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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知”的角度论《诗学》中希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

2022-03-02武军涛

艺术评鉴 2022年3期
关键词:中和发现诗学

武军涛

摘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希腊悲剧的“卡塔西斯”(katharsis)作用,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以至于数百年来争论不断。关于“卡塔西斯”的解释,目前普遍被接受的主要是朱光潜先生的“宣泄说”与罗念生先生的“陶冶说”。笔者比较倾向于罗先生的观点,但是不同意他对于“宣泄说”的全然否定。本文将联系《诗学》中“发现”概念与《尼克马克伦理学》中的“无知”概念,理清二者的逻辑关系,以期更加全面的说明“卡塔西斯”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卡塔西斯  无知  发现   中和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2)03-0042-05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希腊悲剧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疏泄(katharsis)。”“卡塔西斯”作为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数百年来一直未有定论,大致有从以下几种角度的解释:伦理学角度、医学角度、宗教角度、审美角度。①总的来看,不管什么角度,最终形成的看似比较合理的解释主要是:情感“疏泄说”、情感“陶冶说”。前者从医学心理学入手,后者从伦理学入手,笔者认为《诗学》中所提及的“卡塔西斯”作为,更应该从伦理学的角度解释,因为《诗学》中所提及的情节多是对于“无知”行为的摹仿,有“无知”才能有“发现”,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因“无知”而“违反意愿”造成悲惨后果的论述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因此,希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更应该解释为感情的适度化。②

一、“卡塔西斯”的解释

高乃依在《论悲剧》一文中将“卡塔西斯”解释为对激情的净化,“我们看见与我们相似的人们遭受厄运的怜悯,引起我们自己遭受同样厄运的恐惧;这种恐惧引起我们避免厄运的愿望;这种愿望促使我们从心里、净化、节制、改正,甚至于根除那在我们面前把我怜悯的人物投入这一厄运的激情。也正由于这一自然而不容质疑的共同理由,为了避免后果起见,才非消除起因不可。”高乃依认为“卡塔西斯”的作用是引导人们以悲剧为鉴,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激情。这样的解释通俗点来讲,就是把希腊悲剧当做反面教材,让希腊人民通过观看希腊悲剧的惨案,认识到自己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从而引以为鉴。这种解释带有理性认识的色彩,是从因果论出发,让观众学会避免激情的束缚。但是这明显不是亚里士多德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过情感的规律“很难通过逻各斯来确定”,关于这一点下文另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

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对高乃依做出了批判,他认为高乃依仅仅把恐惧作为净化激情的工具,不能代表亚里士多德的本意,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的原话,“按照这种论断,悲剧可以净化一切激情,唯独不能净化亚里士多德着重指出的那两种激情。它可以净化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虚荣心,我们的恨和爱,而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激情,都是我们所怜悯的人物招致厄运的原因。它只是不让我们的怜悯和我们的恐惧得到净化。”莱辛认为,悲剧事件的原因多是由嫉妒、虚荣、爱情、仇恨等情感而来的激情,那么消除产生悲剧事件的原因,就是要净化和控制自己其他情感,从而避免产生引起恐惧和怜悯的悲剧发生,但是唯独不能够净化“恐惧和怜悯”本身。莱辛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出发,认为净化,不仅要净化过多感到怜悯的人,还要净化较少感到怜悯的人,使他们达到适度的怜悯,悲剧也是同理,莱辛的观点有道德层面的含义,这与罗念生先生的论点是相似的,但是也只是个人推断,没有更深入的从希腊悲剧的情节入手,做更深入的分析。

复旦大学的樊高峰认为亚里士多德受柏拉图的影响所以会崇尚“理智”,就把“卡斯塔斯”简单的解释为:可以带来理性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快感’是认识到必然律即获得知识和理性的‘快感’”,这种学说明显忽略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理智论”明显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倒是有些接近高乃依的解释,即:以悲剧为鉴,获得理性知识。两者都忽略了亚里士多德对经验的重视,片面夸大了逻各斯的作用。

