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正图 葛文君 米晋宏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党百年奋斗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各个时期对资本的认知，不断强化和完善适合各个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的资本理论，不断探索规范、约束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历程。这一演进逻辑依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社会革命层面，提出“消灭资本(重点是官僚资本)”的主张，但也依据当时根据地建设对物资的需要而“利用和发展资本”；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和平改造民族资本”，最终实现在社会革命层面上“彻底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同时也消灭了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使得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开始侧重从生产要素角度逐步深化资本认知，最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有机内容。而通过对党关于资本认知逻辑演进历程的梳理和总结，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资本及其理论，进而证明党关于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具有内在的理论必然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在这“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自然包括党对资本认知的跃进。而新时代我们党对资本认知的跃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资本认知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2)习近平：《正确认知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回顾党百年奋斗不同阶段对资本认知的逻辑演进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这一论断。

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要矛盾—制定党的主要任务—深化和完善对资本的认知—制定相应的资本方针政策”的循环演进历程，从而实现了通过社会革命消灭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步认识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实施了允许并且保护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孕育和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要是从社会革命层面思考资本的功能和性质，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实现“剥夺剥夺者”，(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2页。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资本的认知仍然延续从社会革命层面思考资本的功能和性质：开启并且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赎买”，完成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变民族资本为国家财产；开启并且完成了对个体工商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变小资本为集体财产。所有这些社会革命性质的国家行动，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然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因为强调从社会革命层面消灭资本而同时形成了否定、排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认知，与之相应，在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被抛弃、排斥和规避。

改革开放后，党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道路。新的实践，使党开始重新认知资本，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逐步承认和确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

展望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依然需要党对于资本认知的与时俱进。因此，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回顾百年来党关于资本认知的演进历程并且从中提炼总结出党关于资本认知的思维规律，对于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持续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党关于资本认知的理论逻辑演进

党对资本认知的理论逻辑是基于不同时期(4)建党百年各个时期的名称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依据。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而形成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依靠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无法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华民族救亡的新道路到底在哪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救亡道路，中国革命随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资本认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革命任务的变迁，经历了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的演化变迁。

(1)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由于党在这一时期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很自然地更加侧重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角度形成对资本的认知，即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创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为此，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然而，党的一大后严酷的革命斗争现实让共产党人意识到，不加区别地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应当是，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然而，资产阶段民主革命性质的大革命的失败，启示我们党必须重新选择社会革命的空间，即远离城市的农村，到反革命势力最薄弱环节、最偏远落后的农村进行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党在汲取了大革命的失败经验后，选择以偏远落后的农村作为社会革命的空间，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掌握了社会革命的领导权。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根据地采取了严密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了食盐、布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针对这样的困局，毛泽东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6)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131、133页。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针，阐述了运用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服务于根据地建设需要的思想。一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了地主阶级，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农民的劳动热情，解决根据地老百姓基本生活需要、革命军队的后勤保障等问题；创建国营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允许小规模经营的私人经济在根据地发展，并明确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加以提倡和鼓励。③这实际上是承认资本在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职能。二是在根据地对外贸易方面，通过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筹措资金，用以发展与根据地之外的贸易，进而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这实际上是利用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开展根据地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总之，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生产要素职能。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建设，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开展军事斗争。

(3)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与之相应，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是党的社会革命主要任务，那么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唤醒民众、积极抗日。与之相应，共产党人的资本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联合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资本认知，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转化，仍然主要基于社会革命层面并且附带从生产要素功能上进行思考。

从社会革命层面上，毛泽东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而形成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具体表现为：一是尽量将支持抗战的全部大资产阶级都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敌人。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要“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要“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以是否抗日为标准实施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7)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9、606、647页。二是积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⑤显然，在这一时期党仍然是以社会革命层面的政治标准划分和认知不同的资产阶级，即以是否抗战为唯一标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抗战就是最大的政治，而不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区分这些资产阶级、资本、资本家。

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⑥这一论述的实质是消灭破坏抗战的资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但保护支持和参与抗战的资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4)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随着解放战争持续推进，中国革命的空间布局开始发生根本质变，从农村走向城市。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演化成为美蒋反动派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从联合其抗日演变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的认知也随之改变。一是明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1945年4月，毛泽东强调“要求取缔官僚资本”。(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4页。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9)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3、1431页。二是保护民族资本。1949年3月，毛泽东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③并对私人资本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为标准，有利则保护与鼓励，利用中包含了限制、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总而言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要是从社会革命层面和根据地建设需要层面认知资本。

2.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标志着党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基础上，如何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国内看，党历经28年的艰苦卓越的武装革命斗争，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而，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其本质就是支持蒋介石集团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必然笼罩在美帝国主义炮舰之下，中国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继续丧失国家主权，更谈不上民族自决和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就会归于失败。再放眼全球，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对抗。全球冷战格局摆在党的面前，因而，“选边站”“一边倒”是当时中国道路的唯一选择，即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一时期，党仍然从社会革命的政治角度看待资本，把资本与资本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划等号，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资本家，进而消灭资本。因此，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采用“剥夺剥夺者”的手段消灭官僚资本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消灭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层面上的各类资本，从而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0)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3～764、763页。正是在这一资本认知的指导下，党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出了和平改造民族资本的中国特色之路。

