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言 毛伟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3）

一、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测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低级化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竞争力差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把现代金融归入产业体系强调了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相互支撑。这一定位也要求了金融发展要回归本源，服务好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今，从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四大核心技术，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功能的实现，金融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战略支持。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因此，充分利用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实践应用价值。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定量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王定祥等[1]、罗荣华等[2]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金融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区域性差异。徐云松和齐兰[3]、李雯和王纯峰[4]认为区域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且产业结构受金融发展速度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王锋等[5]将环境规制纳入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中，分析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三是关于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李媛媛等[6]研究了金融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刘悦等[7]研究发现金融能够通过合理配置资金在产业间的流动、降低产业部门内生产成本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在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科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环境三个层面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主要用R&D经费投入[8]、R&D 人员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研究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9]。李习保[10]、刘林和张勇[11]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作为科技创新的衡量指标，分析区域创新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王桂月等[12]构建创新环境指标体系，研究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被很多研究者重视，杨伟中等[13]认为利率市场化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了科技创新。刘凤朝和沈能[14]利用Geweke 因果分解检验及协整分析发现，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中均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随着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这类名词的出现，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学者刘少波等[15]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了科技创新驱动金融创新的内在机理。

综上，发现前人对此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大多研究关注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发展相互独立的作用，少有学者对三者之间内在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在研究产业结构时很少对产业结构进行细分，这样难以厘清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内在机理。最后，在指标选取上过于宽泛，难以分析现实情况。基于此，本文对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做出如下创新：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将产业结构优化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更能看出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点，有利于找到金融与科技存在的不足和提升的方向。第二，本文在研究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进行探索。第三，本文对关键研究变量指标设计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量，例如科技创新指标，本文利用熵权法多维衡量各市科技创新水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理论与假设

1.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资金的融通，通过将居民手中闲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在金融资本逐利性的作用下，集聚的资金在产业内部进行重新配置，产业内效率低下的产能逐渐被淘汰，实现产业结构转变[2]。（2）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经营规模，中小创新型和高科技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缺乏扩大生产的资金，难以实现规模经济，金融发展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经营规模向规模经济靠近[16]。（3）随着金融的深入发展，获客能力与触达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金融业务逐渐向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偏远地区延伸，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区域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促进作用。

2.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1）在市场经济下，金融资源具有极强的逐利性，金融发展会引导资金流向具有发展前景好、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高[17]。（2）立足国际视角，金融发展能够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国外资本流入会促进国内外产业结构上的互鉴与融合，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转型[18]。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一般可以通过金融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来衡量。从金融发展规模上看，当金融发展规模较小时，资本比较匮乏，会导致金融中介费用增加，进而加大企业融资阻力，此时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当金融规模突破一定门槛时，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从金融发展效率上来看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可以理解为，最初由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会有显著提升，但是在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金融发展效率可能会降低[19]。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无论从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来说，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金融发展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二）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理论与假设

1.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对于传统产业来说，科技创新是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通过新的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约劳动时间与物质成本，进而倒逼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进行重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向知识技术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技术创新成果在各个产业中进行扩散渗透，能够显著提升各产业的生产效率。当整个社会生产处于资源节约的状态，产业结构就会趋向于合理化[20]。产业结构合理化内含绿色发展需求，科技创新通过改善生产工艺与技术，将生产方式不断向绿色、低能耗方向转变，产业结构合理化便得到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促进作用。

2.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科技创新引导要素与资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1]，加速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转移[22]。随电子信息、大数据的广泛利用，有很多信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新型产业不断产生，信息服务业越来越兴旺。因此科技创新加速了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说：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促进作用。

