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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2022-03-01马海涛

财政科学 2022年1期
关键词:高技能社会保险劳动力

马海涛 田 影

内容提要:理解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对社保缴费制度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本文以中国沪深A 股2007-2020 年2847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能够提高高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具有显著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员工人均薪酬两个渠道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地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在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小规模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因此,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下调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审慎权衡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内在联系,警惕社保缴费负担降低过多反而会阻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

一、引 言

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细胞”,其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不仅是微观企业创造财富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陈冬华等,2015)。高技能人才发展的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显然,人力资本结构不仅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微观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步骤(Schultz,1961;Becker,1962)。经典的索罗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由此可见,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毋庸置疑,税费负担所形成的财务压力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就“费”而言,仅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就构成了一项重要支出。社会保险缴费导致就业的下降,其引起的就业“创造”与“摧毁”中,一个亟需澄清的问题是究竟哪些技能类型的雇员岗位遭到了“摧毁”,哪些技能类型的雇员岗位又被“创造”了出来?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尽管2019 年4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低16%,但是总体来看2019 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的政策养老保险缴费率仍高达24%,远超美国的6.2%,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支出。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厘清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事实上,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既然能够影响劳动力雇佣行为,那么它也可能影响其随之引发的内部劳动力调整,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此展开研究。不仅有关社会保险缴费对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当匮乏,既有研究对社会保险缴费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也缺乏系统分析。现有关于社会保险与人力资本的文献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范畴,Bellettini 和Ceroni(1999)发现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能够提升民众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观意图,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Kemnitz 和Wigger(2000)则指出在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时,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作为政府干预的手段能够最优化人力资本水平,而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则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乏力。田永坡等(2006)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考察了“统账结合”模式的养老保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发现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比例与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而于凌云和蒋云石(2008)基于公共支出的视角,发现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负向影响。囿于数据的易得性,大多数文献仅停留在宏观层面或者行业层面进行研究,鲜有学者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探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结构问题。Griliches(1969)的理论模型指出,高技能劳动力与机器设备匹配时,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和员工薪酬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存在逻辑上的关联,但是尚未有文献探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社会保险缴费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并揭示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客观审慎地评估我国现行的社保缴费政策的微观效果,将社保缴费政策的经济影响延伸至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领域,而且还为如何更好地提升微观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提供积极探索,对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改革的学术研究进行有益补充,进而为有效地利用社保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从人力资本结构存量和增量的双重微观视角拓展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有助于实现我国劳动力结构“量”到“质”的转变,向“人才强国”高速迈进的目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保险缴费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相较于其他国家处于较高的水平,事实上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财务负担(魏志华和夏太彪,2020)。尽管高额的社会保险缴费给企业劳动力成本带来了压力,但是,社会保险缴费一方面也会引致企业间资本-劳动要素的相互替代(Kugler 和Kugler,2009),倒逼企业实现要素资源配置的革新,迫使企业降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占比,增加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投入占比,以此保持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赵健宇和陆正飞,2019);另一方面,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员工福利,相当于一种薪酬递延支付手段,能够有效识别和筛选出高技能劳动力,激励员工提高生产效率(Johnson,1996)。而劳动雇佣最终表现是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匹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其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反会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Duffy等,2004)。Griliches(1969)的理论模型认为高技能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结合时,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较强的替代效应,即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绝对互补的关系。大量实证研究也都支持了资本-高技能互补理论的成立(Duffy 等,2004;Angelopoulos 等,2015)。综上,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相对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相对减少。Becker(1962)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参照Bresnahan 等(2002)的做法,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的比值,并认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能够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二)作用机制分析

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值得我们展开深入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险支出是企业用工成本的一项重要支出,社会保险缴费支出偏高一方面会引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表现为对企业内部留存的挤占,此时,劳动要素价格相对上升,资本要素价格相对下降,必然会推动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及技术的变革乃至效率的提升(Acemoglu,2002)。由于劳动雇佣最终表现为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匹配,因此技术进步必然同时引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上升(Doms 等,1997)。Griliches(1969)指出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当机器设备等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结合时,对低技能劳动力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基于此,从理论上看,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协同增加的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会下降(Duffy 等,2004)。另一方面,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强制性就业福利,具有薪酬递延支付的功能,能够有效筛选、识别和激励高技能劳动力,进而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投入到企业研发中去,相应地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显然,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员工人均薪酬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员工人均薪酬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三)异质性影响

