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瑜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与脆弱性，表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21日在就新冠肺炎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表达了要与法方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愿，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接着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并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20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威胁所提出的崭新倡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习总书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号召，提出了一个解决目前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危机的全新思路，也为未来保障人类整体的健康福祉提供了一个建设目标。为了进一步拓展和落实总书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构想，本专题组织了两篇文章从人类学视角对当前全球卫生治理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是对当前全球卫生治理格局的反思和完善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宣布其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此次疫情“堪比1929年大萧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完成如此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体意识，一些国家难以客观理性地看待此次疫情，固守零和思维，把公共卫生危机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扮演“公共产品消费者”的角色，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开始从消费者的角色转为公共产品供应者。在当今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至关重要又严重匮乏的时代，中国应当看清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角色，在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方面更加主动，更有作为。如若能以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形式向国际社会释放更多的善意，则是向世界证明，崛起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促进者而非威胁者。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因为现有治理模式的局限，全球卫生治理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习总书记适时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是打破目前全球卫生治理“零和博弈”思维的有力武器。从致力于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到抗击疫情中以自身的发展经历为世界疫情防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再到宣布中国推进全球抗疫合作的五方面举措，中国在积极开展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密切合作和政策对话、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和健康科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深化国际社会不同领域的合作实践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指引，充分展现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等在《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中国经验》一文中，使用国外数据库资料详尽分析了我国在过去20年中在对外卫生援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了中国人民已经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进而指出中国是在抗击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斗争中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而且首次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冠疫苗研发生产的长期垄断。景军教授等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全球健康学术研究中缺乏来自中国学者独立自主的理论贡献和“中国声音”，以及全球健康学依然尚未“去殖民性”的基本事实。该文最后反思应该更谨慎地看待目前由西方学术思想主导的全球健康研究，呼吁在全球健康研究中更多关注健康问题背后的历史情景和实地研究。

（二）构建与文化相适宜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方式

人类卫生健康问题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唯有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生态等不同方面，才能全面地理解和应对全球性卫生健康问题。当前的全球卫生治理偏重对需要卫生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物质支持，包括现代制药、医疗技术和其他西方医学的快速治疗手段，而相对忽视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多样性，对疾病和社会苦难的认识脱离了本地人的生活情境，被称为“空投医疗”模式。这种模式的卫生援助秉持线性的历史观，认为只有引入西方的制度与文化，才能实现医疗卫生的现代化。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卫生治理实践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模式。“空投医疗”未能准确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如何影响了它们在卫生健康方面的表现，因而难以实现“全球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现今单边输出援助逐渐被多方共同参与的新模式所取代。多方合作的医疗卫生援助贴近世界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参与式发展的理念，通过在实践领域实现利益相关各方共享资源和共享决策，为本地人民赋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顺应全球卫生事业发展的新趋势，在进行卫生援助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经验共享时，进行相应的社会文化评估是人类卫生健康共享的前提和基础。

《行动者视角：援非医疗队制度与实践的边界》一文通过中国援助非洲的三国四地医疗队长期扎实的民族志调查，对援外队员在跨文化医疗实践做了具体而微的研究，指出援非医生实践边界的模糊性，提出从社会文化、个人经历的整体观角度去理解援外医生群体的职业实践，从而为构建与文化相适宜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方式提供了一个精彩的田野个案。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和”文化与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卫生健康发展和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秩序的清醒认识和方式创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出的倡议，也是对全人类生命健康的维护。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被认为是社会和谐观点的极好阐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需要“各美其美”，重视并充分发挥自身文化的价值与优势，也要“美人之美”，尊重其他社会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多元。在此基础上，搭建跨文化合作与交流平台，实现卫生健康领域的文明互鉴，贯彻和落实与文化相适宜的卫生援助实践方式，从而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