（三）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理论与假设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金融发展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对此进行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有两种观点，一是金融功能观，即金融通过发挥主要功能促进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通过配置资源、调整资源结构，为产业提供外部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23]。二是金融结构观，即不同金融安排对科技创新作用效果的比较分析。现有文献中，通常从金融安排本身特性入手，有学者强调以银行为主发展金融，因为银行在信息披露和信息处理上具有优势，有利于增加科技创新企业受关注程度更易获取资金支持[24]。有学者主张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认为金融市场能够帮助科技创新型企业分散风险，进行风险管控。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金融功能观还是结构观来看，金融发展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发展。据此，提出假说：科技创新是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中介。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基于上文的分析，结合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分别构建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效果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1,2,…,9,分别代表珠三角地区各个城市；t代表年份；ISRit、ISOit、FIRit、TECHit分别为第i个城市第t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变量。Control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ECit）、外商直接投资（FDIit）、固定资投资（Kit）、基础设施水平（INFit）与社会零售消费水平（REit）；εit为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是否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产生中介效应。本文参考学者揭红兰[25]、杨虹和王乔冉[26]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科技创新中介效应大体分为三个步骤，下面以检验科技创新是否是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为例进行详述。检验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此类推，不做赘述。

其中，模型（3）主要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直接影响，若FIR系数α2≠0 的结果显著，则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模型（4）主要是用于检验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若FIR系数β2≠0的结果显著，则认为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需要继续进行检验模型（5）。模型（5）检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若TECH系数γ3≠0的结果显著，则说明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并且可根据系数γ2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的程度，若γ2不显著，则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科技创新这一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科技创新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否则认为科技创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3.门槛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使用HANSEN[27]提出的可内生决定门槛值与数量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将金融发展作为门槛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下面构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模型（9）、模型（10）用于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其中，FIR是金融发展指标，作为门槛变量，c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指示性函数，θ1、ρ1分别为模型（9）、模型（10）中个体未观测特征，θi、ρi分别为模型（9）、模型（10）中核心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前文相同，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1）产业结构合理化（ISR）。本文使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最早是由泰尔提出，一些学者将它用在研究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上[28]，学者干春晖等[29]重新定义泰尔指数并将其应用于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计算公式为:

TL表示结构偏离度，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有TL=0；如果TL＞0，则说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并且TL值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由于TL是一个逆向指标，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对该逆向指标进行转化，将其正向化，令ISR=1/TL（本研究不存在TL为0的情况），ISR越大，产业结构越合理。

（2）产业结构高度化（ISO）。从产业结构比例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由第一次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次、第三次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即产业重点依次转移。参考学者干春晖等[29]的研究设计，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

2.核心解释变量

（1）科技创新（THEC）。科技创新需要多方面衡量的指标[30]，本文主要考虑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三个创新主体，选择发明专利的授予量、创新产品产量、企业内部研究经费支出、科研人员数量、政府科研机构数量、研究经费投入以及科技人员数量7个指标，利用熵权法TOPSIS计算各地区科技创新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衡量各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指标。

（2）金融发展（FIR）。金融相关率是学者们常用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是指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由于能够获得的数据有限，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表示。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一定程度上衡量某一地区企业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以及成本的大小，进而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参考刘钧霆等[32]、徐洁香和宋国豪等[33]的研究，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最终选用经济基础GDP（人均GDP）、外商投资FDI（实际使用外资占GDP 比重）、固定资本投资K（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基础设施建设INF（人均道路里数）、社会消费品零售R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了解决人均GDP 在计算中存在的量纲问题，对人均GDP进行对数处理。

4.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珠三角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和肇庆。2008 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是金融改革，还是科技创新均取得显著成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故本文选取2008年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另外受限于广东最新统计数据为2019年，所以本文选取2008-2019年珠三角地区9 个城市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科技创新指标中所需各市的发明专利授予数量来自各统计年报，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在结果与分析

（一）相关性检验

利用STATA15.0对各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 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金融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技术创新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高度化与金融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高度化与技术创新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被解释变量与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2。

表2 变量相关性检验

（二）平稳性检验

对于面板模型而言，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情况，一般在面板模型回归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使用Levin-Lin-Chu 单位根检验。下面是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由表3可知，各个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故所选数据均是平稳。