关于“卡塔西斯”的类似争论还有很多,但是大都是主观臆断,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目前国内被普遍接受的解释主要是朱光潜先生的“宣泄说”和罗念生先生的“陶冶说”。

二、“宣泄说”与“陶冶说”的对比

朱光潜先生借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八卷第七章中对于音乐的分析来解释“卡塔西斯”,并将其解释为净化作用,认为两者所说的是一回事。朱光潜先生所依据的《政治学》中的内容如下:“音乐应该学习 ,并不只是为着某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净化(关于净化这一词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略微提及,将来在《诗学》里还要详细说明),(3)精神享受……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他类似情绪影响的人……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朱先生分析说:“从亚里士多德的和柏拉图所举的‘净化’的例子来看,可知‘净化’的要以在于通过音乐或者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由此,朱先生将“卡塔西斯”解释为“净化”,认为其作用是类似于宗教迷狂情绪宣泄的音乐治疗功能,目的在于宣泄情绪,从而让人们的内心恢复平静,保持心情舒畅。

笔者认为朱光潜先生這种说法基本正确,音乐确有宣泄情感之功效。但是,在《政治学》关于净化的解释当中,亚里士多德对“卡塔西斯”的解释当中也明显说到:当时对于“卡塔西斯”只是略微提及,“我们在这里只略微提及,将来在《诗学》里还要详细说明。”朱光潜先生从英语中转译为“略微提及”这个词,苗力田先生翻译为“不做规定”,吴寿彭先生翻译为“姑先引用”。③不管是“不做规定”“姑先引用”,还是“略微提及”,亚里士多德都明显表现了自己在《政治学》使用“卡塔西斯”的随意性,这足见卡塔西斯在《政治学》和《诗学》中的内涵之差别,“略微提及”的音乐的卡塔西斯作用明显不能代表“卡塔西斯”的全部内涵,应该说音乐的情绪宣泄作用只是“卡塔西斯”作用所涉及的内涵之一,而非其全部作用,其含义对于音乐和希腊悲剧也许都不止如此。那么,如果我们将《政治学》中音乐的“卡塔西斯”作用往《诗学》上套的话,就显得有些以偏概全了。可见,《政治学》中的“卡塔西斯”并不能代表《诗学》中的“卡塔西斯”,二者不是等同的关系,更可能是前者被包含于后者的关系。由此,可以说《诗学》所提及的“卡塔西斯”的作用应该是可能包含了情绪宣泄的作用,但是不仅仅限于这一种作用。比如,拿恐惧来说,就不能只是宣泄,在《尼克马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对于耻辱的恐惧,认为对耻辱的恐惧过少的话就是无耻,“对有些坏的事物感到恐惧是正确的、高尚的,不感到恐惧则是卑贱的,耻辱的。对耻辱感到恐惧的人是公道的、有羞耻心的人,对耻辱不感到恐惧的人则是无耻的人。”如果一个人对耻辱的恐惧情感本来就弱,他看了悲剧后这种仅有的对耻辱的恐惧的情感又被宣泄掉了,那他岂不是会更无耻,或者至少同样无耻。同理,怜悯过少的的话则会导致无情和冷漠,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于耻辱没有恐惧的人,就应唤起其恐惧;对于别人的苦难冷漠的人,就应唤起其怜悯之心,这里的“卡塔西斯”就只能是增强恐惧和怜悯,而非只是对过多的恐惧和怜悯的宣泄。由此,关于唤起恐惧和怜悯的情感,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必然不是仅仅停留在强烈情感的宣泄,还有较弱情感的增强。“卡塔西斯”作用应该从更全面的角度去解释,情绪宣泄的功能应是其作用之一,而非全部。