(1)过渡时期(1949—1952)。建国初期基本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资本的认知，构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⑤的新中国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然而，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等手段牟取暴利。党认识到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已具备政治基础并且迫在眉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开展。1953年底，中共中央明确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党开始实施改造民族资本的政策。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企业经济类型上，1957年国营企业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72.8%，公私合营企业占比 26.3%，(12)《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私营和个体经济已经几乎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基本没有私人资本了。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66)。这一时期，党已经几乎不提“资本”一词而更多地用“资金”予以替代。《人民日报》解释道：“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为工人阶级自己所掌握，因此它的性质也不是‘资本’，而是‘资金’。”(13)《“资本”和“资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人民日报》1953年3月6日，第3版。在经济体制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消灭了市场，已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已经基本消失了。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全社会掀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狂潮，根本不可能允许资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存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14)《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第1版。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作为社会革命对象的资本彻底消失，与此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也销声匿迹。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于上述国情，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当务之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提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16)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156页。为此，党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个体民营经济的政策方针，从而让城镇个体工商户和民营经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民营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形成了民营资本。

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更是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藩篱，(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形成了外国资本。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存在着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三种资本形态。如果说建党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党的资本认知都是基于社会革命和人民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从政治上认知资本。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党开始从经济发展角度、要素功能和生产要素角度思考资本的经济功能。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转变，党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展开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各类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民营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个体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混合资本)的发展。

(1)开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型的改革(1978—1992)。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1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页。很显然，市场和资本是紧密联系的，承认市场功能实质上就是承认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资本这个概念，但是资本实际上已经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是市场在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已经发挥重要作用。

(2)对资本认知的逐步深化(1992—2012)。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②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459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使用了“资本市场”的概念。②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2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2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纵观这一时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已经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但是仍然没有在理论上把资本、资本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4)⑧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24、24页。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的主要任务，党对资本的认知已经比过去任何时期深刻得多。

(1)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2—2021)。在这一时期，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知资本。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发展国有资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2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518、28页。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3版。二是完善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由于资本天然是逐利的，必然蕴含着资本异化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资本的野蛮生长、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垄断等。这些资本弊病，无疑加剧了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故而，党开始关注资本的负外部性，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6版。三是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和更加突出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3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2020年3月，党中央提出了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路径，“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4月10日，第1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3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3版。

(2)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2021—2049)。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背景下，党对资本的认知更加深刻。2022年4月，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33)《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第1版。习近平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一是“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强调“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二是“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三是“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四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强调“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五是“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34)习近平：《正确认知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始终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清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对资本进行与时俱进的认知，使资本更好地服从、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三、党关于资本认知的实践运用和方针政策

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党制定了与不同时期资本认知相对应的关于资本的方针政策。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对资本的认知也从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资本，转变为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携手共进开展合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变工人阶级革命的重心。1925年5月，党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反对资本家为目的的工人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国民革命运动。二是开展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开始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了更好地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服务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党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发展苏区对外贸易。一是筹集资金发展国营对外贸易。1933年2月，中央苏区对外贸易局正式成立，到下半年，中央苏区政府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二是鼓励私人资本参与苏区对外贸易。1932年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工商投资暂行条例》，允许私人资本依法在苏区自由投资和经营工商业。(35)《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2页。1934年1月，党更加明确地指示“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商人资本的投资与营业”。(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5页。所有这些政策，都表明党允许私人资本在苏区存在，并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区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党秉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制定了保护和鼓励民族资本(其中包括积极抗战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3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的经济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党对资本的方针政策也随之调整。一是在解放城市的进程中，依据不同情况处理不同类型的资本。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中规定：“凡属私人经营之工厂、商店、银行、仓库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凡属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经营的”，“均由民主政府接管”，“其中如有一部分民营资本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二是在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劳资关系、私营商业税收等方面，发布一系列政策，扶助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营工商业。1946年2月，党中央指示要“政府当通过税收、贸易等政策法令，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以扶助私人企业之发展”，但是“私人企业不得故意高抬物价，紊乱市场，操纵国民生计”。(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2.社会主义革命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

过渡时期(1949—1952)，党中央确定了调整工商业工作必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方针，采取了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合理调整差价以利私商深购远销、减少税种税目及降低税率、采用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办法调整劳资关系等举措，成效明显。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2—1956)，和平赎买民族资本，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利润分配，即“企业利润按国家征收的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分配”。(4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1956—1966)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受极“左”思潮制约，消灭资本和资本主义，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是资本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几乎完全消失。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资本”“资本市场”等名词仍未正式使用，但具有资本内涵的改革事件相继出现。1992年随着我国实现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有了政策依据和合法基础，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超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高质量产业资本。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出现了资本的异化，尤其是以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互联网资本、教育资本、医疗资本等垄断资本为典型代表的资本异化。针对资产泡沫日益扩大和难以控制局面，为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加强反垄断的规范指导：一是在法律法规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20年1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力求重点解决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迫切问题,有助于促使有关部门不断加强反垄断执法。二是在机构设置上，2021年11月，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并先后在互联网行业、银行保险行业、医药行业等开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在行政指导上，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为新经济领域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引和细化的制度规定。

