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离到统合：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2022-02-26汪青李明

理论导刊 2022年2期

汪青李明

摘要：全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信息传播呈现出“现象级”变革，实现了由以往的“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转变，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境遇。与此同时，全媒体场域中的多元思潮、推荐算法、“过滤气泡”“信息茧房”，不断遮蔽着作为“普遍适用参照点”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整合力、传导力和效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规范技术驱动、加大优质供给、提升媒介素养，构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突破路径，让全媒体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建设。

关键词：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赋能;背离;统合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2-005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的思政课教学机制与路径研究”（19VSZ012）。

作者简介：汪青（ 1996-），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李明（ 1978-），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推荐算法、人机交互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我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和传播秩序发生了深刻变革，整个人类正由“人找信息”的传统媒体时代步入“信息找人”的全媒体时代。习近平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要“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1]。全媒体作为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一环，对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全媒体的综合优势，将全媒体嵌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全过程，实现全媒体场域中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与方式的融合统一，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建设。

一、全媒体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

“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2]，但它却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阵地。在全媒体场域中，平台媒介、技术工具、日常生活、兴趣偏好分别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度、精度、厚度和效度，传播载体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智能化、传播内容的生活化、传播受众的社群化，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境遇。

（一）传播载体多样化，平台媒介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度

全媒体以更加多样化的平台媒介为载体，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想要了解的信息，突破了过去传统媒介仅仅以广播、电视、报纸来传递思想、输送信息的局限，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度。全媒体的平台载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资讯类平台，如今日头条、天天快报、一点资讯等;二是视频类平台，如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三是社交类平台，如微博、微信、QQ等。平台媒介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拥有的两大优势：一是全媒体传播载体的表达方式呈现出立体化的特征。全媒体的传播载体不是单一的，而是拥有各式各样的平台载体，其能够呈现出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复杂的信息表达方式，实现了多种平台媒介的融合接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立体化的表达方式。二是全媒体传播载体的接收方式呈现出多维性的特征。各种各样的传播载体让用户能够实现人、信息、媒介之间的多维便携沟通，用户甚至可以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倾向，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多维性、交互化的接收方式。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 “一个新的权力来源正在出现，它不再是少数人手里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3]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普遍适用参照点”，它的来源正是对主流话语权的广泛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媒介无疑占据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位置，它凭借呈现方式的立体化和接收方式的多维性，迅速提高了用户的数量、增强了用户的黏性，引起了社会信息结构和传播秩序的深刻调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传播中心。由此可见，它深刻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度，建构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载体新境遇。

（二）传播方式智能化，技术工具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度

全媒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推荐算法等技术手段，精准高效地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信息推送和信息反馈，为用户提供了“因人而异”的内容，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度。全媒体的智能化传播方式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系统实现：一是记录系统——海量化收集数据信息。用户在使用全媒体的平台媒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留下姓名、性别、年龄、点击、收藏、评论、转发等行为轨迹的数据信息，平台则会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与存储，记录下每一份历史数据。二是分析系统——标签化勾勒用户“画像”。平台媒介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整理、归纳，并依据人口、兴趣、地理等要素为用户打上信息标签，再通过用户的标签构建数据信息模型，勾勒出具有用户信息偏好的数据“画像”，实现对用户个人信息特征的精准把握。三是分发系统——精准化信息内容推送。根据记录系统收集的信息数据和分析系统刻画的用户“画像”，推荐算法依据一定的函数公式自动对人与信息进行精准匹配，推荐“懂你”的信息，实现内容的“定制化”分发。四是回收系统——交互化点赞评论反馈。全媒体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用户的体验感受进行实时回收与反馈。用户通过点赞、评论、收藏等互动方式向媒介反馈自己行为特征和兴趣偏好，全媒体回收这些数据信息以此来不断优化改善自身。四个系统有序完成后，在第四个系统中反馈回收到的信息又会返回到第一个系统中进行记录，形成一个信息传播的闭环。

