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湘,汪宏华,刘弯弯

〔1.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金融与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5〕〔2.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17〕〔3.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一、引言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治理结构、环境压力、公司债务、薪酬契约安排以及政治成本动机等方面研究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自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1]之后，开始出现研究高管人口统计特征与盈余质量相关性的文献[2-4]。但是，已有的文献较少专门从教育背景角度研究其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自中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来，高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提高了财务高管的教育程度，原来“草莽出身”的财务高管不断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竞争者挤出市场。而且近十几年，中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财务高管亦不例外。高阶理论认为，高管的行为受到其认知、价值观和经验等个体特征的支配，从而对其面对的组织情境做出个性化的理解和诠释，反过来又对其行为选择施加影响。我们不禁好奇，学历、专业背景和是否具有留学经历等这些财务高管的人口特征，对其治理下的公司盈余质量产生何种影响。为此，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收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至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财务高管的学历、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三个指标来细化教育背景。并充分考虑财务高管的聘任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规避研究误差，提高研究精确性。本文检验发现财务高管的学历教育有助于提升盈余质量，接受会计专业相关的教育也会提高盈余质量。而财务高管的留学经历与盈余质量呈负相关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由海归博士财务高管治理下的企业可操控应计盈余显著小于其他样本，说明只有高层次留学经历才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盈余质量。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论文较为全面、严谨地检验了学历、专业背景与海外留学经历等教育背景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丰富了高管特征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深化了财务高管的教育背景对盈余质量影响方面的研究；(2)为企业引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研究假设

1.财务高管学历层次与盈余质量

早期文献认为，学历是劳动力市场上区分劳动者工作成效的“风向标”，因为教育成本投入往往与个人的能力正相关[5-6]。为了提高教育投入的产出，高学历财务高管的预期收益会大于低学历财务高管的预期收益。从长远角度而言，高学历财务高管会更加注重收益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所以，他们更愿意采取稳健型的财务政策，拒绝会计舞弊行为，规避个体风险，最大程度降低个人机会成本。其次，接受的教育层次越高，获得的知识总量也越多。拥有丰富知识的财务高管看透事物本质的可能性越大，能够更为理性分析公司经营现状，选择有利于企业长期战略目标实现的会计政策，放弃短期、激进的会计政策。总而言之，考虑到较高的机会成本，高学历财务高管的理性思维迫使其规避风险，提高盈余质量。张兆国等研究沪深两市企业，揭示出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正向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结论，其中，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学历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不过，高学历的财务高管也可能由于具备较多的理论知识而过度自信，进而高估企业投资价值，低估融资风险；在制定财务政策时，财务高管往往会倾向于激进的财务方针，使企业经营现状与财务风险不匹配，不易于控制企业整体经营风险。在整个信息生成的过程中，难以把控会计信息质量，导致盈余质量低下。早期的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此外，负相关效应在民营企业中的强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综上，本文提出假设一：

H1a：财务高管的学历层次与盈余质量呈正相关。

H1b：财务高管的学历层次与盈余质量呈负相关。

2.财务高管专业背景与盈余质量

学校是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演练场所”，专业学习会从职业素养、思维模式和专业知识三方面影响财务高管日常工作。各个专业除了教授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外，还会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导本专业的工作习惯、职业道德和行业特色。受同一专业教育的学生会形成相似的职业素养和决策路径。例如，毕业于MBA的财务总监在预算时更喜欢采用净现值法，在进行资本成本运算时更偏好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接受会计类专业(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等)教育时，都会接受诚实守信、执业谨慎和遵纪守法等职业道德教育。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财务高管过去养成的职业素养会使其趋于谨慎，限制其做出违规行为。于是，CFO的财务专长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正相关[8]；CFO财务能力可以有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9]。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财务高管会因为职业教育的原因对盈余质量产生一定正面的影响。

其次，专业学习过程培养了不同的思维模式。整体上来说，文科专业需要较大的创新空间，决策限制较少；理工科专业总体较严谨，但是还是有进一步优化创新的需求。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工科毕业的CEO对研发投入更多，而商科或者法律专业毕业的CEO则厌恶研发带来的风险。相比较而言，会计专业需要严格执行会计准则，从中选择适合企业的会计制度，创新并不是会计专业的工作思维模式。具有财务和会计等背景的管理者更注重提高组织的效率，属于风险规避型管理者，对于大型的长期投资持有谨慎的态度。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财务高管依据会计准则流程披露会计信息，有利于提高盈余质量。

最后，各学科具有自身独特性，专业知识间差异也会导致财务高管工作结果的异质性。会计专业性较强，排他性较大，个别专业的职业素养和思维模式与会计专业相似，但也会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胜任财务高管工作。例如法律专业，和会计专业相似，但是法律专业毕业的财务高管缺乏专业的会计知识，难以像具有会计背景的财务高管一样严格控制盈余质量。会计专业知识有利于财务高管控制会计信息，提高盈余质量。为此，提出假设二：

