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逸珂，陈析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1 研究问题

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克在 《信息简史》 中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在改造了现有世界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这就像是新的河道和水坝改变了原来灌溉和航运的水道。信息创造者与消费者（比如作者与读者、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平衡已被颠覆[1]。”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刻，产生 “个人或组织机构应用信息技术生成、传播、利用信息，继而支持生产、管理和服务”[2]的数字转型过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纸质载体和数字载体信息资源数量的此消彼长。例如近年来中国档案管理实践部门广泛采用纸质与电子两种载体形态并行的 “双轨制” 和 “双套制” 文档管理模式，图书馆业界推进存量馆藏数字化和增量资源数据化等，不仅体现了数字信息资源渐居主导地位的趋势，也反映了两种载体资源并存的现实。这在学术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从学术工作的实际特点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群体，尤其是人文学者，其研究往往具有较大的学术文献需求（理工医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由于部分研究问题具有应用导向，其研究未必全然依赖规范的学术文献才能进行），而中青年学者在接受和运用数字工具方面与高龄学者相比具有优势。在纸质和数字载体两种媒介环境下，人文学者学术信息搜寻行为有何不同特征？这些不同特征代表新生代人文学者认知模式与研究方式的何种转变？本文以信息载体环境作为切入点，在参考Al-Suqri 模型基础上，以中青年近现代史学者为对象，分析数字转型中的信息载体环境变化对人文学者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2 文献回顾

在学术信息行为的主体维度——人文学者及其交互方面，肖鹏等分析数字环境下人文学者在信息需求和工具使用方面的特点，总结数字化对人文研究范式和研究行为的影响及对人文学科的挑战，提出不同类型学术图书馆应对接人文学者的不同需求，在差异化服务与合作中构建数字人文生态[3,4]。董舞艺等运用质性研究法，提出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的行为路径，揭示二元动机、信息需求、信息行为及外部刺激与条件的互动机制[5]。COLE 和BRONSTEIN 运用扎根理论访谈数十名历史学博士生和犹太学者，对其学术信息活动进行分类，并对Ellis 模型[6]进行扩展[7,8]。官思发以涉及知识交流与共享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14 个变量的社交媒体学术信息交流影响因素模型，并概括5 种学术信息交流模式，为理解社交媒体中的学术交流现象提供理论基础[9]。HUVILA 以20 余名考古学者作为访谈对象[10]，借助信息平面图总结其用到的信息源及相关的信息交互模式[11]。

在学术信息行为的客体维度——特定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方面，邱子恒通过对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一次文献（尤其是古籍原典）往往是学者最看重的信息资源。虽然电子资源因其便利性，在学术研究中常被用于数据查询等操作，但学者对其准确性仍持一定的疑虑态度，认为电子资源难以取代纸质资源[12]。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设施的完善，这种对电子资源的 “不信任” 态度将逐渐消退。KING 和TENOPIR 在ARIST 综述中引用了数10 项实证研究，归纳影响印刷和电子文献使用的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13]。MEHO 和TIBBO 以Ellis 模型为基础，运用异步访谈法关注巴斯克人、库尔德人、锡克教徒等“无国籍” 学者的人文学术研究，发现当 “无国籍” 学者在面临学科结构不完善、资金缺乏和科研条件艰难等状况时，有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可用或信息人为扭曲的情况[14]。DALTON 和CHARNIGO 调查 了200 余名研究美国史和欧洲史的学者，指出调查对象多数认为其研究领域存在 “碎片化” 现象，同时描述了电子资源使用量增加和纸质资源使用量减少的整体趋势[15]。

现有研究从学术信息行为的主体和客体维度，对人文学者的学术信息行为特征进行了多角度讨论，涉及人文学者研究习惯、信息交互、工具使用及资源偏好与选择等方面内容。总体而言，国内外现有人文学者学术信息行为相关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实证对象较为全面、分析框架细致且层次分明的特征，但多数为针对信息行为全过程的宏观研究，针对信息行为某一具体环节的中微观研究较为薄弱。例如，面向人文学者学术信息获取环节的研究较少，同时结合数字转型的时代趋势，关注联系信息行为主体与客体的纽带——信息媒介与载体的研究较为缺乏，而数字转型本身代表了信息载体环境的巨大变化，它将深刻重塑人文学者的研究路径与认知方式。与此对应的是，近10 年来的一些信息行为模型设计注意到了载体环境对人文学者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AL-SUQRI 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与其他信息行为模型主要基于西方研究情境而提出的情况不同，Al-Suqri 模型以面向非西方情境下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实证研究为立论基础，同时在结构上合理借鉴了经典信息行为模型的概念框架，使其在代表性和内容、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

