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其本事载于中唐人李濬的《松窗杂录》：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此文颇为《新唐书》《唐才子传》等书所采信，到了今天，其前半段除了“开元中”应作“天宝初”，“翰林学士”应作“翰林供奉”等细节之外，学界大致以为实录。其后半段，今人疑信参半，因为魏颢《李翰林集序》中明言谗毁李白者乃张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则谓乃李白之“同列者”，更加可信。当然，说高力士因怀恨李白而挑唆杨妃，也是事出有因，不能轻易否定。

本文想讨论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清平调三首》的主旨是赞美杨妃，还是有所讥刺？由于李白蔑视权贵、平交王侯，他对朝廷与长安城里的黑暗现状曾有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例如《古风》其二十四：“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又如其五十八：“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没，樵牧徒悲哀。”不但讥及权贵，对玄宗杨妃也无恕词。故后人往往认为李白写《清平调三首》时肯定也有讥讽之意，如宋人谢枋得评其一曰：“褒美中以寓箴规之意。”又评其二曰：“以巫山夜梦、昭阳祸水入调，盖微讽之也。”（《李太白诗醇》卷二）元人萧士赟则解读其一、二云：“传者谓力士指摘飞燕之事以激怒贵妃，予谓使力士知书，则‘云雨巫山’岂不尤甚乎！《高唐赋序》谓神女常荐先王以枕席矣。使寿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诗人比事引兴，深切著明，特读者以为常事而忽之耳。”（《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人梅鼎祚云：“萧注谓神女刺明皇之聚麀，飞燕刺贵妃之微贱，亦太白醉中应诏想不到此。但巫山妖梦，昭阳祸水，微文隐意，风人之旨。”（《唐诗合选评解》卷四）意谓虽然李白并非有意讽刺，但字里行间仍含讥刺之意。

对此，清人王琦予以痛驳：“力士之谮恶矣，萧氏所解则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时，则安有是哉！巫山云雨、汉宫飞燕，唐人用之以为数见不鲜之典实。若如二子之说，巫山一事只可喻聚淫之艳冶，飞燕一事只可喻微贱之宫娃，外此俱非所宜言，何三唐诸子初不以此为忌耶？……若《清平调》是奉诏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宫闱暗昧之事、君上所讳言者而微辞隐喻之，将蕲君知之耶？亦不蕲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之逆鳞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李太白全集》卷五）我觉得王琦的理由非常充分，当时玄宗诏李白入宫写诗，是因为“赏名花，对妃子”而需要新歌辞。李白奉诏作《清平调三首》，当然必须扣紧“赏名花、对妃子”的主题，故而三首诗都是既咏牡丹，又咏杨妃。主题如此，当然应以赞美为旨，岂容语带讥刺！创作背景与《清平调三首》相同的李白诗有《宫中行乐词八首》，《本事诗》载其本事云：“（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十篇今存八首，皆紧扣“宫中行乐”之主题，旨为颂扬，语带夸耀，并无讥刺。身为“翰林供奉”的李白应诏入宫作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刘学锴先生指出：“供奉翰林的李白，其终极理想，当然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但当对自己恩遇有加的玄宗‘赏名花、对妃子’的雅兴需要自己捧场时，他以词臣的身份，也乐于一展自己的才能。特别是面对名花倾国，诗人也实有赞美的雅兴。而这三首诗，确实为历史上艳称的绝代佳人留下了堪称传神的佳作。”（《唐诗选注评鉴》）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

第二，其三中“解释春风无限恨”一句，后人歧解纷纭。第一种认为“春风”是指玄宗，清人沈德潜解曰：“本言释天子之愁恨，托以春风，措辞微婉。”（《唐诗别裁集》）今人刘永济亦曰：“点明名花、妃子皆能长邀帝宠者，以能‘解释春风无限恨’也。”（《唐人绝句精华》）沈熙乾说得更加明确：“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恨都为之消释了。”（《唐诗鉴赏辞典》）赵昌平则将此句译成：“谁懂得，消释天子春恨与情肠。”（《唐诗三百首全解》）第二种认为“春风”是指杨妃，明人徐增曰：“盖女子生性易恨，有一分不如意处便恨。今妃子承宠，于沉香亭北倚栏杆看花之顷，唐皇如此媚他，妃子胸中岂尚有纤微之恨未化耶？”（《而庵说唐诗》卷十）第三种认为“春风”不是指人，明人唐汝询曰：“乃妃心解春风无限之恨，故方倚栏而求媚于君，盖恐恩宠难长也。春风易歇，故足恨。汉武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太白于极欢之际加一‘恨’字，意甚不浅。”（《唐诗解》卷二五）

相较之下，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将“春风”解成玄宗或杨妃，一来没有文本依据，二来损害了全诗的意境。在“赏名花、对妃子”的欢乐情境下，“无限恨”从何而来？只能来自“解释春风”，即春风消释，欢情不再。名花植于沉香亭外，妃子于亭内倚栏而坐，既是赏花，也是以娇慵之态取媚玄宗。然而物盛则衰，这种“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情景岂能保持长久？一旦春风消歇，繁华事散，徒留下无限之愁恨也。故眼前之盛况真乃“欢乐极兮”，弥足珍贵。李白在此处忽然阑入此句，既是对世情物理的敏锐洞察，也是对帝妃心事的深刻体认，故唐汝询称其“意甚不浅”。要是换成一位平庸的御用诗人，一定不能也不敢写出此句来。玄宗、杨妃听唱此辞后深为欣赏，说明他们都听懂了李白的意思。此外，刘学锴先生解说此句云：“实际上三、四两句并非写君王无恨，凭栏赏名花对妃子，而是写春风吹拂下的牡丹含苞怒放，倚栏摇曳飘舞的情景。花含苞未开时固结不解，有似女子之脉脉含愁，故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所谓‘解释春风无限恨’，即指和煦的春风解开了牡丹无数包含在花苞中的情结，使之朵朵迎风怒放。”（《唐诗选注评鉴》）说虽新颖，但过于深曲，故不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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