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S·波森 王宇译

摘   要：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进行着“去全球化”的各种努力，试图与世界经济脱钩。但并没有缓解美国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反而由于对美国企业的过多保护，使其远离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导致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美国对制造业的政策倾向是有失理性的，过分关注由贸易逆差而造成的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流失，而不是关心对所有工人的冲击，这本就是一种不公平。事实上，受“去全球化”政策影响，美国服务业部门的低工资工人的数量已呈上升趋势。

关键词：去全球化;经济不公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01-0034-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1.004

一、全球化与经济不公平：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美国经济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美国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去全球化”，逐步离开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减少，美国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等现象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恶化，并且还带来了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

那么，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经济对外开放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它们如何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公平、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美国需要通过“去全球化”或者离开世界经济体系来减弱这种影响、缩小这些差距吗？在人类历史上，关于实行“去全球化”政策、与世界经济脱钩、离开国际市场，有不少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尝试并不是指专制体制和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指一些原本是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美国。在过去20 多年的时间里，几届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都曾讨论过如何将美国企业从世界各地撤回，如何用保护主义政策抵御全球化进程。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美国政府在推进“去全球化”和离开世界经济体系，但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还在增加。与此同时，其他高收入的民主国家，甚至是那些过去认为比美国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日本，由于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积极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积极参与全球化，其结果是国内经济逐步走向公平、贫富差距逐步缩小。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政府面临诸多问题和严峻挑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和挑战都与全球化有关，都与美国经济对外开放有关。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去全球化”、离开国际市场和撤回美国企业来解决这些问题。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还包括企业过度集中和过度竞争、金融投机和操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很明显，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其根源并不是全球化，不是对外开放，也不是国际竞争。

事实上，想要解决企业过度集中问题，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强化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是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加强对美国企业的保护。要想解决美国工人工资过低问题，需要关注所有工人的生活、工作、就业和福利，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因为贸易竞争和贸易逆差而受到影响”的产业、家庭和个人。全球化、对外开放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全球化可以提高美国劳动力保护标准，提升美国蓝领工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强化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和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

二、“去全球化”及其对经济和就业的长期影响

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我们认为，事实正好相反。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行“去全球化”政策，使美国企业受到过多保护，离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才造成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市场竞争对美国蓝领工人没有影响，而是说美国政府的“去全球化”政策，并没有给蓝领工人带来就业和福利的改善。“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背景下的贸易壁垒、投资壁垒和移民壁垒不可能解决美国经济的任何问题。

无论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还是与 2000 年以来相比，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20 世纪 80 年代的贸易保护政策并没有真正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没有解决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像现在一样，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被视为不公平国际贸易的结果”。为此，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针对日本的保护措施。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将保护重点放在汽车、钢铁和新半导体技术等方面，同时，对日本企业实施了一系列关税、配额和其他进口限制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其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36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3%）扩大到1989年的17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7%）。并且，在 VERA 协定签署后的 6 年时间里，美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 48%。相比之下，在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正常化以及1999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 6 年時间里，美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 18%，增速明显放缓。还有另外一组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20世纪 80 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高收入民主国家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21世纪的第一个10 年中一些高收入民主国家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开始上升，而美国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然保持下降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高收入民主国家之所以出现劳动收入明显增加，主要是放松政府管制和财税制度改革的结果。相比之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争端不断，贸易保护政策升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随着各国经济不断开放，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持续增长。各国进出口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90 年的39%上升到 2008 年的 61%。后来，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国际贸易急转直下;再后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也逐步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此间，美国受“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国际贸易停滞不前，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其他高收入民主国家，而且也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外贸易下降速度与世界平均降幅基本相同;而危机之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各国对外贸易也在逐步恢复，而美国对外贸易却一直止步不前，至今尚未真正复苏。当然，作为一个庞大的、先进的、多元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隔着大海大洋，其对外贸易增长在国际贸易增长中占比较低有一定的客观性，也可以理解。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理由不以与世界各国大致相同的速度对外开放，更没有理由实行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去全球化”。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长期存在的。也许是这些年对贸易逆差影响的担忧情绪上升，使美国政府不愿意继续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2000 年以来，美国政府主要出于外交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与世界一些小型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东的巴林和约旦，以及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和拉丁美洲、中美洲国家。但是，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小。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 2012 年达成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来可以推进美国经济开放和发展，但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三天就拒绝了这一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与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为美国汽车制造提供了更多保护。虽然我们支持《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所提出的高标准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但是，就美国参与国际竞争或推进对外开放而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部分内容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倒退。

世界多数国家都在逐步走向经济开放，走向国际市场。 2000 年以来，欧盟增加了 13 个新的成员国，欧盟扩容有力地推进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欧洲劳动力的跨国境自由流动。欧盟还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签署了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达成了与自贸相关的协定。日本不仅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还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快了与中国和韩国的相互开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也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唯一一个与美国逆开放有可比性的是英国，只有英国是比美国更多地退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正如有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英国退出欧盟将对国内蓝领工人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英国现在也在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美国还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全球化”，即阻止外国公司在美国建立新工厂、办公室和研究院等。众所周知，“绿地投资”要比公司收购、兼并或跨国出售企业等更加有利可取，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更有好处。但是，自 2000 年以来，流入美国的“绿地投资”数量急剧下降，从 2000 年的每年 130 亿美元下降到 2019 年的每年40 亿美元。这一趋势与过去四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些政策加大了对技术转让的限制。

