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程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看重，并不是想简单地将辩证思想悬置于自然现象之上而以此突出人类的伟大，彰显人类在思维领域中对自然的把控，甚至以此展示人类智慧可以战胜自然的骄人成就；而是通过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普遍考察来揭示自然中所涵蕴的整体自然辩证图景，说明自然与社会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唯物辩证系统，这样人们就可以用辩证法来思考和发现自然现象中普遍存在的辩证关系，从而达到对辩证思维普遍性的应用，“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361。“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是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而揭示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进而阐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普遍意义，而不是对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层面进行描述和解释。”[2]当然，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科学的反思——自然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联系。自然科学是对物质世界具体领域的实证性研究，揭示的是自然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及本质和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以整体自然为对象，用以揭示整个自然界存在的普遍联系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自然辩证法只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哲学反思而非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只是为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思考的材料，而自然辩证法则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某种研究的模式或解释方法，“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 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3]284。辩证法属于人类的一种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则是人类对自然的辩证思考，作为一种自然观，它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哲学基础；而且一定的自然观是在人类与自然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自然界辩证现象给予思辨性的考察，其中既展示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也体现了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

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提供了辩证的自然观。自然物之间既和谐又冲突，既斗争又合作。 1875 年 11 月，恩格斯在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这一说法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4]410-411。

在恩格斯的这段话中，他明确地反对把自然物(包括生命物)仅仅看作一个生存斗争的存在，认为自然之物是在和谐中有冲突，斗争中有合作，由此构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自然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符合生态自然实际，认识到在整个自然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并非如有的人认为的那样自然有机物之间只有合作而无斗争冲突；或反过来，只有斗争而无合作，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是极为片面和错误的。

自然界的事物是相互作用的，通过相互作用而使彼此发生变化。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们也看到：动物对环境的这些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忘记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才妨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5]558。恩格斯还举例予以说明。他说，山羊阻碍了希腊森林的复生，山羊和猪吃光了圣赫勒拿岛上的植物等。但动物对环境的影响破坏是无意的偶然的，而人类却与此不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或改造却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改变是巨大的，原生植物和动物经过人的培养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它们原生的物种了。这也证实了达尔文的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5]72。当然，“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5]73。

人类文明的成长史伴随着自然的衰落史。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却遭受了来自人类的不断破坏和影响，“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 5—6℃”[6]311。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使自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伴随着人类的进步，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自然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英国为发展工业而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损害而痛心疾首。在书中他列举了许多为了发展工业而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实例，如在英国的矿区，工厂主们为了熔炼铁矿石，砍光了森林，使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人口大量集聚的城市中，空气、河流则受到严重的污染；特别是工人工作生活的条件更为恶劣，“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 25 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7]409-410。空气污浊，河水污染，就连工人的卫生条件也是肮脏混乱不堪。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面积推行，再加上气候的改变，使得农村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也变得更加恶劣，“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讷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4]627。

自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自然本身而言，自然之间的事物往往通过斗争合作的形式维系着生命的进化过程。所以，任何单一地从某一方面看待自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自然正是通过既斗争又合作的形式，改变着外在形态及自身的性质，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然而，工业革命却人为地加快了这种变化，并且朝着恶的方向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提醒我们不能一味地谋取眼前的利益，而应认识到自然本身构成的复杂性与性质的多元性，应从长远的或者说美学的角度对自然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因此对我们而言，所谓的自然美也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愉悦或享受了，必须和人类的生存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统合性的思考，因为对自然美的认识理应包含思辨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及的那样，对自然的认识要“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361。从恩格斯的辩证思想看，自然生态美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变化中新的美产生，旧的美也在不断地衰落和消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若能以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审视自然中美的事物，那么自然就是一幅生机勃勃的、不断变化着的“美”的世界了，自然也就能够以更加完美的方式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了。

