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志娇（吉林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吉林 132022）

一、“癸卯学制”颁布的背景

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构成它的要素很多，但总体上看，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流，佛道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伴随着中华民族长期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渗透在古代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强调教育的经济和社会功能，突破教育重政治功能的局限，强调以教治国；重视普及国民教育，突破了“学而优则仕”的培养目标；转向实用技艺之学，突破了传统教育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专业教师队伍的出现，教学观念发生转变。这是一种封闭的单一的教育体系，它直到清末才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新学制的出现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传统教育逐步走向瓦解，一方面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传统教育本身呈现出的种种弊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明清时期，是世界文明大发展的特殊时期，此时工业文明的发展，让仍处在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逐渐落伍于世界，尤其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教育依然保持着传统封建教育的特点。但事实上，封建社会已经暴露出种种“衰世”景象，传统教育已经不适用。首先，官学教育已经名存实亡，虽然到了晚清时期，学校教育在形式上仍然是完整地，但很少从事系统完备的教学活动。其次，教学内容愈发空疏和不切实际。清朝在学术方面热衷于义理，教学内容继续延续所谓儒学正宗，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人才培养只能成为统治者统治社会的工具。第三，科举考试越来越腐败。科举制作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根本途径，不可避免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逐渐沦为科举制的附庸，科举制的腐败严重地影响着教育质量，科举制成为严重束缚教育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教育观念不断受到质疑。另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严密的封建统治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而清政府政治统治基础动摇，官吏腐败，经济面临破产，这种种社会问题，使得国人不得不从“天朝上国”梦中惊醒，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不断流入中国推动着先行觉悟的知识分子从传统观念中挣脱出来，开始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

二、“癸卯学制”的制定

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对教育都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都相继建立了一些新式的学堂，冲击着传统教育体系。但是这些学堂毕竟数量有限，而且不同的主办者的观念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学业年限、课程设置、学业程度、培养目标等多方面都是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而且，尽管这一时期，教育改革已经风起云涌，但无论是洋务派的教育实践，还是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新兴的教育观念，并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渗透在国家的各级普通教育中，表现为国家意志。所以，通过创建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来确立统一的标准，加强对各地新办学堂的规范，已经成为市政府和办学者的共同愿望。“癸卯学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01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自此揭开了清末教育新政的大幕，此后，为了保证新政的顺利实施，任命张百熙作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的教育体制的构建方案。1902年，在张百熙的主持下，拟定了学制系统文件，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的学制系统，但是，“壬寅学制”未经实施，就遭到了质疑，多是由于主持制定学制的张百熙以偏护新学而遭到非议，而因为过于仓促，学制本身也存在不足，这种情况下，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于1903年6月以“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派张之洞同办学务，在新学制制订中，张之洞起着主要作用，事实上是新学制的灵魂。其中像“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学堂之中国文学课程”等比较重要的内容均由张之洞亲手 制定。[1]

三、“癸卯学制”的实施对近代教育观念的影响

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教育变革往往是教育观念的变化引起的，只有突破旧的观念，形成新的教育观念，将这种教育观念上升到制度层面，并且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这种观念才会对教育的各个环节和方面起到导向的作用。教育观念的建立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对新的思想观念的传播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癸卯学制体现的教育观念是近代以来教育观念发展演变的总结，也是此后直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总纲。

第一，癸卯学制确立的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方向。

癸卯学制是以日本学制为样板结合中国实际制定的，学制基本上将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在中国确立，它包含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大板块，普通教育中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级阶梯，还包括课程设置、管理方式、教育系统等详细的规定。整个制度体系非常完备，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也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如缩短初等教育的年限，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教育制度，还有改良师范教育等等。完善和细致的规定，确立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以后的教育改革都是以这种框架和模式为基础进行的。学制中体现的国民基础教育和各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观念成为近代教育目标的两个基点，教师职业、教学方法、教育组织、教学评价、学校管理等方面的现代教育观念都标志着癸卯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轫，先进和科学的教育理念以此为肇始，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第二，癸卯学制的实施推动了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变化，客观上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进一步现代化和科学化。

癸卯学制实施后，各地新式学堂迅猛发展，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级各类学堂37888所，学生在校人数达到1 024 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47 895所，学生人数达1 300 739人。[2]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基本理念，所以在学制在制定之时，希望“中体西用”思想能处处得到贯彻，但事实上，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与新学制是紧密相随的，当课时标准、课程设置等教育实际操作层面已经采取西学的模式，“中学为体”也就是停留在表面的口号而已，这是“中体西用”本身的理论缺陷所决定的。伴随着新型学校出现，癸卯学制实施下的新教育培养出的大量新型知识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教育，掌握了现代知识，在新的教育环境下，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成为反封建的前锋，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推动力。

第三，癸卯学制本身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局限，社会变迁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教育观念取代其残留的保守的封建教育观念。

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是清政府面对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危机，希望以教育为突破口来缓解各种危机的策略，所以不管是在内容的设计上，还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封建保守性是不可避免的。如在教学内容上，读经仍然是受到偏重的，尊孔读经是封建国家维护其统治根基的重要原则，癸卯学制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长达17年，读经讲经贯穿始终，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是封建国家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又如女子教育地位问题，癸卯学制在教育对象上最初是排斥女性的。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这些旧的观念如同不合时宜的封建体制一样遭到了质疑和最终的淘汰。如在学制实施过程中，由于科举制与新学制中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矛盾，作为新式学堂发展的障碍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宣布废除。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颁布教育方针，其内容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时期的教育观念体现了清除封建性、强调男女教育地位的平等、继续注重实用技能教育等特征，这是资产阶级教育观念的体现。

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人们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新的教育价值取向逐渐开始突破了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教育观念，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型是近代教育变革和发展的先声。“癸卯学制”的制定是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课程体系中体现的普及的国民基础教育观念，课程设置中科学的现代教学科目的设置，现代教学观念等都突破了传统儒学教育的束缚，是中国近代教育观念转型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的实施改变着近代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推动着近代教育观念的更新，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的实际进程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癸卯学制”不可避免地携带了一些封建遗毒。时代不断变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的职能和作用也相应发生变化，我国的教育事业经过百年的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型，百年前的“癸卯学制”的实施使当时的国人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突破传统的教育观念，有了关于教育的基础地位和特殊作用的认识，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完善，这些都具有长远的意义，值得我们在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以便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