在问题突出行业整治方面：一是针对房地产资本，202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重点房地产企业形成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41)《住建部、人民银行：已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人民网，http://house.people.com.cn/n1/2020/0824/c164220-31833890.html。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42)《央行、银保监会：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102/c1004-31986845.html。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二是针对教育资本，2021年7月中共中央对校外培训行业颁布新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43)《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人民日报》2021年7月25日，第1版。三是针对互联网资本，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国家自2016年起开始对P2P网络借贷进行专项整顿和规范，到2020年行业逐步清退，P2P退出历史舞台；在平台经济领域，2022年1月我国出台《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严格规范平台企业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44)《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1月21日，第7版。进一步规范平台公司在数据垄断、金融垄断等方面的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回顾和总结党的百年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演进历程，是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资本现象，以利于党带领人民更好地开启第二个百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1.关于党的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演进规律的总结

(1)党对资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时代特性的认知。

从阶级性上看，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既强调资本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对象，也依据当时实际需要允许和鼓励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从民族性上看，党既强调大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在民族危亡时革命性的一面，也始终铭记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质；既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也始终铭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既强调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也充分利用其发展生产、同情革命的一面。从时代性上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以民族和国家为己任的大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团结对象；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全部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对象；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允许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发挥其生产要素功能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重大政治问题，而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生产要素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大经济问题。

总之，党结合百年奋斗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实践依据，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不同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形成了服务于主要任务的资本认知并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走出了党对资本认知演进的探索道路。正是具备了正确的资本认知，在其指导下才形成了正确的资本方针和政策，有助于党的主要任务的实现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带来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党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内在规律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知，其中，马克思赋予资本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生产力维度看，资本是可以增殖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增殖功能表现为创造剩余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增殖功能虽然仍然是价值创造，但却不再呈现为剩余价值形式，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制度呈现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总格局，这一总格局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增殖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分配总格局进行价值分割。资本的第二层含义是从社会经济关系维度看，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7～878页。“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因为所有制经济结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表现为劳动者与所有者和谐共生的形式。

在上述资本认知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归宿；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资本主义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并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国家政权进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党对资本认知的持续演进。

(3)党基于百年奋斗不同时期客观情况及其主要矛盾而形成的具体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

党对资本认知的百年演进，由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决定，而党的主要任务的确立和转变由当时的客观现实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党的认知程度共同决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党的奋斗目标，但是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因此，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人民解放是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党对资本的认知经历了“没收资本”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利用和发展资本”联合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革命的转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党形成了从“利用和发展资本”到“没收官僚资本、节制民族资本”等的认知和方针政策演进。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巩固国家政权是党的主要任务，党坚定地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革命的政治角度看待资本，党对资本的认知和方针政策发生了“没收官僚资本、节制民族资本—和平改造民族资本—彻底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党首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待资本，认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要素的积极价值，将资本作为发展经济的生产要素，并最终建立“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本认知。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资本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对资本的运用更加充分，对资本的两面性认知也更为深刻，演化构建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的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

2.启示

(1)必须坚持党在资本问题上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表明，党的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资本认知和方针政策的探索之路，就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缩影。同样地，经过党和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和积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创造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党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将其上升至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

(2)必须秉持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视角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视角来认知资本。回顾党的百年资本认知变迁史，我们发现，必须秉持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视角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视角来认知资本。展望未来，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视角，我们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引导资本有序健康发展。只有同时从这两个层面形成的资本认知，才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资本认知，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思路举措。

(3)必须全面准确把握资本的时代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想更好地利用资本，让资本释放出更多的积极作用，就要认清资本的内在特性和行为规律。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中，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般性；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具有特殊性。资本具有追逐增殖和扩张逐利的特性，既会带来积极作用又会带来消极作用。同时，资本呈现了在循环运动中推动经济增长、在扩大再生产中谋求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累中谋求个体财富集聚等行为规律。资本自身无好坏之分，关键是要引导资本有序发展和规范资本无序扩张，以达到把资本利用得更好、利用得更有经济效率、利用得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特有的功能。

(4)必须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实质上是两方面的积累，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所蕴含的社会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背道而驰，与此同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演进产生的国际国内垄断资本已经逐步渗透到房地产、互联网、教育、医药、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重点民生领域，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违背了人民和国家利益。近几年监管部门已经连续出手整治行业乱象，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做出了努力。

总之，资本不可凌驾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资本必须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这样的资本认知，既符合党的百年资本认知，也适用于当前及未来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尽管如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资本认知还需要继续深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48)《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