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文忠

这一章由《家族》和《男女有别》两篇构成，后文是前文的“申引发挥”，集中谈论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家”。

一、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家族》的要义和思路

乡土中国的社会本色是“熟人社会”，乡土中国的结构模式是“差序结构”，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则是“家”。中国人的这个“家”，至少有三个特点：从结构上看，它是“扩大了的家庭”，可称为“小家族”；从功能上看，它不是单纯的生育社群，而是一个事业社群；从感情定向看，作为事业社群，它求效率而讲纪律，排斥男女私情，人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的发展。这是本篇的要义。全文14段，可分5个层次。

1.概念辨析，引出论题（1—2段）

承上启下的开篇，可分三层意思。首先，对“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两个概念作进一步说明。“差序格局”是原创概念，即它是“已有社会学词汇里所没有”的概念，“团体格局”中的“团体”是“狭义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不包含“普通的团体”即“社会圈子”所指的社群。其次，“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是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清，在事实上是并存的，但东西方各有偏胜。再次，两种格局概念的区分，有助于根据这套概念去看中国乡土社会中基本社群——“家”的性质；换言之，中西社会结构格局不同，“家”的形态、性质和功能也不同。

2.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是“大家庭”或“小家族”（3—4段）

那么，作为基本社群，中国和西洋的“家庭”有何区别？首先，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可称为“大家庭”或“小家族”；其次，提出这个新名词是为了从结构原则上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在西方，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并不构成“大家庭”；在中国，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却不能称为“小家庭”。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结构原则不同。

3.人类学上的家庭是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5—6段）

为什么同是“家庭”，却中西有别？这要从人类学上“家庭”的本质属性说起。首先，家庭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界说，它是指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群体。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其次，作为生育社群，家庭是短期的、暂时的。因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便脱离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事务。再次，家庭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但经营的事务有限，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由其他社群经营。西方的家庭，就属于这种较单纯的生育社群。

4.乡土中国“小家族”的性质特点（7—11段）

乡土中国的家是个“大家庭”或“小家族”，它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形态不同，西方的家庭是团体格局的社群，由亲子构成；中国的家庭是差序格局的社群，它可以沿着父系的亲属差序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乡土中国的这种“大家庭”或“小家族”，在人类学上称之为氏族。从氏族到家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二是性质功能不同，西方的家主要限于生育，中国氏族性的家不限于生育，还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是个经营多种事业的事业社群或事业组织。三是存在的时间不同，生育性的西方家庭一般是临时性的，事业性的中国的家庭则是长期绵续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中国的家庭无论大小，在结构上都属于单系的差序格局。

5.乡土中国的事业性家庭，夫妇之间感情淡漠（12—14段）

中西家庭功能不同，夫妇之间的感情也不同。首先，西方的家庭是生育社群，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乡土中国的家庭是事业社群，父子是主轴，夫妇是配轴；这两轴都因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因为，事业讲究效率，效率需要纪律，纪律排斥私情。其次，在乡土中国，不仅是大户人家或书香门第，男女之间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夫妇之间感情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男女之间感情不同，这是中西家庭第四个区别。《男女有别》一文，将围绕男女感情问题，集中申发“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

至此，有个问题需回答：本篇的论题是“家庭”，为什么标题是“家族”？家庭和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庭是以婚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生育社群，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众多家庭聚集在一起组成的特殊社群；家庭和家族的关系，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本篇的论题是“家庭”，但乡土中国的家是“扩大了的家庭”，是“小家族”，是“家族性”的家庭。用“家族”为标题，旨在强调乡土中国“家庭”的“家族”特性。因此，本文所阐述的“家庭制度”，同样可以说是“家族制度”。

二、乡土中国的感情定向——《男女有别》的要义和思路

本篇是上文的“申引发挥”，集中谈论上篇已论及的乡土中国的感情定向问题。所谓感情定向，是指特定文化所规定的个人感情可以发挥的方向。感情定向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看，可分为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两种文化模式；乡土中国是一种亲密群体，阻碍人了解的是异性的隔膜；但乡土中国的家庭是一种事业群体，求效率而讲纪律，遵循“男女有别”的原则，排斥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人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的发展。这是本篇的要义。全文共14 段，可分6个层次。

1.“感情定向”及其分析方法（1—2段）

开篇承上启下，可分三层。首先，乡土中国的家庭是个事业社群，事业讲究效率，效率需要纪律，纪律则排斥私情。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其次，人的感情定向是受文化范型规定的；因此，所谓感情定向就是指特定文化所规定的个人感情可以发挥的方向。再次，感情定向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方面分析：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它所发生的作用。

2.感情定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3—5段）

接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感情的性质特点。从心理学看，感情是一种体内的行为，是一种刺激和反应的关系。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从社会学看，感情具有破坏和创造二重性。感情的淡漠是社会关系稳定的表示。乡土中国的家庭是事业社群，它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是亲密的感觉，不是激动的感情；所以讲究纪律而排斥私情。