鉴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企业规模及融资约束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差异,由此,可以推断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国有企业,其社会目标和政策责任感相对较大,且其内部雇佣结构的调整较缓慢,因此,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较不明显。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已然雇佣相对较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具有较多的雇佣结构优化空间,因此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高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其在社保缴费负担的压力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机更大,以达到改善人力资本结构的目的,因此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加明显。企业规模是生产经营状况的反映,通常小规模企业面临较高的自由现金流约束,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加所引致的用工成本压力就会倒逼企业重新进行要素资源配置,有助于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因此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这些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异质性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 股2007-2020 年2847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从2007 年开始,是因为中国上市公司从这一年开始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应付职工薪酬”及其明细科目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以及期末余额。目前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科目规则并不一致,社会保险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因此作者对每家公司的社会保险缴费逐一进行了核算,确保社保数据的准确性。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社保数据主要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提高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本文剔除了样本期间内处于ST 和*ST 状态的公司、关键变量异常及缺失的样本,此外,为了剔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本文获取了39858 个有效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社会保险缴费负担(Burden)。借鉴魏志华和夏太彪(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度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其值越大表明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越高,对营业收入的挤占也就越多,劳动力成本也就越高,因此该度量指标能较好地反映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2.企业人力资本结构(H/L)。借鉴Bresnahan 等(2002)的做法,本文从雇员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性质两个维度度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具体来看,人力资本结构的具体表达式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的比值。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划分高、低技能劳动力,将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高技能劳动力,专科及以下的劳动力定义为低技能劳动力。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以劳动力的工作性质为度量指标,将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归类为高技能劳动力,生产人员、销售人员、客服人员与行政人员归类为低技能劳动力。

3.控制变量(X)。参考赵灿和刘啟仁(2019)、刘苓玲和慕欣芸(2015)的做法,本文采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度量方式依次为: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 净资产)、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本)、企业年龄(Age,企业所在年份-成立年份的对数)、资本密集度(PPE,固定资产/总资产)、产权性质(State,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时取1,否则取0)、劳动密集程度(Intensive,“企业员工数/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平均工资(Wage,“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在职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中介变量的度量方式分别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INV,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自然对数)、员工人均薪酬(Salary,“应付职工薪酬/ 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表1 给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计量模型

1.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为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如下的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下标i、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H/L 为人力资本结构,具体含义为高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比;Burden 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X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μ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γ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固有特征和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识别效果的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2.作用机制检验。为了检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2005)的做法,本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其中,M 分别代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INV)和员工人均薪酬(Salary)。其余变量设置同上。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 汇报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以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为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本文将控制变量及年份固定效应逐步纳入计量模型(1),第(1)列仅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第(2)列同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3)列仅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并加入全部的控制变量,第(4)列同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全部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均显著为正,且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地,本文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第(4)列为例,对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与经济含义进行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系数为0.18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因此假设1 得到了验证。同时经济学含义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每增加1 个单位,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平均提高0.188 个单位。本文的研究发现意味着,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会加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企业采取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要素调整,企业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进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作用机制检验

为明确人力资本结构上升背后的具体机制,分别使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员工人均薪酬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一方面考察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加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所引致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效应。借鉴刘贯春等(2021)的做法,本文采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的自然对数来作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INV)的度量指标,结果如表3 第(1)(2)列所示,第(1)列中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第(2)列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置于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相比表2 中有明显下降,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也越高,总体来看,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第一条研究机制,即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而提升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另一方面,本文从员工人均薪酬的维度出发,探讨社会保险缴费增加导致员工人均薪酬提高带来的企业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本文采用应付职工薪酬与员工总人数的比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员工人均薪酬,结果如表3 第(3)(4)列所示,第(3)列中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显著增加了员工人均薪酬,第(4)列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员工人均薪酬同时置于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相比表2 中有明显下降,同时员工人均薪酬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员工人均薪酬越高的企业其人力资本结构越高,总体来看,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第二条研究机制,即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提高了员工人均薪酬进而提升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综上可知,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员工人均薪酬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证实了本文的作用机制。综上,本文的假设2 得到了验证。

表3 作用机制检验

(三)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通过细分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性质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机制。表4 中的Panel A和Panel B 部分分别汇报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不同学历的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回归结果。表4 的Panel A 部分第(1)列为高技能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第(2)列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4 的Panel B 部分第(1)列为低技能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第(2)列为低技能劳动力占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无论以绝对值还是相对比率衡量,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均使得企业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进一步地,为了详细探究对不同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本科学历和硕博学历的雇佣人数的绝对值和相对比率进行回归发现,硕博学历组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更高,这说明高技能劳动力雇佣人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硕博学历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增加引起的。同时,为了更加详细地分析低技能劳动力的调整变化,本文分别对专科学历和高中以下学历的雇佣人数的绝对值和相对比率进行回归发现,高中以下学历组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更加显著,这说明低技能劳动力雇佣人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高中以下学历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人数的降低导致的。