“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4]作为新型“技术统治”的全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全过程的自动化，为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用户生活之中提供了智能化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推荐算法等看似没有意识形态，但實际上，信息的来源、算法的编辑、平台媒介的运行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人类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开启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逻辑新境遇。

（三）传播内容生活化，日常生活加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厚度

全媒体的传播内容以日常生活为导向，更加贴近普通受众的实际生活需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加深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厚度。全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不是总关注“高大上”的内容，关注宏观层面上严肃性、官方性的“国家大事”，而是更多关注“接地气”的内容，关注微观层面上碎片化、生活化的日常小事。全媒体绘制的图景一般以娱乐、体育、财经、消费、社会等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信息为主要内容，具有深入群众实践的生活气息，并且其叙述话语尤其生动形象，因而易被用户真正从心底接受与认同。传统媒体的构建图景则更多是围绕政治性话语展开的，其在传播过程中有传播内容宽泛、话语表达空洞僵硬的一面，因而具有脱离受众日常生活實践的倾向，易引发受众的抵触心理。概言之，前者更倾向于微观的、生活化的内容创作与表达，后者则更倾向于宏观的、严肃性的内容创作与叙述。对比两者可见，前者无疑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加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厚度。

匈牙利思想家阿格尼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写道，“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5]，必须深入微观层面才能为受众由衷接受。意识形态作为人们思想层面的“社会变革”，也必须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实际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内容传播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宏大叙事”式的，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所主导的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反馈模式，通过党媒、官媒等进行直截了当的“灌输”;另一种则是以日常的、生活化为导向的，由非正式媒体尤其是平台媒介制作和宣传的模式，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受众进行熏陶。全媒体必然属于后者，它联系生活实际，推送关于学习、情感、生活、工作等用户能切实感受到的内容，具体而生动、活泼又形象，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建起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叙述逻辑新境遇。

（四）传播受众社群化，兴趣偏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度

全媒体以共同的兴趣偏好来吸引受众，大大增加了用户点赞、评论的热情，引发信息传播的裂变，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度。通常情况下，全媒体通过设置议题，引导话语走向，吸引大量用户点击、阅读、转发，促使信息传播发生裂变效应，并通过用户的关注和订阅，将传播受众聚拢于该议题的小团体内，形成特定的网络社群。因此，全媒体在这个特殊领域内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受众的认知。例如，哔哩哔哩的百大UP主罗翔，以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阐发了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吸引了一大批渴望增强自身法律素养的受众，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度。还有微信的公众号、微博的超话等，都是基于某一领域共同兴趣偏好组成的特殊社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该特定领域的话语权，其弘扬正能量的内容亦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反观传统媒体，更多的是从官方固有的角度出发，信息的分发投送依据固有的版面而设置，无法及时凝聚该领域的受众力量，每一个用户分散成相对独立的个体。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需要注重用户的个人情感和价值偏向，要根据受众的兴趣偏好进行及时调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 “血缘”“社缘”等要素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正在向以全媒体为核心纽带的关系模式转变。传统媒体的“单打独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力减弱;而基于共同兴趣偏好的现代网络“粉圈”无疑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他们集结某个专业领域趣味相投的用户，形成了特定的网络社群。毫无疑问，凝结了传播受众共同兴趣爱好的全媒体，在该特定领域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优势，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受众逻辑新境遇。

二、冲突与背离：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困境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是全媒体的多重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在带给我们全新信息传播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遮蔽前者的风险。全媒体场域中的多元思潮、推荐算法、“过滤气泡”“信息茧房”，不断遮蔽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整合力、传导力与效用力，致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权威消解、工具异化、信息失真、用户迷失的现实困境，给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权威消解：多元思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

全媒体场域是一个充斥各种信息的“舆论广场”，它在给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传递与信息接收渠道的同时，也为多元思潮的泛化提供了场所。全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使用户能够更加自由开放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本土腐朽价值观念等的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可以说，全媒体场域中多元思潮的不断交流碰撞，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性。

1.丰富的媒介资源冲击着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由官方权威部门掌控，媒介传播的单向度使信息可以直达用户，蕴含意识形态的内容可以直接辐射，受众更加愿意相信并接受来自官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入全媒体时代，丰富的媒介资源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场所，开放性的平台媒介为多元思潮的泛化提供了生存土壤，致使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被瓦解，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性。