3.感情定向的两种文化模式（6—7段）

然后，借鉴斯宾格勒在《西方陆沉论》（今译《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文化形态学的理论，对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作类比阐述。首先，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史上有两种相对的文化模式：一种是阿波罗式的文化，又称古典文化；一种是浮士德式的文化，又称西方文化或现代文化。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关心眼前和当下的事情，对未来和过去则不予理睬；浮士德式的文化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无限的追求，在于不断改变的创造过程。接着，作类比阐释：这两种文化形态可以用来解释两种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即古典的、崇尚安定和谐的；西方社会是浮士德式的，即现代的、崇尚创造变化的。

《西方的没落》共两卷，于1918、1922年先后出版。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由多种文化形态构成，可分为八大形态：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其中，古典文化（又称阿波罗文化）和西方文化（又称浮士德文化）是精神品格相对的两种文化形态。［1］15—18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形态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时洛阳纸贵。20世纪2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为我国学界所重。费孝通在这里的类比阐释，当是“杂话”式的随手拈来。

4.中西不同感情定向的社会后果（8—12）

比较了中西感情定向的差别，进而分析其不同的社会后果。

首先，乡土中国是亲密群体，却存在异性的隔膜。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期形成的，是熟悉的。换言之，乡土中国是由亲密群体组成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既无空间位置的阻隔，也无时间上的隔膜。而在乡土社会，唯一阻碍人充分了解的是异性的隔膜。完全的道义必须有充分的了解，但这性别的鸿沟，是难以克服的。（8—10）

其次，西方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正破坏社会的基本事业。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浮士德式的企图就是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的了解，在不断的创造中求统一。但是，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因为，恋爱不同于友谊，友谊可以止于了解，恋爱却是不停的追求。从现代文化看，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生育这个社会上的基本事业。（11—12）

5.乡土中国的“男女有别”与感情的同性倾向（13—17段）

经过多层次的分析，最后回归主题，阐述乡土中国感情定向的原则和特点。可分四点。首先，乡土社会不需要创造的社会关系，所求的是稳定。因此，乡土中国的感情定向是阿波罗式的，遵循的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是有形的，也是心理上的。其次，为了巩固家庭的团结，在社会结构上采取了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交错互补的原则。于是在乡土中国，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就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再次，这种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乡土社会男性的结义组织和女性的姊妹组织，都是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表现。最后，缺乏两性间求同努力的乡土中国，充满了现世的色彩，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破坏秩序的要素也被遏制。因此，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三、“乡下的家”与“西洋的家”

“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社群。费孝通在《家族》中说：“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能并论。”其实，不仅在感情生活上，在家庭的结构、功能和存在形态诸方面，都有显著差别。除本书，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及《美国人的性格》中，对此均有精彩论述。拓展视野，有助深化。

1.“扩大的家庭”与“生活堡垒”

论及乡土中国的基本社群，《家族》写道：“我在《江村经济》中把它称作‘扩大了的家庭’。”《江村经济》第三章《家》，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扩大的家庭”。作者写道：“家庭这个名词，人类学家普遍使用时，是指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单位。中国人所说的家，基本上也是一个家庭，但他包括的子女有时甚至是成年或已婚的子女。有时，它还包括一些远房的父系亲属。之所以称它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是因为儿子在结婚之后并不和他们的父母分居，因而把家庭扩大了。”［2］18当年的江村就是如此。虽然平均每家人口大约在4至6人之间，但是，“村里的家是一个小的亲属群体，以一个家庭为核心，并包含有几个依靠他们的亲属。”江村的家是一个小的亲属群体，也就是一个“小家族”。

“西洋的家”不同于我们“乡下的家”，它不是一个“亲属社群”，而是一个“生活堡垒”，是一对夫妇和未成年的孩子抱团取暖的“温暖的孤岛”。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写道：“中国学生出了国，没有不每逢星期倍思亲的”；因为，一到星期日，美国的一家人就“缩在家里”了。美国人的“家”，“这是个我们中国人所不太容易了解的偶像。它是个富于神圣性的生活堡垒，四周围着一道和社会隔离的墙，谁也不准胡乱闯入……在西洋，男人们也像我们的女人，他们是驯服的‘家里人’。家的外面是利害的竞争之场，辛苦奋斗了六天，第七天得在家安息了。这一天照例是留着享受堡垒之内的温情，外人得自己识相不要去乱闯。”［3］12家庭的独立性和神圣性是西方社会共有的特色。在美国，这特色却特别突出。在美国，除了第一代初到的移民，还不能不依靠乡亲之外，为了争取体面，必然要和老乡隔离。“家”在这种举目无亲的世界，成为一家人唯一温暖的孤岛。