其实,罗念生先生在其论文《卡塔西斯笺释—亚理斯多德希腊悲剧的作用》一文中已经指出了“宣泄说”的片面性,认为宣泄说就是把悲剧和怜悯的情感全部宣泄掉。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就是情感的适度。由此,罗先生认为“悲剧使人养成适当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而不是把原有的不纯粹的或过于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加以净化或宣泄。”那么,希腊悲剧就应该是作为自我的情感的一种练习,通过这种练习,从而养成一种勇敢或者仁爱的德性。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完全否认“宣泄说”也是不对的,因为正如前文提到,朱光潜先生所引证的《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虽然随意,但是也明确指出了音乐的卡塔西斯作用即“宣泄”,只是他不全面,仍有保留,不过是“略微提及”或“姑先引用”katharsis这个词。因此,“宣泄说”虽然不全面,但是与《诗学》中的“卡塔西斯”应该也是有些联系的,因为“养成适当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必然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去掉过多,补充过少,才能达至适度。

朱光潜先生认为不能从伦理学的角度解释“卡塔西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德性的养成属于教育的范围,如果把“净化”(卡塔西斯)解释为道德德性训练的话没有必要在《政治学》中同时并列提到音乐的“教育和净化(卡塔西斯)”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的定义中找到,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理智德性才能通过教育获得,而道德德性只能从实践经验的练习中获得。关于“教育”的解释,笔者认为还应该参考《政治学》第八卷第五章中所说的:(1)音乐除了娱乐消遣功能外,还有(2)“如体育训练可以培养我们的身体那样,把音乐当做某种培养善德的功能”,以及(3)“还有第三种看法是认为音乐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以增长理智。”由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有两次提到音乐的三种功能,第一次是:娱乐消遣、锻炼善德、增长理智;第二次是:教育、净化(卡塔西斯)、精神上消遣。吴寿彭先生认为第二次增加的“卡塔西斯”仍与品德和情操有关,但是又和朱光潜先生一样把“锻炼善德”归入教育,难免有些前后矛盾。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德性”的训练理解为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还是把“道德德性”的训练理解为与体育训练一样的情感训练?笔者觉得后者比较可靠些,因为前文已经提到,亚里士多德自己也用体育训练来作比喻。由此,前面提到的《政治学》中两次对于音乐的作用分析就可以合二为一:“锻炼善德”即“卡塔西斯”(对应道德德性),“增长理智”即“教育”(对应理智德性),“娱乐消遣”就是“精神上的消遣”。这样,既能顺利的解释《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音乐功能的前后两次的差异,亦能契合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则需要通过习惯养成”的说法,因为“卡塔西斯”本来有平衡的含义,即通过像体育训练一样的艺术训练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平衡。

朱立元先生在《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现代解读》一文中提到“从这个角度而言,‘陶冶说’与‘宣泄说’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抒发积郁,还是调节和纯化,其实都是寻求一种情感的适度与平衡,以利于观赏者心理的健康与和谐,从而产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轻松舒畅’‘无害的’快感。”應该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朱光潜先生“宣泄说”与罗念生先生“陶冶说”的相似之处,不过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宣泄说”应是“陶冶说”的一部分。

由于“宣泄说”与“陶冶说”相互之间的完全否定,导致争论却仍在继续。由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诗学》中悲剧的结构入手更全面的进行逻辑的分析,再结合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从整体上去解释,而不能仅仅从现代纯心理学反应的角度去解释,或者寻求某一句亚里士多德的说过的某一句确定性的话或某一个看似合理的概念来作为自己论据。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行为)第一章中,关于“违反意愿”“无知”的概念就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诗学》中“卡塔西斯”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诗学》中“发现”的概念是建立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无知”的基础上的,按常理必须是先有无知才会有发现,这也是希腊悲剧的基本套路。借由《诗学》中悲剧的情感激发作用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的论断;以及《诗学》中的“发现”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无知”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可以明确“卡塔西斯”的真正内涵。

