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燕 ， 孙根年

(1.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2.兰州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兰州 730000)

0 引言

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共举办1 828场次马拉松规模赛事，参赛人次达712万[1]。马拉松赛事因其“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正在与举办城市共同呈现开放与包容的增长态势[2]。在这一背景下，城市马拉松加强文化宣传、打造城市名片、推动全民健身、带动体育事业及产业发展[3]的赛事愿景达成度如何，以及赛事举办地居民是否充分感受到赛事正效应并转化为赛事态度和后续行为意向，亟需理论关切。

当前，大型体育赛事由于对主办社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现代城市的重要性日益显著[4]，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再发展的杠杆[5]，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缩小[6]及城市声誉的提升[7]，特别是赛事期间高强度、多方位、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短期内强化了城市旅游形象[8]。但赛事正效应的获得也可能以显著的经济成本(如税收和房地产)和消极的社会心理影响(混乱、安全问题和交通拥堵)为代价[9]，赛事举办带来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甚至比经济效益更显著[10]。体育赛事的效应评价也可依据东道社区居民的感知进行判断[11]，如居民对赛事的喜爱程度、认可程度和支持程度等[12]。因此，赛事策划者应充分了解居民对赛事效益的感知状况(含积极与消极效应)，以便于赛事获得更高的支持度[13]。然而，事件各利益相关者的政治权利、社会文化的不平等关系造就了其在博弈过程中的“权力阴影”[14]，在旅游供给中居民常常是被忽视的一方[15]，这种不均衡同样表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现有事件研究主要集中在衡量经济而不是社会影响方面，主要是在重大的一次性事件[16]而不是在连续性事件的背景下展开。

“获得感”这一中国本土文化概念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17]。获得感是指在社会运行中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后而导致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满足感、成就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幸福感受[18]，既强调客观既得,也强调主体对获得的感知、感受与感悟，是基于当期获得对未来的评判，具有可持续性特征[19]，同时也受到经济环境、社会阶层、时代特征和个体社会行为等影响[20]。由于“获得感”概念产生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后续研究也主要体现于思想政治领域的思辨性探讨，较少以实证定量方法展开。也有研究将获得感等同于“生活改善程度”，从而忽略了获得感的多维性[21]。获得感与居民视角赛事效应研究的理论关联在于，赛事活动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地社区居民的热情程度[22]，在活动结束后居民更倾向于考虑举办活动是否值得[23]，而这一系列的判断主要基于居民对事件成本和获得感知的权衡比较，通常表现为居民对赛事影响力的感知越积极，对赛事的态度越积极，并更大可能地延伸为后续的行为支持[13]。

综上所述，赛事举办地居民既是赛事举办的社会环境支撑要素，也是赛事效应承载者，连续性赛事举办地居民的赛事获得感与行为意向因叠加效应而更为突出。以往对居民感知的研究多基于感知理论模型，通常以社会交换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24]为指导，但获得感理论更关注居民的正向效应感知，这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由此，本研究以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为例，构建连续性赛事举办地居民获得感测量模型，对居民赛事获得感的多维含义进行解构，明晰其实现路径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群居民的赛事获得感知和支持意向进行对比，探讨居民的有限理性。

1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赛事影响因素众多，作用路径与时效不一。因此，举办体育赛事对东道社区的影响也表现出复杂性。研究表明，运用三重底线评估框架将体育赛事的影响划分为对东道社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3个方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25-27]，这种划分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便于和旅游、城市形象等研究成果对接。因此，本研究将居民对赛事获得感知划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方面，并假设东道社区发展是三方协调并进的结果，在居民社会、经济和环境获得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和社会交换理论，东道社区居民依据赛事获得而“量入为出”，居民对赛事效应的正面感知将促发居民形成对赛事的积极态度，进而对赛事予以支持[13]，即居民赛事获得感知对居民赛事支持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由此提出研究假设(图1)：居民赛事社会文化获得感知与经济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H1)；居民赛事经济获得感知与环境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H2)；居民赛事社会文化获得感知与环境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H3)；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知对赛事支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居民经济获得感知对赛事支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居民环境获得感知对赛事支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6)。

图1 居民赛事获得感-支持度结构方程概念模型

2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对象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创办于2011年，由中国田径协会、甘肃省体育局、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18年跻身国内八大“双金”马拉松赛事，是国内首条亚高原黄金赛道。2019年参赛人数4万余人，已连续举办9届，具有历时性长和规模大的赛事特征。兰州国际马拉松赛道沿兰州市地标景观——黄河风情线延伸，将举办地的自然生态景观、黄河文化向公众进行全面展示，已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因此，以兰州市为样本地研究连续性赛事居民获得感知具有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包含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模块，实现了由理论引领模型构建，由参数估计进行模型检验，最终对模型中的显性变量、潜变量及误差变量间的关系予以检验[28]，有效地将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过程进行整合。为有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使用问卷调查法提取观测变量并赋值。问卷设计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赛事获得感调查和赛事支持度调查三部分。其中，考虑到居民对赛事的感知主要由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3个维度构成，同时获得感主要是内心形成的一种正面感受，在赛事获得感调查中设置“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树立体育健身观念”等16项居民获得感测项；赛事支持度测项包括“参加意愿”“推荐意愿”和“举办态度”。获得感和支持度测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