3 Al-Suqri 学术信息搜寻行为模型

2011 年，阿曼学者MOHAMMED AL-SUQRI 以Ellis 模型[6]为基础（图1），同时在系统考察Wilson 模型[16]和Kuhlthau 模型[17]等经典信息行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访谈若干名发展中国家的高校学者，提出了一个综合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模型（图2）。模型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很多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乃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研究情境而提出，而且是在电子信息搜寻方式尚未普及时产生的，不分具体场景地盲目使用这些模型并不利于新媒介环境下的学术信息行为研究。在提出这一模型的同时，AL-SUQRI 在非西方非英语社会的社会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样本中检验了这一模型在当今信息环境中的适应性，使其合理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对于这一模型，尽管AL-SUQRI 称其以 “社会科学学者”（Social Science Scholars）为面向，但其研究的实证对象与通常学术语境中的 “人文学者”（如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具有较高的重合度。

图1 Ellis 信息搜寻行为模型Fig.1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model proposed by David Ellis

图2 Al-Suqri 信息搜寻行为模型Fig.2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model proposed by Mohammed Al-Suqri

可以看出，“搜寻行为” 模块构成了Al-Suqri 模型的主体部分，并与Ellis 模型在基本意涵上一脉相承，即描述学者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线性阶段特征。在启动（Initiation）阶段，研究者认识到对信息的需求，意识到自身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理解，开始从各种来源中寻找信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这一阶段的特点往往是人们具有不确定、焦虑和忧虑的感受。探索（Exploration）是对某一主题的信息进行实际搜索，涉及到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确定影响过程及其结果的个人与社会因素。在这一阶段人们的困惑和怀疑经常增加，并继续从各种来源中寻求信息来减少这些感觉。监测（Monitoring）指研究者通过定期跟踪公布的信息来源，或与个人进行接触来了解自己感兴趣领域的新信息的过程。这一阶段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分类（Categorization）是通过利用已知来源之间的差异来评估信息和澄清问题。在这一阶段，信息的 “形式” 和 “位置” 对所获取信息的分类过程十分重要。筛选（Sifting）指信息资源的遴选和相关资料的识别，选择资源（Selecting Resources）指确认将用于满足信息需求的最相关的信息资源，汇集信息（Collecting Information）是收集满足需求的选定信息的实际任务。其中分类、筛选和选择资源阶段为研究者头脑中的意念活动，使之对相关构念和资源对象的关系模式形成某种确定认知；在汇集信息阶段，研究者依托这种认知在现实中行动起来，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关联，得出研究的解决方案。结束（Ending）即最后环节，代表对新信息的搜索和整合已经完成，并可能产生论文、书籍、讲座或其他智力作品[18]。同时，模型在描述这一信息搜寻过程之外，还尤其注意到信息“形式” 和 “位置” 的重要性。例如信息有打印、电子、口述等存在形式，而信息的 “位置” 可以理解为信息的具体来源，如图书馆、个人、同事等。它们可能对学者感知、搜寻和汇集学术信息的过程产生显著影响。总体而言，虽然这一模型提供了理解学术信息搜寻行为阶段性特征的重要视角，但其内容仍然有待扩充和细化，尤其是直接承继于Ellis 模型且作为模型主体的“分类—筛选—选择资源—汇集信息” 过程。

