seegers）， 《太阳能金属炼熔器》（Solar MetalSmelter）（图3）

很多制造过程会对能源造成大量消耗，并且不能激发出一丁点创造性的火花。杰尔·希格斯热衷于使用高质量、有趣味的工具，他动手设计出一条生产线，仅以太阳能、风能或肌肉力量作为能源，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碳）足迹。《太阳能金属熔炼器》是杰尔的得意之作：晴天里，通过这个巨大的放大镜把热量聚焦到一点，把金属熔化；再通过沙模，把熔化的金属铸成机器零部件；接下来的操作仍不需要用电，通过脚踏式的打磨机就能把零件抛光。这样一个装置，可以将任何手工工具打磨到极致。

《设计》：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毕业设计项目中，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他们会有一位单独的导师还是一个导师组？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蒂娜·伦茨：以我在荷兰不同艺术院校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经验来讲，通常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不同的专家对学生进行单独辅导。根据研究课题，学生们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辅导老师和专家。

《设计》：在您看来，与往年相比，埃因霍温设计学院今年的毕业设计作品是否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蒂娜·伦茨：设计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行动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设计不局限于一个事物的制造和成型，而是在关注社会、文化进程和结构中创造价值。设计作品在塑造更大的整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承担着更廣泛的社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设计》：在您看来，行业的要求在近些年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是的话，那是些什么要求？工业设计/产品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否会根据这些要求变化进行调整？

蒂娜·伦茨：我对“行业”有什么要求不感兴趣。恰恰相反，行业应该睁开眼睛，更多倾听设计师们的想法。设计师邀请人们作为共同创造者参与设计过程，他们能看到世界上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现状。设计师群体，展示了集体想象力如何在民主、持续、反思的过程中得以实践。社会学家罗萨（2016）强调，只有当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进入一种关系时，我们才能与之发生共鸣。罗萨还表示，现实中，我们（包括行业）过分关注经济增长和个人成长。与其把生产数量和速度当作目标，行业更应该把提高真实性作为重点。引起共鸣的力量在人们纠结的经验以外创造出新的空间，这才是与自我、他人和环境真正的联系。如果说学生们肩负推动这一演化的使命，那么面对他们的培养目标应该由此出发，落到实处，带动变化。

《设计》：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设计行业有什么影响？对设计教育有什么影响？是否有必要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在线教学质量？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 受限于疫情防控措施，我们的教育形式不得不发生改变。比如一些通常安排在设计工作室里进行的设计课程变成了混合授课的形式——部分学生和客户在网上，部分学生在教室里。我们使用了额外的摄像机和音频设备。授课完全放到线上，在一间新布置的绿色工作室里，有些是直播，有些则是提前录制的。这些设施以及混合授课的方式现在仍然在用，相比疫情期间会少一些。所以，是的，现在的教育要用到更多的数字（在线）技术，包括Miro、Zoom和Teams等应用程序。

《设计》：您认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过去三年中是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进行了调整或改革？如果有，这些调整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您是否也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 总的教学方式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我们有多种角色：讲师、教练、专家、客户，大家各司其职。自从引入修订后的本科课程后，自主学习是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方式，也就是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学习有更多自主性和责任。此外，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主题，如社会影响、可持续性和联合国千年目标等。基本面上，都是一些“抗解问题”

（wicked problems），要求系统性思考，扩大视野、从更大的整体视角进行分析。并且有新的设计方法被开发出来，应对工作中的复杂性。

《设计》：在过去三年中，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学院与业界及其他机构推出了哪些合作项目？您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否反映了设计或设计教育的新发展？

安内米克·范·博伊坚： 有很多合作项目，特别是在研究方面。通过研究，我们给社会（业界和其他组织）带来很多新的设计知识；同样，我们也从外界学到很多。通常，项目的要求之一就是要传播研究成果，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比如组织会议、发表期刊论文、专家访问，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设计》：您认为未来的设计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们应该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设计人才？