H2：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具有会计学习背景的财务高管能提高企业盈余质量。

3.财务高管留学经历与盈余质量

“学习效应”在经营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管理者通过学习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组织和个人在学习、生活和经营管理过程中，会不断累积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手段，不断优化企业运作过程，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学习效应”分为组织学习效应和个人学习效应，其中，个人学习效应是指组织成员通过学习，不断掌握企业操作和经营技巧，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欧美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起步早，具备较先进的管理模式与较完备的法律契约，公司治理也较为成熟。留学可以提高财务高管的管理水平，同时使企业风险控制更为合理[10-11]。

其次，除了接触到前沿的市场治理理论外，完善的法制环境使具有留学经历的财务高管意识到违规操作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深化，市场的法治意识不断加强，海归财务高管可以准确预测向市场披露低质量的会计信息的违规成本。我国逐渐完善的市场奖惩机制会让财务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机会成本急剧上升。海归财务高管已经目睹过国外资本市场中投机行为带来的试错成本，而其他财务高管却容易低估盈余管理行为的机会成本。所以，具有留学经历的CFO对公司的金融与投资决策更加谨慎，更注重对公司的风险管控，从而带来较为稳定的资产浮动比率[12]。海外求学经历使财务高管学到规范的经营理念和先进的公司治理手法，同时准确预测违规操作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些财务高管更愿意规避风险，披露更为可靠的财务信息。为此，提出假设三：

H3：相对于其他财务高管，具有留学经历的财务高管将会披露更高的盈余质量。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

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取得2011年至2020年我国沪市和深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数据，再利用新浪财经、巨潮资讯和企业的官方网站手工补充缺失数据。本文的数据做了如下剔除处理：由于我国金融保险业存在特定适用的会计准则，与一般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剔除468个金融保险业的截面数据；剔除ST、*ST、SST、S*ST以及暂停上市和退市企业1235个截面数据；剔除年内更换过财务高管的6331个截面数据；剔除1196个数据缺失的截面数据。最终，本文收集得到14816个有效截面数据。

2.财务高管教育背景的归类与界定

本文将教育背景细化为学历(Degree)、专业背景(Major)和留学经历(Over)三个变量。根据我国的教育概况和研究的需要，将财务高管的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和其他五类，其中财务高管年内发生学历提升的样本划分为毕业取得学历样本，例如某公司财务高管2016年6月取得硕士学历，那么2016年该公司财务高管被归类为硕士学历样本组。为了满足研究的需要，本文令博士为5，硕士为4，本科为3，专科为2，其他学历为1。财务高管的专业背景分类指标有两个：第一，财务高管毕业的专业。只要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毕业于会计相关专业，就认定为会计专业背景样本。第二，经过职业培训或者自学获得相应的职业证书。本文将取得会计从业证书、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与会计相关职业证书的财务高管也认定为具有会计专业背景。本文令会计专业为1，其他专业为0。此外，本文将在境外学习并取得相应毕业证书的财务高管认定为具有留学经历的财务高管，其中毕业证书必须被我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方认证。短期的在职培训、游学、交流、访问和留学未取得毕业证书等情况都不包括在留学经历样本内。本文令具有留学背景为1，无留学背景为0。

3.盈余质量的计量

企业披露的盈余信息将会影响投资者的经济决策，那么，盈余质量无疑会影响经济决策的效果。本文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法来衡量盈余质量，此方法假设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应计利润实施的，而非通过已经实现的利润实现。具体分为两个计算步骤：第一步，从披露总利润中分离出应计利润；第二步，将应计利润分为可操控应计利润(DA)和不可操控应计利润(NDA)。其中，披露净利润(NI)扣除经营现金流量净额(CFO)得到总应计利润。本文用可操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衡量盈余质量，其越小盈余质量越高，反之则越差。

4.控制变量

为了剔除自变量以外的公司治理因素对实证模型的影响，本文在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17个控制变量：财务高管与董事长兼任、董事会独立性、财务高管的薪酬、财务高管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审计师选择、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速度、股权制衡指数、总资产收益率、机构持股比例、经营现金流、经营周期。

5.模型构建

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匹配结果来检验前文假设，需要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四、实证检验

1.相关性分析

表1主要展示了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系数检验结果，从相关系数可以初步判断出，财务高管的学历、专业背景与可操控性应计盈余绝对值呈反比，即与盈余质量正相关；财务高管的留学经历与可操控应计盈余绝对值呈正比，即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所以，相关性系数分析可以初步检验假设H1a与假设H2成立，假设H3不成立。