4 基于Al-Suqri 学术信息搜寻行为模型的访谈设计

Al-Suqri 模型反映的过程在一定程度涉及人们的理解和认知过程对数字工具信息呈现方式的反应，这说明关注人类主体的思维和理解活动对于信息交互研究十分重要。对人类个体来说，思维和理解的形成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感知、摄入和加工，而语言文字的传播不会脱离特定物质载体来完成，不管是传统的 “有形载体” 还是数字时代的 “概念载体”。载体形态本身及其呈现信息的方式会影响人们感知、摄入和加工语言文字的过程，对人们的思维和理解效率也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西方后现代哲学认为，人们为了认识和感知世界必须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进而使用语言和其他沟通手段。而反过来，人们在沟通和交流时对相关事物和对象的表达，也并不是其精确与完整的展现。沟通和交流会受限于语音和视觉符号传递真相能力的限制，虽然它们被视为是人们信息互动的“全部”，但不会 “精确反映与真相完全一致的东西”[19]。从信息载体角度看，纸质环境和数字环境有截然不同之处：前者是直观、触摸易感的，文献和承载它的物理实体有对应关系；后者不存在直观的物理实体对应关系，文献单元和内容片段的组合可不断变化和调整。对此有学者认为，纸质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有实体分类（如档案馆有馆藏档案分类和全宗内档案分类，图书馆有馆藏书目分类）和信息分类之分，在数字环境下只存在信息分类[20]。在档案学界，也有学者通过对电子档案整理实践的研究，提出 “档案物质实体双重构成论”，即电子档案由 “电子文件实体集合” 和 “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 两种物质实体构成，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档案实体构成形态[21]。就信息组织而言，数字环境下信息分类标识具有标准化、通用化等特点，信息关联与存储与纸质环境相比更为系统，检索和导航更加便利，可为非结构化信息组织及深层次的知识检索和导航提供基础语义环境[22]。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Al-Suqri 模型的 “分类—筛选—选择资源—汇集信息” 过程进行考察。如前所述，该模型的适用对象与通常学术语境下的 “人文学者”，如历史学者等有重合之处，故笔者选取10 名年龄45岁以下、具有较丰富电子和纸质史料搜寻利用经验的中青年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根据其年龄顺序由大至小分别编为1 至10 号（同年出生的学者姓氏笔画数多者编号在前，姓氏笔画数少者编号在后），于2020 年6月至7 月、2021 年1 月至3 月分两个时间段陆续完成以微信为辅助的线上邮件访谈。访谈对象分别来自中国内地的六所高等院校，研究方向涉及近现代史料学、海关史、海交史、教会史、灾荒史、社会生活史及民众运动史等。如此设计有3 点原因：一是近现代史学者对 “新史料” 的重视程度相较于其他历史学者更高，如晚清民国以来的档案、报刊及出版物等。与此对应的是，古代史学者由于现存文献史料数量的局限性，近年来对考古出土实物等其他类型史料的关注呈相对上升趋势。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近现代史学界对文字图像的发现、摄取和利用行为均更加典型，除了传统的对文字文本的研究之外，“图像证史”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占重要地位。二是供近现代史学者研究的 “新史料” 不仅包含档案，也包含图书、报刊等，不仅很多以传统的纸本形式存在，如传统的按排架方式存放的档案、图书善本等，而且近年来有许多数量的 “新史料” 完成数字化转换，其中多数以图像扫描的方式完成，少部分完成OCR 字符识别，文献种类、载体形式及文字图像的呈现方式较为多样。三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近现代史学界的学术视野转向对研究有一定帮助，如对 “话语” “文本结构” 及史料形成过程的关注有助于使研究者对信息片段或文本整体的定位、筛分、识别、采集过程产生显著的自觉性。需要指出的是，访谈涉及的是近现代史学者个体对载体环境的理解和感知状态，主要面向图书馆、档案馆等较正式的信息来源，同时由于学者的信息搜寻活动主要是基于客观的问题需求而进行，所以实际接触的纸质环境或数字环境的信息资源在本质上不易过度受到学者基于 “熟悉程度” 而形成的对某种载体信息偏好的影响。访谈对象的基本特征详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

访谈内容涉及3 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应模型的“分类” 环节；第二个方面对应模型的 “筛选” 和 “选择资源” 环节（在实际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过程中它们一般同时进行）；第三个方面对应模型的 “汇集信息” 环节。具体如下：①就分别在纸质和数字环境（物理排架和网络）中通过主题、关键词、作者、机构等项目确定查找文献的大致范围、信息片段（如某段或某句文字）而言，访谈对象在其中每一种环境下是怎样操作的，他们对两者有何感觉和感受；②如果需要对文献单元（如档案全宗、案卷、单份文件或书籍套册、单册、章节等）进行整体阅读和理解，同时发现和注意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片段，访谈对象在纸质环境和数字环境下是怎样操作的，他们对两者有何感觉和感受；③收集纸质文献、在纸质记录簿上用笔记录和收集数字化资源，与借助文本编辑和管理工具（如Microsoft Office、WPS 等）完成记录，对访谈对象而言这两种汇集信息的操作是否有差异，他们对两者有何感觉和感受。

5 访谈结果呈现

针对10 名中青年学者的访谈完成后，本研究根据答复情况对部分模糊细节进行了追问与核实，随后整理访谈结果并形成文本。

5.1 分类阶段

访谈中有学者提到，在两种载体环境下会采取不同的信息搜寻方式，同时关注已查找文献和待查找文献在内容上有何联系，这种联系会影响学者自身形成关于特定问题的某种认识的过程。