表4 中的Panel C 和Panel D 部分分别汇报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不同类型的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回归结果。表4 的Panel C 部分第(1)列为高技能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第(2)列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4 的Panel D 部分第(1)列为低技能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第(2)列为低技能劳动力占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无论以绝对值还是相对比率衡量,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均使得企业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进一步地,为了详细探究对不同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的雇佣人数的绝对值和相对比率进行回归发现,研发人员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更高,这说明高技能劳动力雇佣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研发人员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增加引起的。同时,为了详细探究对不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分别对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包括销售人员、客服人员和行政人员)的雇佣人数的绝对值和相对比率进行回归发现,生产性低技能劳动力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更加显著,这说明低技能劳动力雇佣人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生产人员的雇佣量的降低引起的。

表4 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硕博学历、研发人员等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和减少高中以下学历、生产性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两个途径实现的,这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高技能劳动力实现了互补,而与低技能劳动力实现了替代。这进一步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运用变量替换法、工具变量法、系统GMM、选取社保由税务部门征收为样本、PSM-DID 等方法进行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变量度量指标

一方面,我们在实证研究中经常面临因变量度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因此,本文使用以工作性质划分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多种测算方法,不同的测算方法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因此,本文分别借鉴魏天保和马磊(2019)的测算方法,采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与利润总额的比值作为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Burden1)的替代指标;借鉴于新亮等(2019)的测算方法,采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占“应付职工薪酬总额增加额”的比例作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Burden2)的替代变量;借鉴赵健宇和陆正飞(2019)的方法,使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除以“应付职工薪酬—合计”本期增加额与董监高薪酬之差的比值作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替代指标(Burden3)进行实证检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结果依然是稳健的①囿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二)工具变量法

借鉴于新亮等(2019)的做法,采用当年本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Burden_1)②该变量具体设定为:当年本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之和占营业收入之和的比例。作为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工具变量。理论上,当年本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本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直接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本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假定。同时,借鉴马双等(2014)的做法,选取企业所在地区的政策社会保险缴费比例(Burden_2)③鉴于获取全国各地区的政策社保缴费率难度极大,且各地社保部门有关工伤、失业及生育保险的政策缴费率经常不清晰,而各地区政策养老保险缴费率是十分明确的,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加之各地区的养老保险缴费占全部社保缴费的比值稳定在65%左右(郑秉文,2018),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2007-2020 年各地区的政策养老保险缴费率,之后根据政策社保缴费率=政策养老保险缴费率/0.65 的公式推算出各地区的政策社保缴费率。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内生性问题。选取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政策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不受企业特征的影响,相对外生。此外,本文还通过相关性、可识别性和弱工具变量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④囿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三)系统GMM

由于企业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往往倾向于选择雇佣更多高层次人才,而高层次人才往往要求更高的社保缴纳。因此模型中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系统GMM 检验。回归结果证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①囿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四)选取企业社会保险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地区作为样本

截至2018 年,我国的社保费征管模式大致有四种:第一,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如北京、上海等14 个省市,约占39%;第二,区分类别分别由税务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如河北、湖南等4 个省份,约占11%;第三,社保核定、税务代征,如江苏、内蒙古等11 个省份,约占30.6%;第四,税务部门全责征收,如河南、浙江等7 个省份,约占19.4%,形成了税务机关和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双主体”征管格局。由于税务部门较好地掌握了企业的信息并对欠缴、不缴社保的企业进行惩处,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故其征缴率强于社保机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时,社会保险缴费较少受到企业自身财务问题的影响,外生性更强。因此,本文选取企业社会保险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地区作为样本进行回归,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PSM-DID