表3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各个指标数据均平稳的情况下，对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AIC 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由表4 可知，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均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构成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珠三角城市地区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暂不构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表4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型分别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并加入通过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法）对这两个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表5 呈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回归结果。由产业结构合理化回归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影响效果为负向。这说明当前的金融发展不能推动产业结构向均衡方向发展，相反造成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自由化问题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是严格的金融管控使得金融抑制问题依然严峻，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基础产业无法获取正常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逐渐停滞，因此产业结构的发展也会逐渐偏离均衡状态。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目前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状态较好，通过对各产业劳动效率的积极影响，将产业结构向均衡状态方向推进。另外，经济基础、外商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由上述分析，可见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促进作用，假说H1不成立，而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促进作用，假说H4成立。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这里产业结构高度化变量表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说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下，金融资本逐渐流向更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获取更高利润。同时应中国现阶段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需求，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作为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创新也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升。特别是2008年后，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带动很多电子新兴产业的兴起，产业结构高度化取得突破性进步。由此可见，假说H2与假说H5均成立。

（四）科技创新中介效应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对科技创新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检验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中起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依次呈现在（a1）、（b1）与（c1）中。

结果显示如表6所示，（a1）列金融发展指标的回归系数0.522，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效果不明显。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可以认为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不起中介效应。假说H6不成立。

表6 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中起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中（a2）、（b2）与（c2）列，（a2）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显著的系数估计值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大于0，说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科技创新满足产生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根据（b2）列的检验结果，金融发展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说明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能够带动科技创新的发展。（c2）列，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指标均显著大于零，因此认为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故假说H2成立。

表7 科技创新在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五）门槛效应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及门槛值确定

在做面板门槛回归之前，首先需要判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在单一、双重与三重门槛假设条件下，利用F 统计量和“自抽样法”(Bootstrap)的P值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度化门槛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如表8 所示。

由表8可知，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检验，双重与三重门槛均未通过检验。因此，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15.735。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门槛效应检验未通过检验，所以目前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门槛效果。假说H3并未得到完全证实。

表8 金融发展的门槛检验结果

2.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上述门槛效应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仅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故仅做此效应分析，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显著促进作用。当金融发展指标小于门槛值15.735时，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019，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当金融发展指标低于15.735时，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当金融发展指标超过15.735时，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97，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金融发展突破门槛值时，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对于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有：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很多科创型企业与小微型企业的创新活动仍难以获得充足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促进不明显；当金融发展超过门槛水平，金融服务得到完善，普惠性得到提高，更多创新技术能够获得金融支持，进而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更加显著。

表9 门槛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文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排除互为因果的关系。再从表5的回归结果来看，使用基准回归与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回归结果差距不明显，金融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显著性未发生改变，并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保持不变，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后通过中介效应回归和门槛效应分析（见表6、表7与表9），发现核心变量符号、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模型研究结果稳健性较好。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2008-2019年的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深入分析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是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还是门槛效应模型中，金融发展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

2.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过程中存在单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资源紧缺、机构制度不完善，企业创新研发和成果应用的资金支持十分有限，进而削弱了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的促进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由于金融发挥了配置资源、调整资源结构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外部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更加顺畅，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

3.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有利于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淘汰落后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成果在各个产业进行扩散渗透，能够带动各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科技创新引导要素与资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产业链向高端转化，加速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

（二）政策建议

1.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明显的助推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影响并不乐观。珠三角地区虽然目前居于广东发展的前列，但是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还存在很大优化的空间。将金融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遵循金融市场经济规律，健全市场金融运行制度，防止政府过度干预。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创新金融产品，增加金融发展的普惠水平，以金融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发挥金融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2.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结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手段，也是构建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应有之意。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完善衍生品市场的组织体系，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各项金融结构优化措施始终要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为宗旨。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多样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确保金融体系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3.加快创新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以科技驱动金融创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的技术能力和数据能力，夯实先进、可信、普惠的新金融数字基础设施。从单项技术到多项技术融合，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技术领域集成创新对金融的推动作用。发展金融科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同时，还要发展监管科技，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服务渠道、完善产品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融资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民生，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