在档案馆、图书馆查资料时总是比较依赖索引，比如我最近去XX 图书馆查阅 《顾颉刚年谱》 和 《黄炎培日记》 的时候……但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时可以输入一些关键词……找到一批文献后，会再找与这批文献的内容有关的其他文献，掌握史料分布的状况，这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研究问题（学者1）。

有学者回复表示，查找纸本资料需要频繁取放和翻阅书册、单张，不仅十分麻烦，而且在定位目标内容前要对标题和目录结构有大致了解。查找电子资源有时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内容，对关键部分的定位可以实现跳跃式操作。

比如去XX 图书馆查XX 教会的资料，那边需要的书分在好几个架子和房间里，不在一处放着，找到一处用完后找另一处，很不方便，为了提高效率只能先看里面的大小标题，然后有针对地细看……在数据库中搜索时，有时出现一些条目标题看似和研究没有关系，但浏览后发现是有关的、没考虑到的。有的电子书和论文有 “书签”，里面有什么都很直观，鼠标点一下能直接跳过去（学者6）。

5.2 筛选和选择资源阶段

有学者表示，浏览纸质文献时会注意其外部形式特点，考察文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关注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内容。但浏览电子资源时较少会有明显的关注区域，而是更多注意不同内容的前后呼应关系。在档案馆找到所需案卷后，会下意识关注作者和所属机构的信息、文件的封面抬头、纸张侧边的细栏等，确认是值得信任的史料来源，同时仔细阅读第一份和最后一份文件……在联网的计算机上查阅比较习惯于保证浏览的整体性，关注不同地方是否经常出现相同、相似或相反意义的词或句子，并考虑这种联系是否可以揭示或证明一些细节（学者2）。

有学者回复称，浏览纸质文献有时不经意忽略事后发觉很重要的部分，因为经常从某个中心主题出发寻找有关内容。浏览电子资源则会关注文献中有哪些内容节点，它们与什么领域和解读方式有关，而自己一般不易遗忘关联度强的节点信息。

查阅纸质书籍时有一个习惯，把某部分文献的整体内容提炼为一个中心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寻找需要的信息。但事后发现，经常遗漏一些不属于该主题但与研究问题关系密切的片段。而查阅电子文献，很多时候会关注文献中有承转意义的节点，它们的链接关系和在研究问题中对应的领域。如果这些内容之间呼应非常明显，给我的印象就会很深刻（学者1）。

另一名学者同样强调了数字环境下对文献内容互文性的关注。

（阅读电子文献时）如果看到与自己的心理预期相符的信息，就会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有意识地寻找和它在内容上契合的片段（学者3）。

有学者结合自身实例指出，查阅纸质史料时会在阅读过程中逐步提炼若干个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要素，并据此明晰阅览文献的重点目标，形成对文献内容及其性质的判断框架。但在数字环境下，“扫描” 文献的范围一般更大，同时会关注与文献内容相关的更加广阔的问题视域。

翻阅涉及同治、光绪年间XX 省XX 府 “荒政”的纸本史志时，会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而确定几个关键的点：灾情、官府赈济、商民捐纳等等，然后看哪些地方的信息能和这几个点对上……如果是阅读与“荒政” 有关的电子版资料，则不太会下意识保持这个习惯，而是粗略地查看更大范围的材料，即使它们与研究问题的直接关联并不十分密切（学者9）。

5.3 汇集信息阶段

有学者提到，如果要收集纸本书或纸质档案，很多时候会收集整个单元，同时会有意多收集以防遗漏，并保持其中各个部分的原有排序。而对于电子资源来说，收集零散片段、改变原有结构层次的机会更多。将纸质参考书收集起来，有时只用里面一两个章节或一两个关键句，但由于位置不集中，必须将整本或整个有关系列取走，因为如果遗漏了重要信息，再取再用很麻烦……为方便找到之前做过的标记和关键内容，它们原有的排列顺序一般会维持原状，尽量不会打乱……电子资源不同，零散的重要片段随见随记，然后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研究目的设不同的类目保存。如果是比较完整的电子资料或电子书，有时在汇集完需要的内容后，会按新的专题做进一步整理（学者6）。