三、希腊悲剧经验是养成道德德性所需的生活经验的补充

“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罗念生先生认为亚里士多德明确了“道德”即“习惯”;而道德德性又与感情的适度相关,“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道德德性是适度,以及他是这种适度的意义,即第一,它是这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的那个适度为目的。”那么,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就是唤起恐惧和怜悯感情,并且使这些感情在每一次观看悲剧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从而达到适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只是鉴于仍存在诸多质疑,仍需进一步深入论述。

笔者认为从道德德性本身的培养来讲,它需要希腊悲剧经验的补充。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可以教导获得提升。然而,道德德性则不能够通过教导来提升,只能在实践和情感的体验中不断练习和总结,从而养成习惯。“譬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人发怒应当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以及该持续多长时间。.然而,尽管我们不谴责稍稍偏离正确——无论是向过度还是向不及——的人,我们却的确谴责偏离的太多、令人不能不注意到其偏离的人。至于一个人偏离得多远、多严重就应当收到谴责,这很难依照逻各斯来确定,这正如对于感觉的题材很难确定一样。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们对他们的判断取决于对他们的感觉。”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的适度很难通过理性来确定,情感的适度需要通过“具体情状”的经验积累来习得,这种“具体情状”就是生活经验中的具体事件,这些具体的生活经验能够引起感情的生发,在这些具体生活经验中不断的体验和锻炼,才能让我们的感情适度地生发,获得适度的道德德性。

这样的话,仅仅靠生活经验,道德德性的培养就会成为很难取得成效的事情,毕竟普通人的生活基本都是比较平淡的。而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每个人的经验也是有限,我们可以反观自己的生活,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很少会遇到值得我们恐惧或者怜悯的事情,特别是希腊悲剧中的那种恐惧和怜悯。比如:《忒勒福斯》中忒勒福斯因不知情娶了母亲奥格;《俄狄浦斯》中俄狄浦斯弑父娶母;《阿尔克迈恩在科林索斯》中阿尔克迈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女儿提西芬奈的乱伦;《苏厄斯忒斯在西库昂》中苏厄斯忒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女儿裴落庇娅生下儿子埃及索斯;《安提戈涅》中克瑞翁的亲人接连因他自己的过错而去世等。此等事件相信普通人很少会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由希腊悲剧引起的恐惧和怜悯的情感在生活中也就会很难体验到,对这两种情感的训练机会单靠日常实践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与之相关的道德德性就难以养成。

据此推演,希腊悲剧的经验就应该是对生活经验的补充,悲剧作为一种感觉的经验,无疑为人们提供了类似生活中的“具体情状”,这种“具体情状”更容易唤起的情感就是恐惧和怜悯,为人们提供了对于“恐惧和怜悯”情感的练习机会,这种练习补充和丰富了人们短暂的一生中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经验,帮助人们以更快的速度获得一种更加完善的道德德性。

这样亚里士多德才会指出恐惧和怜悯,而不是嫉妒和愤怒,因为嫉妒和愤怒我们在生活中的经历得相对比较多,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或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卡塔西斯,无需借由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恐惧和怜悯则主要通过希腊悲剧来唤起,并不断得到练习,逐渐让恐惧和怜悯达到平衡适度,从而让人知廉耻,悯众生。我认为“知廉耻”是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的一种德性。下面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诗学》中的“发现”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学中的“无知”之间的关系,并说明希腊悲剧如何通过模仿从“无知”到“发现”的行动使人们“知廉耻”。

四、“‘无知’与‘发现’”以及对耻辱的恐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11章指出悲剧情节的三个主要成分即:突转、发现和苦难。“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如《俄狄浦斯》中的发现。当然,还有它种发现……但是,和情节,即行动关系最密切的发现,是前面提到的那种,因为这样的发现和突转能引发怜悯或恐惧(根据上文所述,悲剧摹仿的就是这种行动)。”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了:悲剧摹仿的行动就是由“无知”到“发现”行动,如果在“发现”的同时即产生“突转”的行动则是最好的情节设计,以此种行动的摹仿让观众产生怜悯或恐惧。