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构提供了认识自然生态规律的思想基础。从实践的角度讲，只有认识自然规律才能建设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家园，才能将人的知识化为顺应自然生态规律的智慧，也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审美王国。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特别强调，在生产实践中要“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3]384，只有认识自然规律，学会并充分利用自然规律，才能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有长远性、持久性。若以短视的、当下的、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出现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当下、不顾未来的行为。而这样的实践必然会危害自然生态整体系统的安全运行。所以，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自然生态的平衡性与安全性，否则，人类就会遭到自然无情的惩罚，“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83。看重眼前的利益，陶醉于当下所谓的战胜自然的胜利，却不知冒犯自然的结果就是惨遭自然的无情惩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唯利是图，从不尊重自然规律，“当一个别的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首先只能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个别的工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制造的商品或买进商品时，只要获得了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不再去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是怎么样。这些行为的自然方面的影响也同样如此。”[6]307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的私有性生产劳动，对外在自然界取而不予的非生态性生产方式，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很难获得自我修复的时间和机会，因而持续不断地加重着自然生态灾难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很难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这样也就极大地破坏着自然生态的平稳运行；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不公平性，由此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更大的矛盾。可以说，恩格斯对自然生态规律重要性的强调为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提供了极其可贵的认识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建设离不开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自然生态美就是自然生态规律的一种最直观的显现。因此，要想认识自然生态美就不能不以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为前提和基础，否则所谓的自然生态美的认知就是一个虚假的伪命题。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如果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以极其短视的功利主义态度对待自然生态，那必然会给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自然生态也就不可能呈现出美。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那套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然会带来自然生态的破坏，同时也会导致社会不公正的发生。因此，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知，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设提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认识论保证。

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设找到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制度保障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建设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所谓的建设也只能是空洞的概念游戏和纸上谈兵，无法在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更无法指导广大人民去建设一国的社会生态文明。对此，恩格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首先，光靠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反自然的；而当人类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一旦是反自然的，规制人们不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处处破坏自然生态且危害人类生存时，就应举起批判的大旗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因而，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已然成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历史的极致。恩格斯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将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的批判性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生态学的重建寻求制度保障”[8]。所以，若要改变自然生态向好发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其次，若要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就得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恩格斯看来， 要想改变自然发展的不利状况就得进行社会制度的改变，“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561。这就说明，对自然的破坏，既非今天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愚昧和落后造成的，也非科技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如果从历史视角看待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自然生态的全面破坏确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全球的逐步确立而产生的，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相反成了破坏自然生态的强大力量，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相一致。资本家集团从事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整部机器都在围绕着资本家的利益运转，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就是不停地向自然索取，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结果只能导致自然因不堪负重而几近崩溃。因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认知也不能仅停留在对人的剥削上，还要认清他们对自然的盘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是包括自然在内的全面剥削。基于这样的认知，若想要保持良好的生态，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再继续沿着恶化的道路发展下去，就只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了。对此，恩格斯的认知还是十分清楚的。

最后，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当人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后，才能成为维护自然生态的自觉的行动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当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取消，那么，商品对人的统治也会被人彻底地消除。在此基础上，人才真正地脱离了动物界，人才能从自然规律的支配统治下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300。资本主义社会的消除、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将为自然生态的良好运行提供制度保障，使自然生态有自由的时间来展示其美，为构建美好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健康良好的空间。因此，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由于人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行动规律，并且能够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些过去统治人的行动的异己力量控制在人的行动之中，人们就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就能够有能力去创造属于人类自己的历史。如此，就能更好地把握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为进入自由王国创造更多的条件，也为全面地进入审美王国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样，人才能成为维护自然生态的真正的自觉的行动者。

总之，恩格斯所坚持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基础性与生态发展的辩证统一性是改变当代世界性生态危机的正确的出路和前提，因为只有坚持自然生态的物质基础性才能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中找到改变自然生态危机的方式与方法，而不必抱着生态乌托邦式的幻想去寻找那些不着边际的所谓解决之道，例如将生态危机产生的主因归结为科技的发展或人口的过度增长等等。试想，如果去掉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就得退回到原始状态；而停止了人口增长，人类社会就得在地球上慢慢消失。人口的增长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性，对人口在一定阶段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控制是必要的。虽然人口的暴增确实会增加自然的负担，但把自然生态危机的主因归结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客观的。通过以上分析说明，自然生态危机的真正的根源其实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唯利是图的逐利本质。因此，要想彻底地消除自然生态危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也才能最终地阻断全球性的自然生态危机朝着继续恶化的道路发展。对此，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就应坚定地站在唯物实践观的立场上，在遵照客观现实的前提下，通过人类实践的不断探索与进步而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办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按照恩格斯的设想，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的理想王国转变，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所设想的生态美好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