还有学者在访谈中提到了记录过程。纸质史料和研究文献十分庞杂，有时要针对分散的内容位置，在合适的地方标注出处来源，方便日后追溯，但纸本记录的效率较低。在数字环境下，信息记录的灵活性更高，但部分片段来源的确认需要较多的工作量。

有时纸质史料的数量和内容比较多，关键信息分布还很分散，比如之前的 《教务杂志》 所见传教士与民间风俗研究，在大量书籍资料的不同地方做标记或插标签，内容汇总完成后将来源出处分别记下来，用纸笔做很繁琐，而且不好修改……一些网上资料好一点，检索方便，彼此以某个关键词为中心形成联系，用Office 软件汇集信息可根据这种联系逐一进行，不用涂改，选择比较灵活。但有些网络资源的内容片段难以确定实际出处，需要不断查寻核实，有些麻烦（学者7）。

有学者同样提到了数字环境下电子文献信息的来源辨识问题。事实上，网络中信息线索的 “泥沙俱下”不仅可能会造成出处确认的困难，同时也使来源信息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与纸质环境相比会更大。

在检索到的网络资源中看到某个人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比如梁启超在 《饮冰室合集》 中的某段论述，可能其中也标出了出自文集或专集的哪一篇、从书的第几页到第几页，但对照纸质的书一看，错讹之处特别多……出版年、出版者对不上，或者页号对不上，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搞出来发在网上的。如果不加甄别就拿来用，很容易以讹传讹，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学者5）。

6 分析与讨论

基于对访谈结果的整理与呈现，本研究从Al-Suqri模型过程的3 个阶段性环节，即 “分类” “筛选与选择资源” 和 “汇集信息” 出发，对中青年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在两种载体环境下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特征进行针对性讨论。

在分类阶段，学者对进入自身视线的文献信息进行感知和理解，在头脑中经过加工后，形成关于特定领域知识的思维体系。这种思维体系随着经验累积而不断清晰和强化，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完全结构化的，而类似于隐性知识的形成、相互作用与再生产的过程，产生的是由 “说不出来的东西” 构成的意义发散和关联系统。这种系统不同于现有的 “显性” 分类体系，但在两种载体环境下均受到其影响。在纸质载体环境中，内容分类体系依附于实体分类体系，信息片段和单元的呈现序列与学者接触文献单位由大到小的过程同构，因而内容间的 “链接” 相对有迹可循，对学者思维体系形成过程的影响更大，思维体系本身更趋直观；在数字环境下，实体分类体系不复存在，内容分类体系独立影响学者思维体系形成过程，更多是以“导航” 方式构成对信息接触顺序的规定性，作用更为隐蔽。而就内容本身而言，由于接触顺序限制更具有弹性，片段信息相较于单元整体对学者认知的影响更明显，信息偶遇的机会更多，不同片段间更隐性、更深层的 “链接” 被建立，学者思维体系的结构化程度更低，形式、内容更丰富且更难以预测。

在筛选和选择资源阶段，学者即对纳入认知范围的信息对象划定边界，确定哪些信息被采纳、哪些信息被排除在外，以及被采纳的信息在思维体系中所处的对应位置。这种判断不是从一开始就直观明确的，而是一个随着学者阅读的深入而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基于思维体系将信息对象进行进一步细分。决定学者是否采纳的标准有若干方面：对信息源权威性的判断、对内容真伪的辨别、对信息主题的判断，以及作为语义表面形式的话语系统是否与学者形成的思维体系相互通约等。在两种载体环境下，后两者的影响没有根本差异，但前两者的情况则不相同。在纸质载体环境中，对信息源权威性与内容真伪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与纸质载体及其附着物的形式相联系，如纸张、字迹、图表、签章等，同时也离不开文献单元间的有机联系（档案文献尤为明显）。而在数字环境下，信息源权威性的判断较前者复杂且更困难，文献内容真伪和文献单元间有机联系的辨别更有赖于学者对信息形成、传播背景和整体语境的感知力。信息接触的细粒度化可能使学者对文献单元整体的区分与选择更少，对微观片段的区分和选择更多，对错误和无关内容的识别与判断更依赖于总体信息环境而非具体单元。