通过对已有社保缴费相关政策文本的梳理,本文发现随着2016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 号)的出台,上海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由21%下降到20%,北京、河南、江西、山西、贵州由20%下降到19%,山东省由20%下降到18%,天津、吉林、江苏等20 个省份则没有相应下调养老保险缴费比率,而广东、黑龙江、福建3 省则上调了养老保险缴费比率。这一准自然实验为本文使用PSM-DID 方法考察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调的外生冲击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为克服潜在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缓解逆向因果引起的结论偏差,本文将政策缴费率下调的地区(上海、北京、河南、江西、山西、贵州、山东)作为实验组(treat=1),其余地区作为对照组(treat=0);将2007-2015 年设定为政策前时期(period=0),2016-2020 年设定为政策后时期(period=1);并且构建交互项 period×treat,考察这一政策冲击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有何影响。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缴费率下调的样本寻找配对样本,共获得21650 个样本,再采用配对样本进行双重差分回归。未报告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②囿于篇幅,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企业规模及融资约束角度考察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和政策责任感相对较弱,其内部雇佣结构的调整往往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理应更强。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推断,本文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5 的Panel A 部分汇报了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这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凸显。

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度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雇佣的大多数为低技能劳动力,因此具有较高的雇佣结构优化空间,本文推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人力资本优化效应更高。为了检验这一推断,参考刘贯春等(2021)的做法,根据固定资产净值与就业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要素密集度,将中位数以下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组,中位数以上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组。表5 的Panel B 部分汇报了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表5 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及要素密集度的分组检验

企业规模一定程度上是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外在表现,关系到要素的资源配置水平(孙晓华和王昀,2014),大规模企业内部的现金流通常较充裕,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加所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效应并不明显,相反,小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并不充足,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加所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会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明显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为了证实这一推断,本文依据总资产定义企业规模,将中位数以上企业划分为大规模企业,中位数以下划分为小规模企业。表6 的Panel C 部分显示,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在小规模企业组显著为正,而在大规模企业组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对于大规模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增加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更强。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二者的关系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假如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在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压力下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意愿会更强,从而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借鉴Hadlock 和Pierce(2010)的做法,本文根据SA=-0.737×Size+0.043×Size2-0.040×Age 的公式计算SA 指数,SA 的值越大说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本文将SA 指数中位数以上的企业划分为高融资约束企业,中位数以下的企业划分为低融资约束企业。表6 的Panel D 部分汇报了按照SA 指数中位数分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在高融资约束企业显著为正,而在低融资约束企业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与低融资约束企业相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促进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强。综上,本文的假设3 得到了验证。

表6 基于企业规模及融资约束程度的分组检验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已经迈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中美贸易战日益严峻的态势下,厘清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可以为我国政府精准高效地制定社保缴费改革政策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提供参考。为此,本文选取2007-2020 年沪深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而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在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小规模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员工人均薪酬两个渠道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产生影响。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给企业劳动力成本带来压力,一方面引致资本-劳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革新要素资源配置,由于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效应,因此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薪酬递延支付手段,能够有效甄别高技能劳动力,最终提高人力资本结构。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调整应遵循适度原则,切忌“一刀切”。由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断下降会进一步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适当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不仅能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也能够实现员工激励。过低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不仅不能实现高技能劳动力的有效激励和资本-技能互补,反而会制约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社保缴费率降低过度可能会阻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结构的错配也同样会影响到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缴纳能力。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仍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但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务必要警惕降低过多反而会阻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

第二,完善有关员工工资抵扣、教育培训支出等人力资本税收优惠政策。尽管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对于物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关于人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对于员工工资抵扣、培训支出的税收政策,还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税收政策的调整应该致力于鼓励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因此,企业应该密切关注政府部门有关人力资本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时跟踪政策并予以落实,从根本上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例如,根据新所得税法,可以对员工工资实施全额税前抵扣,而对于教育培训支出仅按计税工资的1.5%进行抵扣,由于企业的计税工资偏低,且计税总量处于较低水平,对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企业来说,这些费用远小于在职培训的开支,进而会降低企业进行在职培训的热情,因此可以考虑加强对企业员工工资抵扣、教育培训支出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第三,鼓励发展企业年金等补充社会保险。企业年金不仅能够有效甄别高技能劳动力,还有助于实现员工激励。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低不能使企业年金有效地激励职工,反之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会抑制职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意愿,不利于企业年金的长期有序推进。我国企业年金的雇主缴费的税前列支比例仅为工资总额的5%,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等补充社会保险的计划,发挥其规模效应。

第四,提高社会保险缴费政策调整的靶向性和精准性。鉴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基于不同类型企业实施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因时因地精准施控。本文发现劳动密集型、非国有、小规模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应该尽量规避这些类型的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过低,相关政策可以调整政策发力点比如通过缴费补贴或者其他税收优惠等措施向此类企业倾斜,最大限度地在维持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更好地带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促进微观企业的经营效率的提高。针对微观企业异质性的刻画和政策设计,能有效改善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维护不同企业间社保缴费的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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