表1 相关性分析

2.倾向匹配得分法

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为研究样本(令其为1)匹配相应的对照样本(令其为0)。将学历分为5个等级——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和其他，必须通过三次实验完成相对高学历与低学历匹配的目的。第一次，将博士学历样本作为1，非博士学历样本作为0；第二次，在剔除博士学历样本的基础上，将硕士学历样本作为1，非硕士学历样本作为0；第三次，在剔除博士学历和硕士学历样本的基础上，将本科学历样本作为1，非本科学历样本作为0。在匹配会计专业与其他专业过程中，将会计专业样本作为1，其他专业样本作为0。在匹配留学经历与非留学经历过程中，将具有留学经历的样本作为1，其他专业样本作为0。

然后，使用软件Stata14.0，为研究样本1匹配对照样本0。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影响聘请的财务高管学历、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的因素如下：财务高管与董事长兼任情况(CEO)、董事会独立性(ID)、财务高管薪酬(Sala)、持股比率(E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T)、股权集中度(Foc)、审计师选择(AUD)、资产总额(Siz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成长速度(Grow)、股权制衡指数(Zdex)、总资产收益率(Roa)、机构持股比例(Inst)、经营产生现金流(Cfo)、经验周期(Cyc)、年龄(Age)、性别(Gen)、政府任职(Gov)和行业背景(Car)。匹配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 学历倾向匹配得分有效性结果

续表2 学历倾向匹配得分有效性结果

表3 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倾向匹配得分有效性结果

续表3 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倾向匹配得分有效性结果

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1)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获得的学历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4。博士学历和硕士学历的样本都显示，学历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负相关，即学历越高，可操控应计利润越低，盈余质量越高。但是，本科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学历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负相关，但是结果不显著。实证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H1a。高学历的财务高管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能够选择适合企业的会计政策，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企业经营业绩。其次，高学历财务高管受到更多教育，具有较大的机会成本，财务造假行为也会受到制约。此外，高学历财务高管综合分析能力强，对于企业的财务漏洞更为敏感，能够较为及时地发现财务制度不足，尽早采取弥补措施，减少企业财务舞弊，提高财务信息准确性。

表4 学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续表4 学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2)专业背景的线性回归结果(见表5)清楚显示了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财务高管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财务高管与可操控应计盈余负相关，即具有会计背景的财务高管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致使可操控应计利润降低，盈余质量提高。这也证实了假设H2成立。会计专业学习经历促使财务高管更加谨慎，以便营造稳健的企业文化，帮助企业规避风险，最终提高盈余质量。会计专业学习培养了财务高管合规操作的思维习惯，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程序编制和报告会计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具有会计背景的财务高管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可用以分析企业现状，提供恰当的融资方案，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例如内部风险控制意识，使财务高管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更加敏感，减少财务舞弊机会，提高盈余质量。

表5 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续表5 专业背景和留学经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3)从表5留学经历回归系数符号判断可知，财务高管的留学经历会对可操控应计盈余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回归结果并未通过统计检验。所以，假设三并未得到实验的验证。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财务高管留学阶段存在差异。财务高管基本会选择在国内接受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基础教育以后，再出国接受教育。出国接受教育一般以硕士阶段最多，而且接受教育时间多则5-6年，少则1年，一般都在2年左右，难以从根本上排除国内教育的影响。第二，国外较多企业管理制度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财务高管难以运用其留学时学到的企业经营知识。例如，各国家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国外会计知识难以运用到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第三，中国法制环境与国外存在差异。具有留学经历的财务高管更易察觉到国内法制不健全、寻租行为成本较低的情况，于是，他们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第四，财务政策的选取并非财务高管单个个体的决策，还会受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的影响，一定程度削弱财务高管的作用。由于以上原因，财务高管的留学经历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会被企业其他因素抵消，最终导致留学经历对盈余质量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

“科教兴国战略”有利于我国财务高管整体素质的提升。根据高阶理论得知，财务高管的人口特征差异会导致企业盈余质量差异化，教育背景亦是如此。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检验财务高管学历、专业和留学经历等教育背景的差异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本文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剔除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学历教育有利于企业盈余质量的提升。一方面，学历教育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增加了高学历财务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高学历教育可以让财务高管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可以更加理性地分析企业经营现状，制定合理的财务政策。会计专业教育也有利于企业盈余质量提升。会计专业教育有助于财务高管形成风险规避的理念，自觉遵守财务规章，掌握会计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因此，财务高管的学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盈余质量。

但是财务高管的留学经历对于盈余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国外学习的确可以受到其他文化氛围的熏陶，了解前沿理论知识，对于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有一定的综合提升作用。不过由于学习时间短、母国文化思想和法律制度差异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留学经历作用于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高学历层次、长时间留学经历才会显著提升盈余质量。所以，企业想通过招聘具有留学经历的财务高管来提高盈余质量，这种途径效果不佳。

此项研究从教育背景的视角丰富了高阶理论研究，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盈余质量提供理论支持。研究结果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适当给予财务高管提升学历的机会，同时定期给予财务高管会计专业知识的培训，以促进盈余质量的提升。本文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引聘教育背景良好的财务高管、完善财务高管的教育结构、提升盈余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