2.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借助全媒体平台潜入渗透。全媒体平台不仅是促进社会信息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某些西方国家不怀好意，利用其自身固有的资金、技术等优势，借助全媒体丰富开放的平台载体进行意识形态的潜入渗透。他们通过宣扬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想，裹挟西方资本主义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攻击，企图解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扰乱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引发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3.本土腐朽价值观念利用全媒体平台沉渣泛起。全媒体平台减小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分发信息的难度，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提供了重要渠道。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全媒体平台开展“黄、赌、毒”等非法活动，向受众传播“性、星、腥”等负能量内容。这就导致了本土腐朽价值观念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沉渣泛起，引发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与碰撞，掩盖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信息，最终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

（二）工具异化：推荐算法离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力

全媒体场域不仅是推荐算法的发生地，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场。所谓推荐算法是指“通过对用户阅读、社交、爱好等习惯的‘画像’向用户推荐‘懂你’的个性化内容，从而实现用户需求与信息供给的高效对接”[6]的信息匹配和内容分发技术。作为全媒体关键技术的推荐算法，大大加速了信息分发的自动化进程，使用户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然而，随着人们对该技术依赖的逐步加深，部分技术开发者和应用者陷入了一切以技术为标准的“技术拜物教”，忽视了价值理性、忘却了媒介素养，离散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力。

1.推荐机制陷阱，内蕴技术工具异化。推荐算法是平台媒介进行现代化信息传播所必須依赖的技术之一，在全媒体场域中信息分发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都代表着选择，都意味着判断，都承载着价值”[7]。分发推送信息的机制是根据用户个人偏好来决定的，而用户一般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内容。所以，算法本身也以此为宗旨，代码的背后蕴含着价值倾向，陷入了以用户偏好为指标的分发陷阱，而具有严肃性质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很难获得推送，引发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工具危机。

2.价值理性缺失，开发人员主体性丧失。推荐算法的编辑与开发离不开技术开发人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开发者个人的价值偏向嵌入其中，使得算法一开始就带有开发者本人的情感与倾向。在算法展现出单纯以人工力量无法实现的“超能力”时，开发人员陷入了技术的狂欢——他们认为技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技术是一切事物的“神”。质言之，部分开发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以技术为标准，丧失自己应有的理性判断，陷入“技术拜物教”的价值盲信盲从之中，无法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完整嵌入传播的全流程。

3.商业资本裹胁，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推荐算法作为一项先进的信息分发技术，不是所有传播机构都能掌握和拥有的。它需要收集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研发，投入巨大的资金费用维持运营，因而更多的被大型、巨型的商业公司所掌控。然则，商业公司追求的永远都是利润的最大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因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被算法边缘化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媒介受到商业资本的裹胁，夹杂了资本的“意志”，破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整合力。

（三）信息失真：“过滤气泡”阻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传导力

全媒体时代，“过滤气泡”构成了信息传播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气泡为用户营造了一个想要看到的信息世界，提升了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气泡又过滤了用户需要看到的信息世界，增加了信息失真的风险。“过滤气泡”的概念最早由伊莱·帕里泽于2011年提出，他发现“两个人使用谷歌检索同一词语，得到的结果页面可能完全不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浏览同一个新闻事件，看到的新闻倾向也可能完全不同”[8]。换言之，在全媒体场域中气泡会以兴趣偏好为导向，为传播受众构筑起一道隔离异质信息和价值观念的藩篱，使部分真实的信息无法有效传递，破坏了传播内容的完整性，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传导力。

1.气泡滤除“杂质信息”，营造线性拟态环境。全媒体场域中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鱼龙混杂”。“过滤气泡”则打破了这一局面，为用户营造出线性的、单向度的“拟态环境”。这在给用户营造没有杂质信息的单纯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内容流失的风险。从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而言，气泡的持续性作用必然会导致传播受众陷入相对封闭的信息链条中，“拟态环境”无法让受众构建自身完整认知，因而必然导致用户视野的窄化和传播信息的失真，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畅。