“无知”是希腊悲剧中重要的构成要素,由此才能引起“发现”,甚至“突转”。亚里士多德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无知”分为:“对普遍的东西的无知”和“对个别事物的无知”。认为“对普遍的东西无知”应受到谴责并且不会带来真正的“违反意愿”的行动,因为那是人们主观放纵自我的结果;只有“对个别事物的无知”才会带来“违反意愿”的行动,也只有这样这才能唤起恐惧和怜悯。

可以明确的是,希腊悲剧主要摹仿的就是这种由“对个别事物的无知”而引起的行动。这也是有希腊悲剧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素材应该只是从那少数几个家族故事种来选取,而且还是要能够产生恐惧和怜悯的剧情事件,并且强调这些情节必须得是亲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因为“如果是仇敌对仇敌,那么除了人物所受的折磨外,无论是所做的事,还是打算做出这种事情的企图,都不能引发怜悯。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非亲非仇者之间,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当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母亲杀死或企图杀死儿子,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母亲或诸如此类的可怕事例,情况就不同了。”然而,由于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主动去杀害自己的亲人,发生这种近亲相杀之事必然要有个理由,那么使用“无知”的情节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此外,“对于耻辱的恐惧”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解释“卡塔西斯”作用的关键。对于耻辱的恐惧,前文已经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有特别强调,对耻辱没有恐惧的人是无耻之人。那么,从“恐惧”这个角度来看,希腊悲剧所唤起的“恐惧”主要就是《尼克马可伦理学》所提到的“对于耻辱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组织情节问题时所列举的例子就知道了:忒勒福斯因“无知”而娶了母亲奥格;俄狄浦斯因“无知”而弑父娶母;阿尔克迈恩因“无知”而与女儿提西芬奈的乱伦;苏厄斯忒斯因“无知”而与女儿裴落庇娅生下儿子埃及索斯。④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了6个可怕情节的典型,其中有4个都涉及与近亲发生男女关系,它们所唤起的恐惧的情感无疑都是对于耻辱的恐惧。我认为这些例子从一方面说:证明了对于恐惧情感的“卡塔西斯”作用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疏泄,因为这里更多的涵义明显应该是增加;从另一方面说:它证明了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有关“对耻辱的恐惧”的论述,来解释《诗学》所说的希腊悲剧“卡塔西斯”作用的合理性。由此,我们可以从希腊悲剧的情节内容的角度看到《诗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比较流行的朱光潜先生的“宣泄说”和罗念生先生的“陶冶说”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的。但是,前者相对片面,只是简单的用音乐的卡塔西斯作用来解释希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后者相对比较全面,但是完全否定“宣泄说”也是不对的。《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笔者认为“卡塔西斯”翻译为“中和”更为恰当,从现代语言环境中来看“中和”即要达到适度,从《中庸》的语言环境来看“中和”本身的意思也正好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相近。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悲剧可以通过让人们补充这种实践经验,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更有效的锻炼机会,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人们“致中和”。其实,不止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他艺术亦可以通过类似的形式来帮助人们在其他情感上“致中和”。正如雪莱所说:“诗增强人类德性的机能,正如锻炼能增强我们的肢体一样。”如此,希腊悲剧就是希腊民众道德德性训练的“健身房”,也就可以确定希腊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应该是增强或减少人们的“恐惧和怜悯”之情,使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事件之时可以做到适度,补充生活经验情感的不足,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较为完善的道德德性。《诗学》所提到的希腊悲剧的“katharsis”作用应该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窃以为更应译为“中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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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汝信主编,《西方美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00—207页。

②关于“无知”和“发现”的概念,经常被概括为“过失说”,但是笔者认为简单的概括为“过失说”太过笼统,因为它含混了《诗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掩盖了希腊悲剧的情节就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无知”行动的模仿的事实。

③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34页。

④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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