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 军

有人指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字是简化字，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封面题字中的“現”“語”“詞”用了繁体字、“汉”用了简体字，繁简杂糅，很不协调。［1］17言外之意，作为起规范作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其封面题字却没有树立良好的示范作用。

那么《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到底是否合乎规范呢？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合乎规范？

这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第二，《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杂糅？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规定：“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2］2题词可以包括为书籍题写的书名、题言和题诗等。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可以使用繁体字。

《汉语大字典》［3］、《汉语大词典》［4］、《古代汉语读本》［5］、《汉语史稿》［6］等图书，《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古汉语研究》《上古汉语研究》等报刊杂志的封面题字都出现了使用繁体字的现象，就是封面题字可以使用繁体字的证明。

（二）《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

杂糅？

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杂糅？我们认为，要想明白《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合乎规范的问题，不能仅仅以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作为标准，还要考虑到题字的时间因素以及当时汉字使用的情况。

实际上，字形的变化伴随着汉字的长期演变过程，甲骨文中即已出现简化字［7］56。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的简化工作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2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基础上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并作了个别调整：“叠”“覆”“像”不再作“迭”“复”“象”的繁体字处理。［8］2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标注了封面的“現代汉語詞典”是由郭沫若所题［9］，但缺乏题字的具体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志江研究员曾经指出：郭沫若题字时，汉字简化尚在进行中，“汉”已经简化，但还没有实行偏旁类推简化，所以“现、语、词”用的还是繁体。［10］即便如此，仍未对题字的具体时间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因此我们在此稍作探讨。

《现代汉语词典》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的封面即为郭沫若题写的“現代汉語詞典”。由此可以推断，上述题字应当在1956年（国家立项的时间）至1960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之间。而这段时间在编印《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与《简化字总表》的时间范围之内。《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漢”简化为“汉”，但作为偏旁的“見”“言”并没有简化为“见”“讠”（《简化字总表》中才出现了简化），因此写作“現代汉語詞典”完全符合当时用字的规范。

这种情况从《中国语文》这一期刊的用字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语文》于1952年创刊，在1955年第3 期之前，用的都是“漢”。由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出现，从这一期开始，开始使用“汉”。1955年至1965年，《中国语文》使用的都是“現”“語”“詞”，由于1964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所以从1965年开始，《中国语文》不再使用“現”“語”“詞”，而使用了“现”“语”“词”。当然，《中国语文》封面题字的“语”是个例外：1952年-1960年用的是“語”，从1961年开始，转而用“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封面题字一般相对比较稳定，不会轻易调整，因而与文字的变化相比，有时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论语言文字的历史观问题

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1］7也就是说，时代不同，汉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之一。我们认为，在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一要避免以今律古，二要避免厚古薄今。

（一）避免以今律古

所谓“以今律古”，这里是指不考虑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情况，盲目地按照后来的语言文字状况理解过去的现象。上面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封面题字繁简杂糅、不规范的观点，就是由于不了解《现代汉语词典》题字时期汉字简化的实际情况，从而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

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了解每个时代的发展状况，才有助于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有人认为，“出”和“重”是一对造反的字，理由是：“出”是一座山压在另一座山上，因此表示“重”的意思；而“重”是由“千”和“里”组成的，到“千里”之外，就是“出”。［12］246-247实际上，这是用现在的眼光孤立看待汉字字形的问题，也是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

如果词语的某个意义在后世不再使用，而理解者以今律古，也容易引起误解。例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色烟柳满皇都”的“处”，容易被理解为“处所”的意义，但“处”在这里并不是表示空间，而是表示时间，可以理解为“……时”。类似的还有“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杜甫《述怀》）、“饮处交飞玉斝，游时倒把金鞭”（欧阳炯《春光好》）以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等，其中的“处”均为“……时”之义。［15］105尤其是“饮处交飞玉斝，游时倒把金鞭”句，“处”和“时”对文，则“……时”义甚明。

（二）避免厚古薄今

所谓“厚古薄今”，这里是指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推崇古代而轻视现代。

实际上，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现代汉语词典》正是遵循了这一变化规律。《现代汉语词典》（第7 版）（包括部分更早的版本）根据使用的频率等实际情况，将过去的一些多音字，如“胜”“骑”，分别减少了较为罕见的读音shēng和jì（这些读音用“旧读”标记），而只保留了常用的读音shèng［9］1025和qí［9］1174。而过去的一部分单音字，如“拜”，则根据现实使用的需要，增加了读音“bái”（“拜拜”来自英语bye 的音译，有两个义项：①再见；②指结束某种关系）。［9］28

对于一些人名和地名中的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的读音往往是在综合考察之后做出的选择。例如，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中，包含了两名“谌”姓运动员：谌利军和谌龙。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谌利军的“谌”常被读作shèn，“谌龙”的“谌”则常被读作chén，令人莫衷一是。实际上，在注重文献资料的《汉语大词典》与《康熙字典》中，表示姓氏的“谌”均只列了chén这一个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结合实际情况，不仅列了chén 的读音［9］162之外，也列了shèn 的读音［9］1165，而shèn 音是方言读音的遗留［15］42-45，可以视作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适应方言的表现。因此，与《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相比，《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注重词语的传承性，而且重视现实的变化性。事实上，《现代汉语词典》不定期进行修订，就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有的人重古代轻现代、重繁体字而轻视简体字，认为使用简化字会割裂传统文化。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段影响较大的说法［16］5：

亲（親）不见，爱（愛）无心，产（產）不生，厂（厰）空空，面（麵）无麦，运（運）无车，导（導）无道，儿（兒）无首，飞（飛）单翼，涌（湧）无力，有云（雲）无雨，开关（開関）无门，乡（鄉）里无郎，圣（聖）不能听也不能说，买（買）成钩刀下有头，轮（輪）是人下藏匕首，进（進）非更佳反朝井走，可魔仍是魔，鬼仍是鬼，偷仍是偷，抢仍是抢，贪仍是贪，骗仍是骗，黑仍是黑，黄仍是黄，赌仍是赌，毒仍是毒……

不难看出，上面这段话是用来讽刺汉字简化之后的诸多弊端。但实际上，这里对汉字的字形分析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厰”中的“敞”仅仅表示“厰”的读音，而并非表示厂里的物品；“湧”是形声字，“氵”表示意义，“勇”表示读音，因此作为“勇”构件之一的“力”并不表示意义，而简化字“涌”中的“甬”表示读音（《说文解字·水部》对“涌”的字形分析是“从水甬聲”），“涌”仍是形声字；“雲”表示天上的云彩，在甲骨文中其实并没有上面的“雨”，后来为了与表示“说话”义（如“人云亦云”）的“云”进行区分，才加上了“雨”，成为“雲”的写法［14］410，可见“云”的写法并非现代汉字简化之后才出现的；“鄉”与“郎”本来也没有联系，“鄉”的甲骨文字形是，像是两个人张口相向对坐，靠近㿝（“簋”的初文）进食，因此是“飨”字的初文，后来假借为表示基层行政单位，简化后写作“乡”［13］598，可见“郎”是“鄉”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产生讹变的结果；“進”的右上角不是“佳”而是“隹”，简化后的“进”右上角的“井”不表示意义而表示读音；“骗”“偷”“赌”的字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貪-贪”“騙-骗”“賭-赌”……实际上，繁简字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劣，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上面这段话更大的问题是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字形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

总之，在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否则容易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