在汇集信息阶段，学者将不同片段、不同单元信息加以汇总，根据研究设计的逻辑链进行整序、排列和呈现，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修改已有内容、创作新的内容。与数字环境相比，纸质载体环境下实体分类与内容分类并存客观上给细粒度的信息组织造成了阻碍，因为文献单元构成的序列是必须遵循的搜寻路径，跨越不同单元将信息片段整合在一起本身即具有繁琐性。“链接” 不通畅使学者从一处内容跳至另一处内容费时费力，与 “小片段” 的迁移汇集相比，专注于有限地方进行大批量信息摘取相对更加方便，但由于实体分类依赖于特定空间，其 “来源” 无疑是直观的，这种清晰和确定性可能使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准确著录相对更易于实现。而对于数字载体环境来说，“链接” 数量的丰富和内容接触的细粒度化能够缓解上述问题，提升微观信息的可见度，但内容分类本身不依附于具体空间，数量众多的 “小片段” 散布于学者感知的总体信息环境中，这有可能使来源信息更难以确认和辨别，出现引注错误的概率可能更高。此外，与数字载体记录相比，传统的纸笔记录缺乏灵活性，许多操作及其效果（如字体变换、片段复制粘贴、直接在文中插入内容、内容删除后原空间重用等）较难实现，而数字化记录工具可在学者熟悉功能和改变习惯的前提下，为完成信息汇集提供更多选择。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以Al-Suqri 模型和面向10名中青年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访谈结果为主要参考，提出针对纸质环境（图3）和数字环境（图4）中人文学者学术信息搜寻细化过程的Al-Suqri 扩展模型。

图3 针对纸质环境学术信息搜寻过程的Al-Suqri 扩展模型Fig.3 Extended Al-Suqri model on academic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 in the paper environment

图4 针对数字环境学术信息搜寻过程的Al-Suqri 扩展模型Fig.4 Extended Al-Suqri model on academic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就内容而言，扩展模型中过程的各个阶段不宜理解为彼此之间存在严格清晰的边界，其本身只是用以描述以中青年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为代表的人文学者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特征的结构化形式。对学者而言，分类、筛选、选择资源、汇集信息等环节并非必然会严格遵循先后顺序完成，在实际搜寻活动中它们可能会相互渗透和交叉。如学者在汇集信息的同时可能仍在形成和修正自己的思维体系，而划定信息资源取舍边界的过程可能也与记录过程同步，这取决于人与信息资源交互的实际动态和个体神经心理活动等的影响，其机理远非单一的信息搜寻过程所能解释和覆盖。基于特定群体和情境的信息搜寻过程既有其合理之处，在进行操作化、概念化时也不可避免存在对信息现象的简化和失真反映，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形成判断问题的敏感性。

7 结语

由上述分析和讨论过程能够看出，在数字环境下，人文学者的学术信息搜寻行为与纸质环境相比具有不确定性更强、完成路径更加多样化、影响因素更趋复杂等诸多特征。对于数字环境下的人文学者而言，这些新特征体现出其思维认知已由较多受制于 “物理空间” 转为更多受制于 “概念空间”、其研究方式由主要关照粗粒度内容转为更加关照细粒度内容的重要变化。长远来看，这一变化将可能对数字环境下人文学术成果的生产和传播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跟踪分析。

整体来看，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未对声音和图像信息搜寻行为给予足够重视，实际关注的只是中青年近现代史学者的文字信息搜寻行为，但对文字信息各种不同情形的区分判别也不够细致。许多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常见的视觉信息传递形式，人们对声音和图像信息的感知、理解和记录过程可能存在和文字信息不同的情况，而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横排文字和竖排文字的情况也可能不一样。这既需要完成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还需要从信息交流活动的本质入手，从更底层、普遍的媒介现象出发加以审视。正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23]，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本身代表了另一种意义的信息，可为人们理解客观事物提供认识论和 “隐喻空间”[24]。除了载体意义的纸质媒介和数字媒介外，还有视觉媒介与声音媒介，视觉媒介中的文字与图像、图像中的静态图像与动态图像等也都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蕴含特殊的技术性功能和规则，在具体情境和背景下产生特定的交互效果。因此，研究者在关注作为人类实践和思维活动产物的文献内容时，还应关注人文学者是如何接受媒介及其传递的信息的，学者的认知惯习和研究境遇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了这一过程。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思考文献内容蕴含了创作者的何种意图，媒介本身是否 “异化” 了这种意图的呈现形式，而它又是如何及为何被学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读，使之形成个性化思维体系，产生选择和汇集学术信息的行为。对这些未知问题的研究将是一个宏阔的命题，关乎数字转型的未来前景，不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需要宽广的视野和精准的问题关怀。

作者贡献声明：詹逸珂，拟定大纲、实施访谈、撰写论文；陈析宇，完成文献综述、技术编辑、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