2.3 数据来源

2019年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于6月2日开赛。2019年6月2日至11日在兰州市居民活动密集区域共发放问卷271份，剔除作答不完整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60份，有效回收率为95.94%。居民样本构成显示：样本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年龄构成主要集中于26～44岁的中青年群体，占43.5%；学历构成本科居多，占50.0%；职业构成主要为学生、文教科卫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分别占24.6%，20.0%，21.9%；在兰州居住11～30年的居民是样本的主体，占36.5%。

3 模型检验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构方程建模前需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环节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以居民获得感知项为实测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Bartlett和KMO检验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宜性观测，观测值分别为4 569.353，0.973，说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公因子提取环节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转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最终用社会文化获得感因子、环境获得感因子和经济获得感因子代替原始方差的80.813%(表1)。因子1包含“传播地域文化”等9个实测变量，主要关注居民感知下的社会文化获益，由此命名为“社会文化获得感因子”，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967，可解释原方差的34.978%；因子2包含“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等4个实测变量，主要关注居民感知下的环境获益，由此命名为“环境获得感因子”，信度系数为0.900，可解释原方差的23.428%；因子3包含“增加居民就业机会和收入”等3个实测变量，主要关注居民感知下的经济获益，由此命名为“经济获得感因子”，信度系数为0.894，可解释原方差的22.407%。结合理论分析认为，提取出的3个公因子实际含义较为清晰，具有较高的解释度。

表1 居民获得感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指标

3.2 研究假设检验

采用AMOS 21.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将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社会文化获得感因子、环境获得感因子和经济获得感因子作为外因潜变量，赛事支持度为内因潜变量，16个实测变量作为观测变量进行结构方程适配度检验与路径系数估计。模型适配度判定使用绝对拟合度、相对拟合度和精简拟合度进行。绝对拟合度指标包括卡方值(χ2)、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拟合优度指数(GFI)、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均方根残差(RMR)；相对拟合度指标包括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比较拟合指数(CFI)、规范拟合指数(NFI)、增量拟合指数(IFI)；精简拟合度指标包括简效拟合指数(PGFI)、赤池信息准则(AIC)、规则适配指数(PNFI)、一致AIC准则(CAIC)。其中，CMIN/DF=2.316，χ2=338.134，DF=146，各拟合指标项均处于拟合参考范围内(表2)，表明样本与结构方程模型的契合度较好。

表2 居民获得感-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3.3 检验结果分析

居民获得感-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图2)表明，研究假设H1通过假设检验(β=0.90，p=0.000)，居民赛事社会文化获得感知与经济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研究假设H2通过假设检验(β=0.89，p=0.000)，居民赛事经济获得感知与环境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研究假设H3通过假设检验(β=0.96，p=0.000)，居民赛事社会文化获得感知与环境获得感知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各路径系数均较大(≥0.89)，说明赛事举办地居民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获得感知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也反映出东道社区的发展是多维感知共同提升的结果。研究假设H4通过假设检验(β=0.58，p=0.000)，说明居民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赛事获得感会促使其产生支持赛事持续举办的行为意向。其中，传播地域文化(X1)和促进兰州旅游业发展(X5)是居民感知到的赛事带给东道社区最显著的社会文化影响。其他观测指标的路径系数也较大(≥0.84)，有效支撑了社会文化获得感知构面，反映出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在当地取得的社会文化效益较高。城市借助赛事承办完善了城市体育健身设施(X2)，体育锻炼成为亲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X9)。在赛事全程营销中有效传播了地域文化(X1)，城市的知名度与曝光率得到提升(X3)，赢得了外界公众积极的赛事评价，让居民感受到作为东道社区主人的自豪感(X4)，进而激发了凝聚力与归属感(X6)、文明礼仪及好客程度(X7)的提升。最终，旅游业成为赛事举办最显著的副效应(X5)，城市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逐渐加速国际化发展步伐(X8)。总体而言，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举办有助于和谐社会文化氛围的构筑，居民对这一领域的获得感知较高并已明显转化为对赛事的支持行为。研究假设H5未通过假设检验(β=0.11，p=0.168)，说明居民在经济领域的赛事获得感知不会显著促使其产生支持赛事持续举办的行为意向。居民普遍认为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会吸引外来投资(X16)，增加兰州财政收入(X15)，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并带来收入增加(X14)。但路径系数表明，在居民感知中，公共经济收益大于个人经济收益，这也许是居民经济获得感知对于赛事支持度转化不高的原因。研究假设H6通过假设检验(β=0.29，p=0.048<0.05)，说明居民在环境领域的赛事获得感知会促使其产生支持赛事持续举办的行为意向。居民感知到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举办提升了居住与生活环境质量(X13)，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健身观念(X10)，随着赛事效益的强化，居民开始意识到环境与赛事成功举办的关联性，环保意识进一步增强(X12)。目前，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已成为兰州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X11)。路径系数表明，居民环境获得感知对于赛事支持度的影响力较低。

