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　张晓天

2002年，友人刘石写过一篇题为《读常见书札记》的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其开篇说：“昔者古人以读未见书自炫，余嘉锡先生一反其道，名书斋为‘读已见书’。窃慕前辈高义，拟以此题。文中所论，乃平日读书，中心所疑者”云云。文章写得很平实，从方法论角度看则有三个亮点：其一主张以“平日读书”为学问基础;其二反对“以读未见书自炫”;其三推举“前辈”之“高义”——也就是推举小众的读书方式。

为什么说“小众”呢，是因为中国学术已经进入全面“创新”的时代，要求“快出人才，早出人才”，讲究标奇立异;“读常见书”一类话语的确不太有人提起了。消极一点看，这话显得落伍;但积极一点看，这话又像是空谷足音。所以，我们有兴趣就此作一简单的讨论。

一

现有资料表明，“读常见书”的确是两百年前的话头。较早倡导此说的人，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安徽桐城人姚鼐（1732—1815）。《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有《姚姫传先生事略》，记载他的话说：“诸君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联系前后文可以知道，姚鼐的意思是主张以读书来充实身心，而反对耽于“实学”（功利之学），更反对以读生僻之书来“逞才气”。这话一说出来，便得到不少人赞同。比如翁方纲（1733—1818）《复初斋文集》卷三四说：“彼拨弃目前常见之书，而高谈耳目之所未及者，本非读书，直以邀名耳。”朱一新（1846—1894）《无邪堂答问》卷四说：“索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诸目睫之前。惟精研训诂，覃思义理，久之自能通贯。”可见姚鼐等人眼中的“常见书”，也就是通常所谓“经典”，是作为立身之本、治学之本的书。在他们看来，时人之所以弃常见书而不读，原因在于出发点变了，“本非读书，直以邀名”，或者谋求实利。也就是说，“读常见书”之说的主旨是反对舍近求远，舍本求末;从方法角度看，则是主张“精研”“覃思”，于经典取得通贯的认识。可见读常见书的主张，是因着几千年来以六经为中心的教育传统，因着形上为道、形下为器的观念，而提出来的。

读“常见书”的主张出现在晚清，其事并不偶然。“邀名”云云意味着，18世纪以后，学界有了新的行业标准和新的读书风尚。这一点不难理解：经济发展了，制作图书的条件越来越好，生产书的渠道越来越多——除国产图书外，还有许多来自西方的书——自然会催生新的风气，即炫耀奇书、人所未见之书的风气。这种读奇书的风气好不好呢？不宜作简单判断。若以见闻广博为荣，走上广罗博采的学术之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坏事;但从相反一面看，则确实容易陷入浮夸。所以，昔人既有所谓“以不知一事为耻”“借区区著述，冀托不朽”（杨儒《考古录序》）、“戛戛独造，不肯拾人牙慧”（张钧衡《得树楼杂钞跋》）的褒语，也有“嗜奇记琐，以夸博洽”（郑献甫《爻山笔话序》）的讥评。两者之间其实也有关联，即都联系于清以来流行的以学术争胜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优秀学者那里也不免。比如王鸣盛著成《蛾术编》，在书中自我夸耀说：“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意思是，他学兼经、史、子、集四部，不亚于明代著《弇州山人四部稿》的王世贞。后来梁启超也是这样，据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一书记载，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有意与胡适等人“竞赛”，“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造就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这样看来，“欲读人间未见书”和“愿读人所常见书”，两种主张都有一定道理。前者主要出发于追求博学的荣誉心，后者的宗旨则是纠正前者“逞才”“邀名”的偏颇。

那么，因“逞才”“邀名”而读奇书、生僻书，有哪些偏颇呢？大概有这样三项：其一错乱，轻重倒置;其二肤浅，重见闻而不重见识;其三虚饰，失去读书人本分。所以在20世纪前半的国学教育史上，“读常见书”成为比较响亮的声音。比如陈垣（1880—1971）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介绍读书经验，强调“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汪辟疆（1887—1967）著有《讀常见书小记》，又在《读书举要》中说：“载籍极博，遍读实难;提要钩玄，是为急务……所谓约者博之基，简者久之业。”刘永济（1887—1966 ）曾经撰一联语馈赠学生程千帆，说：“读常见书，做本分事;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几个例子是有典型意义的，恰可用来解释什么是“前辈高义”。按我们的看法，这“高义”有三个要点：其一主张以平常心读书求学;其二主张通过专精来达到广博;其三主张打好基础，以实现学术上的长远发展。对于一个志愿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来说，这三点，的确是立身之本。

二

以上所述，暗中仿佛有一个时间顺序——“读常见书”这一主张，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不妨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的主题是“提倡”，以反对舍本求末;后一阶段的主题是“阐明”，以便指导实践。再往后，“读常见书”这一主张是否还有发展呢？其实也有的，即变得更加丰富，成为关于读书、研究各有重点的学说。比如陈寅恪（1890—1969）主张把读书和撰著分为两个阶段，“读常见书，写非常文”。张舜徽（1911—1992）在主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班时，既指导学员“读常见书”，说“大凡读书，有先后，有缓急，有轻重”，“必以先读常见书为急”;也指导学员关注生僻之书，说：“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黄永年（1925—2007）则建议把以上两者结合起来，“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些言论的共同点是：认为读书无禁区;强调先读好常见书，再涉猎生僻书;主张读书分阶段，于基础阅读、学术阅读各有侧重。