蒂娜·伦茨：艺术与设计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隔阂，尽管这些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设计师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专注于设计参数，接受委托的工作与自主开展的工作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设计师部分承担了优秀艺术家的角色，他们提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反过来对方案提出质疑，进行批判性的检查。在荷兰创意产业基金202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们已经开始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家，发展自身特色，并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来展现自己。此外，对气候变化、后殖民结构的瓦解、病毒的处理和控制，以及俄乌冲突的深远影响的关注，从地缘政治上说明我们是多么的紧密相关而且脆弱。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警告我们，为了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我们部落式、竞争和自私属性的文化中重新学习合作。按他的说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机智行事，共情，应对分歧，是这个时代应当具备的重要社会技能。未来的设计师需要能够应对个人与集体之间，个性和共同身份之间长期存在的良性对立。

《设计》：您认为未来设计教育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您是否已经做出（或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改变？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蒂娜·伦茨：今天，道德和信息透明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相比，表明个人状态如今变得最为重要。特权阶层也被要求严格检讨自己。它挑战人们原来的观念，对过去形成一个新的分层认知。人类学家格洛丽亚·韦克（Gloria Wekker）发表的《白色纯真 》（2017）一书提醒我们，种族主义一直存在。根据她的说法，殖民主义思维导致优越性思维，而且这种思维已经渗透社会各个方面。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不平等沿着不同的轴线，在不同领域发生，导致人们面临多种因素叠加的歧视和压迫，包括种族、年龄、教育、经济状况、性取向、阶级、性别、宗教、精神和健康状况。对于与各种形式的排斥和压迫作斗争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基本框架。新一代的设计师应当通过教育认识到这一点，并将交叉性与生态学、包容性、去殖民化、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等主题结合。社会学家劳伦斯·科尔克斯（Laurens Kolks）指出，“设计师们有能力以行动导向的方式把想象变为有形。因此，这些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见、可行和有形的。”

《设计》：您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设计行业如何支持可持续发展？能和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吗？

蒂娜·伦茨：无止境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令人瞩目。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2018）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更加大胆的想象寻找创造世界的其他方式。在研究“去极化”和“去殖民化”的形式时，想象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策展人维维安·兹赫尔（VivianZiherl）指出，人们对艺术实践中的仪轨、神秘主义和原住民的经验传承越来越感兴趣。代际关系和被压制的传统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和研究。这代表了对商业、剥削和消费世界的抵制，其程度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此外，设计不应该被当作解决问题的快速修补方案，我们更应该专注于改进。根据文化社会学家吉倫（Gielen）和格里芬（Griffioen）的说法，大量来自艺术领域的术语，如灵活性、游牧性、真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创造性，已经成为管理学标准术语。“创意产业”中的“创意工作者”并没有成为“创意城市”的一部分。相反，创造力被单纯地理解为问题的解决方案（2016）。艺术史学家伊娃·罗弗斯（Eva Rovers）认为这个时代缺乏民主想象力，“我们必须意识到，公民力量不仅仅是助力，而是知识、创造力和创新理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设计》：您认为设计在今天有什么价值？

蒂娜·伦茨：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把自己置于你所研究的环境中。由于其他人也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你们共同决定了最终的结果，这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任何既定的结果（Salter， 2015）。我们需要“关系行动主义”，即围绕一个个不同的“紧迫性”进行设计，“紧迫”本身是推动变革的工具。重点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受西方“去神圣化”、物化和殖民化影响而分崩离析的各种关系应当得到恢复，各归其位。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相互依存学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流行周期。这个概念本身可以追溯到佛教信仰，即没有任何事物孤立存在或独立运行。我们全都相互依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与周围的一切都有着深刻的联系。通过培养这种思想，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不仅可以存活，还可以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最后，我想引用托尼·弗莱（Tony Fry）的 “去未来设计”学说做个小结。弗莱认为，我们对我们造成的影响的复杂性、持续的后果和变革的性质理解甚少。我们不理解“我们创造的价值、知识、世界和事物，在被我们设计制造出来之后是如何继续设计的”（2020）。它给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和设计教育者提供了“思考的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