图2 居民获得感-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3.4 异质居民群体赛事获得感比较

为进一步增强研究对提升赛事管理和营销的指导性，将居民在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领域的获得感知进行快速聚类(K-means)，经过5次迭代后将居民划分为3类，此时初始中心间的最小距离为11.358。在快速聚类阶段，类别的划分主要基于研究经验和数据情况。因此，应用回代判别分析评估分类的准确性。聚类方差检验的概率Sig.=0.000，说明依据获得感知因子将居民划分为3类具有统计合理性。回代判别分析表明，样本可分为3类，样本量分别为90个、58个、112个。其中，原3个聚类类别中分别有86个、47个、111个样本聚类未发生调整，聚类准确率分别为95.56%，81.03%，99.10%。

由于不同的居民群体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赛事效应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异，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使用回代判别修正后的聚类结果与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交叉分析，探求异质居民群体的赛事获得感分异规律。各聚类群体中的性别比例与样本总体性别比例基本一致，性别不是居民赛事获得感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结合居民异质群体最终聚类中心对居民群体进行命名(表3)。第1类群为环境-经济敏感型居民，这类居民中在兰州居住时间不超过10年的占63.3%，25岁及以下的占52.3%，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1.1%，学生、企事业单位、服务销售和公司职员是主要职业类型。第2类群为社会文化-经济敏感型居民，这类居民中在兰州居住11～30年的占44.2%，26～44岁的占44.2%，具有本科学历的占42.3%，教科文卫、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人员是主要职业类型。第3类群为环境-社会文化敏感型居民，这类居民中在兰州居住30年以上的占61.8%，45岁及以上的占17.7%，本科以上学历的占79.6%，在企事业单位、教科文卫和党政机关就业的占61.8%。

表3 居民异质群体最终聚类中心

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敏感型居民群体较为年轻，在兰州居住时间相对较短，学历与就业层次在3类居民中最低，统计结果间逻辑关系合理，说明社会阶层较低和与居住城市间依恋水平较低的居民在考量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影响时较多关注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社会文化-经济敏感型居民超过40%在兰州居住年限达到11～30年，中青年居民为该群体的主要构成，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相比环境-经济敏感型居民群体有所提高。伴随居住年限、年龄、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提高，该类群居民更关注体育赛事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推动力。环境-社会文化敏感型居民平均年龄进一步增加，60%以上的居民在兰州居住时间超过30年，居民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最高，是兰州城市发展的主要见证者与参与者。该类居民最为关注的是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带给城市的环境与社会文化变迁。可以看出，伴随居民个人成长(含年龄、教育水平、就业层次)和与城市的情感联结加深(居住年限)，居民对体育赛事的获得感关注呈现去经济性的特点，从而转变为对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关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居民获得感主要包括社会文化获得感、环境获得感和经济获得感，其中居民对社会文化获得感知最为强烈，经济获得感知最弱。

居民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获得感知间具有较高的粘连度，居民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获得感能够有效转化为赛事支持度，兰州居民社会文化获得感是促发其赛事支持行为意向的主要来源，但经济获得感对赛事支持度的转化效应不显著，其中兰州居民的公共经济收益感知大于个人经济收益感知是可能的原因。

年龄、居住年限、学历与就业层次成为居民获得感知类群划分的重要依据，社会阶层较低和与居住城市间依恋水平较低的居民在考量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影响时较多关注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而伴随居民个人成长和与城市的情感联结加深，居民对体育赛事的获得感关注呈现去经济性，转变为对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关注。

4.2 建议

增设赛事相关岗位，增加居民微观经济获益。赛事举办地居民依据赛事获得“量入为出”，赛事支持度与居民参与城市发展和个人成长密切相关，居民对城市发展涉入度越高，越有助于摆脱个人经济获益衡量赛事贡献，但在突破居民与城市联结阈值之前，充分关注居民个体的微观经济获益，如收益增加和就业岗位的增设将有助于提升居民赛事支持度。

增加赛事媒体曝光，营造居民赛事信息全方位沉浸。由于居民赛事获得感是基于赛事体验的主观判断，居民理性的前提是赛事信息对称、居民知识水平足够、市场资源供给和市场机制充分有效等，因而居民更趋向于应用有限资源做有限理性判断。表现为，居民既因个体经济获益感知不高而赛事支持度转化不足，又因与城市的联结度提升而关注赛事对社会文化与环境的综合治理能力。因此，全方位曝光赛事信息将会使居民获得相对理性的感知与后续行为意向。

建立赛事联动机制，提升赛事产业运营能力。获得感的对立命题是非获得感，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居民获得感多局限于社会文化与环境，说明赛事运营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旺丁不旺财”的粗放运营阶段，赛事举办提升了东道城市的综合风貌和知名度，但经济收益有限。因此，赛事产业化机制设定、赛事产业链延伸和赛事后效应发掘都将是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的后续进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