关于“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的道理，说的比较多的是史学家钱穆（1895—1990）。他曾经就此谈过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关于选择读书对象。他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又说：“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这些话的意思和清代人不太相同——钱穆是站在科学立场（而非经学教育的立场）上来说如何读书的。作为史学家，他所说的读古书，指的是读第一手的书，读有原创性的书，读经过长期考验的书。这也有别于我们现在的习惯。现在人老是喜欢读新书，读教科书，读别人消化过的原典，也就是读第二手的书。其缺点在于：不容易看清楚知识的源头，容易受他人的误导，而且降低了读书能力，越来越不会读古书原著。

其二关于读书方法。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强调精读，但不排斥泛读，类似于秦牧所说的“鲸吞牛食”。所谓“鲸吞”指泛读，是说读书时，像鲸吃食一样，生吞活剥，尽可能多装一些进肚皮;所谓“牛食”指精读，是指读经典书的时候，像牛那样细细反刍，消化吸收。从初学者的角度看，“牛食”比“鲸吞”更重要，因为通过精读才能学会阅读;但为了培养自学能力，要注意泛读，因为泛读有助于深刻理解精读的对象。

其三关于读书态度。在这方面，钱穆说过这样两句话，一是说：“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二是说：“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观花，等于白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对于阅读经典，阅读原著，往往有畏难的情绪。要消除这种情绪，就要养成读“硬”书、“硬”读书的习惯。什么叫读“硬”书呢？就是敢读大部头的书、喜欢读大部头的书，比如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这就是说，关于读“硬”书、“硬”读书的说法，和“读常见书”是一致的。从宏观角度说，也就是主张用端正的态度来阅读那些信息量饱满的书;走出舒适圈，建立系统阅读的习惯。

总之，陈寅恪、张舜徽、钱穆等学者，针对后经学时代的学风，也联系现代学术——有组织的学术活动——的实践，建立了一个升级版的“读常见书”理论。

三

现在，我们拟对以上所述稍作总结。

“读常见书”这个提法，是因一定缘由而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一般来说，它代表对传统的自我保护。它所面对的侵入者，除掉名利之心而外，首先是西方文化，其次是包括欧式教育以及同新学堂相对应的新学科，再次是以西方书籍为载体的西化思潮，最后还有取消深度阅读的快餐文化和功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它于是有不同的意义。简单地说，它初兴于“乾嘉之学精”之时，其时“士大夫得肆意稽古”，“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王国维《沈乙庵七十寿序》语），所以，它的重点是强调为充实身心而读书。所谓“常见书”，主要是指儒学经典。到晚清以后，中国的知识系统按西学模式进行了重组，增加了一批社会科学新学科，替换掉了包括经学在内的旧学科，中国史学则因其悠久传统而保持了同西学相颉颃的姿态。这样一来，“读常见书”便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用于学术训练的要求。所谓“常见书”，如陈垣所列举，指的是关于学术修养的基本典籍。20世纪，在高于一般阅读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兼通世界学术”（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的呼声，以及“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主张。这时候，“读常见书”便包含新旧两个传统相结合的意义，比如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所谓“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强调的是“积薪”与“扩充”的结合。不过，近一百年来的学术环境，从整体上看，是西学冲击中学，是应用学科压迫人文学科，这样便在中国史学（包括文学史、哲学史等等）领域，出现了数典而忘祖的局面，因此也有“中學将亡”的忧虑。这时候，“读常见书”便似乎成了文史学科基础教育的底盘。

以上所说，意思是：“常见书”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20世纪以前，它指作为知识范本、学术范本的古代经典。后来，这个概念稍有变化，兼指在研究某一学科领域时必须掌握的基础书籍。尽管如此，人们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所强调的却往往是它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的人文品质。从前文列举的言论看，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质：其一，经过长时间验证;其二，曾经影响历史，因而具有较大的张力;其三，代表本民族的生存土壤，因而成为学术与文化的基础;其四，其观点经长期发展而成为社会准则，其内容包含历史积淀，因此，是具有根本性的典籍。由此看来，在文史学科中提倡“读常见书”，的确有其“高义”。

我们之所以关注“读常见书”这个提法，原出于一个很微小的原因，即希望在民族传统中找一些方法，来提升我们的阅读能力。我们注意到了晋代人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唐代人的“提要钩玄”、宋代人的“八面受敌”、清代人的“做札记”，然后注意到近代学者所倡导的“读常见书”。我们发现，就补救时弊来说，“读常见书”是最重要的方法。它意味着尊重传统，恪守本分，避免学术油腻;意味着重视基础，不做“头重脚轻根柢浅”的芦苇;意味着循序渐进，避免成为拔苗助长的庸人;意味着培育修养和见识，而防止盲目追逐虚荣和浅薄的见闻。在文史学科倡导“读常见书”，是正当其时的。而当我们回顾了“读常见书”这一提法的发展史之后，我们还有两个意外的收获。其一，知道在不同的求学阶段，书籍具有不同的意义：初学者需要经典，研究者则需要史料。所以，让学术名人为普通读者推荐“枕边书”，其效果不过是缘木求鱼。其二，知道每一个概念都有其成长史。通过“读常见书”这个说法，可以窥见两百年来的学风嬗替。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文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