2.气泡传播“虚假信息”，加速低俗内容传播。在全媒体场域中，作为平台媒介的传播主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取流量，不惜编造荒谬、虚假的信息内容欺骗大众。与此同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信息需求，常常是猎奇心重，对低俗内容较为敏感”[9]，因而造成了虚假、低俗等不良信息大肆传播。究其原因，是由于气泡特有的过滤机制所决定的。“过滤气泡”依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习惯进行筛选和过滤，一旦气泡认定用户偏向某个方面的信息，便会滤除其他信息而只推送相关信息。而大多情况下，虚假的信息、低俗的内容在一开始时就占领了先声，迫使“过滤气泡”偏向滤除正向价值观念的内容。

3.气泡叠加“同质信息”，促使意识形态极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必须以用户能够接收不同信息、形成自身判断为前提条件。然而，气泡不断叠加“同质信息”，只会迫使全媒体场域被同一性和均质性的信息内容所充斥，以至于在社群之间无法交流的情况下，内部人员的思维习惯、价值理念、思想倾向会逐渐趋同，排斥接收任何不一样的信息。当这种状况累加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导致意识形态偏激化和极端化，引发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风险。

（四）用户迷失：“信息茧房”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用力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阐释了“信息茧房”概念。他认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之中”[10]。在全媒体场域中，受众是内容信息最终的归属地，用户接收信息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传播负载的价值。用户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而织就的茧房里，无法获取任何与自身意见相左的信息，极易使用户迷失在“讨好性”的信息包围中，从而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用力。

1.茧房导致用户价值判断丧失，意识陷于“信息孤岛”。价值判断是独立人格主体进行思维活动所必备的基础，这就要求全媒体场域中信息传播内容必须是正确的和实在的，能为价值判断提供正确的坐标导向。然而，茧房只提供给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屏蔽了其他方面的信息，致使用户被单调的信息包围，引发思维习惯、价值倾向、思想理念的固化。人们无法正确对信息内容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成为人云亦云的“信息乌合之众”。因自我意识围困于“信息孤岛”，用户沦为孤岛的“原住民”。

2.茧房加速用户偏好分化，引起个体对立和“群体极化”。由于不同人群的思维方式天然的不一致性，导致用户后天的兴趣偏好也不尽相同。茧房效应则加速了这一兴趣偏好的分化过程，导致严重的“群体极化”危机。“群体极化”由美国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 1961 年提出，他认为，“当一个人身处于某个群体时，他所作出的决策更容易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进而作出比原先更为过激的决定”[11]。茧房编织的单纯信息环境中，因个体一直沉迷于令自己愉悦的内容无法自拔，周围群体没有任何反对或不一致的声音，致使用户对原有信息更加深信不疑。因此，用户的思维、习惯、行为等容易偏激化与极端化，引起个体的对立和“群体极化”，进而引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混乱。

3.茧房实现用户话语观念控制，使社会堕入“沉默的螺旋”。茧房效应固化受众兴趣偏好，当这种兴趣偏好在社会上占优势的时候，必将导致“沉默的螺旋”。所谓“沉默的螺旋”是指“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缄口不言’”[12]。也就是说，当全媒体场域中的茧房效应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导致社会上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其他声音被迫从公众的话语体系中消失，从而实现其对用户话语观念的控制，危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用力。

三、协调与统合：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突破路径

面对全媒体境遇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困境，我们必须沿着坚持一元主导、规范技术驱动、加大优质供给、提升媒介素养的解蔽理路，集聚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强大力量，以综合性手段构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方式融合统一的突破路径，从而占据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高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正循环”。

（一）坚持一元主导，打造坚强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队伍

打造一元主导的传播队伍是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关键，其针对的是传播主体消解的症结。全媒体赋能的传播载体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其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度，但同时也为多元思潮的泛化提供了路径，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鉴于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并从媒介资源、人才资源等多重维度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队伍建设。