此外，移民情況也表明美国正在“去全球化”，并逐步脱离世界经济体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移民会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大伤害，从而影响美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这种看法是没有依据的，也是错误的。在这一错误观点影响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净移民人数一直下降，这一趋势早在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开始了。移民人数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推动”因素减弱，比如墨西哥国内工人工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墨西哥工人“北上”的动机;另一部分原因是“拉动”因素减弱，比如美国国内反移民情绪空前高涨，并且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无论是什么原因，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排斥外国工人是不争的事实。与对外贸易一样，其他高收入的民主国家正在逐步走向开放，包括增加移民数量。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在移民政策方面较为封闭、较为保守的经济体，比如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的移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美国的移民人数却在持续减少。

总之，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在美国贸易保护抬头、贸易壁垒强化、移民人数减少的同时，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却在增加，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抬头。同时，尽管美国的“去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始，美国正在离开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美国服务业部门的低工资工人（主要是女性工人）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对全球化的错误理解以及“去全球化”的错误做法，转移了人们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注意力。

三、制造业偏好、保护主义与就业：国际比较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将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空前关注美国制造业的萎缩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国白人男性工人的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倾向是错误的，对所谓制造业部门“好工作”的过分强调是有失理性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且，这一政策倾向根本无法解决美国传统工业区和偏远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自德国和日本的出口产品与美国产品形成激烈竞争以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都在哀叹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衰落。有经济学家提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更多地支持制造业部门，就可以避免来自德国、日本的竞争，就有可能在这一竞争中让美国企业获胜。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德国和日本确实是在制造业发展和贸易顺差等方面保持了几十年的优势，但是，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德国和日本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在下降，并且与美国的下降速度大致相同。事实上，无论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几乎所有高收入民主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都在快速下降。

只有大约 16%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选择在制造业部门工作，剩下的那些没有能够得到这一“好工作”的蓝领工人呢？他们的占比为84%，他们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实际上，无论美国经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制造业部门，大幅提高国内就业人数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依据的。没有一个国家在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还这样做过。此外，全球制造业部门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呈下降趋势。制造业部门产出和附加值的可持续增加，是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不是贸易保护和劳动力市场保护的结果。

要求更多的劳动力在国内制造业部门就业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成本巨大。与其他行业一样，制造业部门也会对激励政策和限制措施做出理性反应。贸易保护主义给制造业部门带来了巨额成本，这些成本会转嫁给那些支付了更高关税的美国企业，从而使这些企业更难与国外对手竞争，并且，这些企业的出口商品还会受到外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美国消费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而付出的成本也非常巨大。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购买那些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进口商品，包括服装、食品和家庭生活用品。正如有经济学家所说，“关税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对女性和单亲父母的影响最大。”

此外，对制造业部门的工作偏好并不是一项中性政策。在制造业部门工作的男性工人，由于其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和比較危险的工作，能在广大选民中引起较为强烈的赞赏、同情和共鸣，但是这一情况却不能出现在从事服务业的女性工人群体中。我们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各种肤色和性别的蓝领工人可以改变这种偏见。实际上，对制造业部门的工作偏好是一种传统的或者说落后的性别观点：美国只有 30%的制造业部门工人是女性工人，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工人是男性工人。当制造业部门收缩时，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女性工人而不是男性劳动者。

就制造业部门的男性工人而言，制造业企业偏爱白人男性而不是有色人种男性。美国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占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1/3以上。在制造业部门中从事同样工作的黑人和拉丁裔工人的平均工资明显低于白人工人。研究表明，在制造业部门，与女性工人一样，黑人男性工人更容易失去工作。无论造成这些性别和肤色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过分关注由贸易逆差而造成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流失，而不是关心对所有工人的冲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保护了一部分工人，但也造成对另外一部分工人的不公平。

一个因为与外国企业竞争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与另外一个因为自动化或企业搬迁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相比，后者更应当得到同情和支持。考虑到因技术进步而造成的企业工作岗位流失，或者由于技术进步而造成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流失，对于受此影响的企业工人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与同其他国家竞争而造成的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流失，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差异。我们或许更多地关注了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情况，从而忽视了那些因为技术进步或企业搬迁而失业的工人。此时，这些蓝领工人正在经历着动荡和贫困。其实，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美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一直存在。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历史上，当工人在国际竞争中失去工作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政策是如何为他们而调整的。

对“好工作”理想的坚持，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部门、新兴产业部门还是在对外贸易部门，都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即它分散了多数低工资工人对现实的注意力。许多人——不仅仅是非法移民、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缺少社会保障和发展前景。那种将制造业部门视为“好工作”的观念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我们能够真正“去全球化”，真正离开国际市场，真正脱离世界经济体系，我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如此庞大的蓝领工人群体，都提供这么一份理想的“好工作”。

（未完待续）

"De-Globalization" and Its Multiple Impacts on Economic Inequities： A Theoretical Study and Historical Analysis（Ⅰ）

Adam S. Posen

Translated by Wang Yu

Abstract：Over the past 20 years，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arrying out various efforts to "de-globalize"，trying to decouple from the world economy. However，it has not alleviated the problems of economic inequity，inequitable income distribution，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On the contrary，the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American companies has kept them awa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nd these proble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t the same time，the U.S. policy toward manufacturing is irrational. It is unfair to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loss of job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aused by the trade deficit，rather than to the impact on all workers. In fact，the number of low-wage workers in the U.S. service sector has been on the rise as a result of  "de-globalization" policies.

Key Words：de-globalization，economic injustice，open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