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武

文字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知前的津梁梯航。我们通常所说的古文字，往往专指古汉字。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汉字自产生至今数千年来从未衰歇，成为世界上唯一经久不绝的古老自源文字。中华大地上百族融汇，联通万邦，汉字成为种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强力纽带，古文字则是开启中华早期文明的通关密码。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业已成为专门之学，前辈学者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和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取法的治学经验。狭义的古文字学只是研究先秦古文字形体及其演变，广义的古文字学除了考释文字之外，还要兼及古文字所记录的汉语信息和文献内容，疏释词义句意，甚至揭示字词蕴涵的文化意义。出土文献又溢出古文字材料的范围，古文字学者所面对的出土文字材料时或属于汉代以后之物。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关系密迩，说得好听一点，是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说得不好听，叫做边缘学科。

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为清华学校暑期补习学校作了著名的学术讲演，其中有如此的一段话：“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新发现带来新学问，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一再得到古文字新材料的验证。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商周史的重要史料，铭文的解读存在问题多多，传世文献中“作册”一词少见，而甲骨金文材料中屡见，研究者于其内涵性质及演变尚有不少模糊认识，甚或疑谳莫定。徐凤仪《商周“作冊”析辨——兼论周人对殷商遗留职官文化的改造》一文，详细爬梳“作册”所有用例，考镜其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自殷商而迄西周早期、中期、晚期的历时变化，指出“作册”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及取代。由新材料来观照老问题，故能得到新的研究结论。

以陈松长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经过多年奋战，已经完成了全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的整理工作，出版了七巨册的整理报告书。刘杰参与过岳麓秦简的一些前期整理工作，有系列论文研讨岳麓秦简。此次发表的论文，考辨近年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第壹册和第伍册简文释读三则，指出《为吏治官及黔首》简9“智爱有亟”当读为“知爱有恒”，意谓要恒持慈爱之心。另有两处属于疏解简文原意，纠正整理者和其他研究者不恰当的句读，所考均确凿可信。

日书是秦汉墓葬常见的出土文献，在古代方术史、思想史和社会生活史诸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湖北随州市曾都区周家寨墓地M8号汉墓所出汉简《日书》属于科学发掘的新材料，《五龙》篇内容为此前日书所未见。程少轩、凡国栋和罗运兵三位学者合撰的《周家寨汉简日书〈五龙〉研究》，首次用合理的方法加以解读，对竹简原文所述干支精心推算，复原出五龙图的基本形态，对其中蕴含的数术原理作了深入的阐述，对相关疑难字词的考释也都允贴可信。

此次本栏目推出的三篇论文，有长有短，宜长则长，可短则短。考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论文，写法不拘一格，如于省吾、杨树达等先贤，深得亁嘉学派考据文章神髓，虽满腹经纶，真知灼见，而词约旨丰，要言不烦，清通可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有的考释古文字的论文，新知迭出，言而有物，虽长篇大论，当然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品鉴了。

李学勤先生说：“活在今天，居然有这么便利的条件研究古文字。我们有这么多新发现，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所经过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随着工程的进行，以后提供给我们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①李学勤：《古文字研究的今天》，《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0页。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了出土文献重见天日的黄金时期。近年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大修高速公路和铁路，城乡住房扩建和改造日新月异，客观上促成了大量古文字资料纷纷出土的局面。许多出土的商周秦汉文字资料，连司马迁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做梦都梦不到，其学术价值当然未可估量。

文字借考古所出的文物而存在，语言通过文字记录文献，文献反映了文明与文化。有新材料，还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找到准确的解读途径，得出正确或比较贴近真相的结论，才能推动学术的深化和发展。

新材料正层出不穷，新问题于是纷至沓来，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之学也就生生不息，精进日新。东汉王充《论衡·谢短》篇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②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我们不能泥古，也不能薄古，而是要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如近年所见战国竹简多有论述治国理政的佚籍遗篇，即可借以了解二千多年前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方略，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和当代中国长治久安的事业发展不无借鉴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建设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传承再造。大量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了解中华早期文明的辉煌历史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