2.“事业社群”与“生育社群”

家庭形态的差异，是由于家庭功能的不同：乡土中国的“小家族”是事业社群，西方的“生活堡垒”是生育社群。

《家族》写道：“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从中国家族史看，宋代以后形成的聚族而居的村落，无不是这样的“事业社群”，经营着生育之外的种种事业：“这些村落聚居的同姓小家庭，追根溯源，都是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他们建立祠堂一所，岁时祭祀共同的祖先，小家庭则围绕着祠堂居住。他们修撰家谱一部，详细记载各个小家庭的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他们共同购买或由富裕的族众捐赠而设置数量不等的族田族产，以其收入赈济贫困族众和开支全族的公共支出。他们制定一定的家法族规，作为处理族众之间和小家庭之间关系的准则。他们推选一至几位族长，负责处理族中的公共事务。”［4］284此外，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都有一所族塾。所谓“虽乡村数家聚处，亦各有师”。在乡土中国，这种聚族而居的“事业社群”，从宋代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前。

“西洋的家”则是一个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中作了具体介绍，至少有三个特点。其一，“温暖的孤岛”是训练孩子感情专一的场所：“在一个美国孩子，所有的温情都来自父母。我常觉得西洋人对上帝、对爱人的感情强调专一，这专一性的训练场所就是早年亲子间的关系里。”中国人在孩提时，则接触着许多亲密程度相近的人物，广被的联系冲淡了专一的依恋。其二，“生活堡垒”对孩子是暂时的。“这小小的生活堡垒在时间里也缺乏推陈出新的连续性，很有一点像用种子来繁殖的植物。每一个新堡垒并不在旧堡垒里长成了雏形，然后脱离本枝而独立。一个青年人想结婚就得先准备自筑香巢。他自己的‘家’是另起炉灶的，和父母的家，在历史过程中是隔断的。”这和中国“四世同堂”“香火”绵续的传统是不同的。其三，父母之爱是有条件的。在孩子的行为上，美国的父母并没有具体的成为怎样一个人的标准。他们的目标是绝不能让孩子落在其他孩子的后面。于是，“美国的孩子们从小就明白，父母不会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就会爱你的。父母之爱不是孩子的权利，而是一种胜利品，要你争取，争取的地方不在家里，而在堡垒之外，你的同伴之间。”［3］13-15这样的家庭教育，让孩子形成一个观念：天下没有不必争取而得到的收获，胜过别人才可得到自己的安全。

3.“夫妇有别”与“夫妇有爱”

“男女有别”出自《礼记·郊特牲》第31章：“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意思是：男女有别，然后父子才能相亲。父子相亲，然后产生出有关父子关系的原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儒家论夫妇之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也。”而这正是“事业社群”和“生育社群”在两性感情上的差别。

为什么乡土中国“夫妇有别”？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中便有论述。他说：“夫妇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牺牲前者。”［5］75-76对于中国夫妇的“感情淡漠”以至“感情冻结”，他进而举了两段亲身经历：“我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就觉得这地方夫妇间的感情淡漠得使我受了一些西洋文化影响的人看不惯。我所租赁的那间房和房东的卧室只隔着一层板壁，所以隔壁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听得出来。房东太太非但不睡在房里，除了打扫外，根本就不常进去。据说他们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分了房。后来我又搬到另外一家去住，房东和我同居一室。一个多月，我从没有见过他到太太房里去睡。白天，夫妇各做各的事，话也不常说；没有事，各自去找朋友谈天。夫妇间从没有在人前嬉笑取乐过。”传统中国家庭夫妇的最高境界是“相敬如宾”，不是“夫妇有爱”。

与乡土中国不同，作为“生活堡垒”的“生育社群”，西洋的“男女之间”在感情生活上的发展，实在使乡土中国的人们“望尘莫及”。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举了一个事例：“有一位美国来中国的朋友和中国学生讲起西洋恋爱的浪漫精神，他自述他在学校里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位朋友，把号码打错了，在对方出现了一个极动人的声音，一位不相识的女郎接了话，将错就错地谈了一阵，就这样两人相熟，后来相爱，竟结了婚。”［3］122这样的恋爱经历，在我们像看电影一般，充满了“天方夜谭”式的新奇。“西洋的家”的“夫妇有爱”，已成为一种习惯和习俗，甚至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礼貌。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举了一个例子：“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位英国朋友从他家里出来，一同去赴一个约会。临行，他和他太太分别时，当着我的面互相拥抱接吻，在他们是一种礼节，可是这却使我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异乡之感。”［5］76在感情生活上，以夫妇为主轴的“西洋的家”，明显不同于以父子为主轴的“乡下的家”。

以上的对比分析，或可深化对乡土中国家族制度的认识，也可以深化对中西民族性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