1.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党管意识形态就是要坚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巩固党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威。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1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将全媒体场域这一巨量信息交汇的“舆论广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主场”，进而巩固党在全媒体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2.推动媒介资源融合，搭建“中央厨房”推进常态化运行。一元主导并不意味着全媒体场域中平台载体的“单打独斗”。恰恰相反，要推进各种媒介资源深度融合，通过搭建“中央厨房”推进常态化运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多维助力。“中央厨房”是指“采集同一个内容素材进入全媒体数据库，媒体内各类传播渠道、子媒体根据需要对这些素材进行二次加工”，按照需要“通过多种媒介逐级发布、传播”[14]的系统工程。换言之，要搭建“中央厨房”作为媒体的“大脑”和“神经中枢”，通过高效整合全媒体行业的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逐层逐级联动传播，形成传播的裂变效应。

3.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培育“德艺双馨”的人才团队。全媒体时代，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前提。为此，必须培育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团队，加强人才对全媒体行业的支撑。一方面，要培养具有高尚品德的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全媒体行业的科技研发与科技管理人员的意识形态素养，规范其职业操守，培育其良好的品德素养和道德情操。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科技素养。要鼓励意识形态理论工作人员结合新时代、新技术、全媒体等进行创新性研究，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全媒体场域的全流程。

（二）规范技术驱动，构建合规有序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

构建合规有序的技术驱动是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前提，其针对的是传播方式失控的症结。科学技术的狂潮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推荐算法等新兴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数据信息的“气泡化”和“茧房化”处理，必将导致信息窄化和理性缺失，随之科技自身也日趋机械化与僵硬化，危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鉴于此，我们必须规范技术驱动，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向平衡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技术支撑，打造全媒体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方式。

1.优化推荐算法，用技术本身矫正算法缺陷。推荐算法作为平台媒介的核心技术，以传播受众的兴趣偏好为導向。然而，用户更倾向于“短、平、快”甚至低俗虚假的不良内容，致使主流意识形态陷入“失语”的境地。鉴于此，要研制推荐算法的反向路径，在算法设计之初就嵌入推荐正能量内容的代码，将用户偏好以外的内容编进算法之中，以优化推荐机制、开拓用户视野。不仅如此，还要用其他技术工具矫正算法缺陷，合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助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2.匡正工具理性，用价值理性驾驭科学技术。无论是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应用者，都应防止被工具技术所奴役，要用自己的价值理性去驾驭科学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推荐算法、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看似是中立的，但“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7]。因此，必须对全媒体场域中的技术开发者和应用者加以价值理性的引导，在技术的全生命周期内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厚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理性根基。

3.建立约束机制，明确科学技术的法律边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源于商业资本的助推，而资本的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当科技与资本结合时，便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危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鉴于此，必须建立全媒体行业的约束机制，明确科技运用的法律边界。一方面，要分别对传媒企业、技术开发者、技术应用者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他们的技术活动与技术行为，使其发展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另一方面，要加速推动科技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出台更加细致、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以立法明确科学技术的使用边界。

（三）加大优质供给，创造正向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

加大优质的内容供给是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分发基础，其针对的是传播内容失真的症结。全媒体场域中“过滤气泡”对部分信息内容的滤除使传播的真实性大打折扣，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力。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大优质供给，以“内容为王”，打造全媒体平台新阵地。在供给内容来源上，要优化“推荐池”内容，注入更多蕴含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在供给内容表达上，要构建“生活化”话语，以生活化、碎片化的语言将主流意识形态“灌输”于日常实践;在供给内容审核上，要强化“把关人”职责，明确全媒体场域中信息传播的监督审核职能。

1.优化“推荐池”内容，赋予正能量意识形态内容更高权重。“推荐池”是全媒体进行信息推荐与分发的素材来源，无论何种传播题材，都要从海量的“推荐池”中进行选取和推送。全媒体场域中的内容推送以用户个人的兴趣偏好为导向，极易导致“信息窄化”的风险。因此，必须向“推荐池”中注入更多丰富多元的优质内容，尤其是要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充满社会正能量的意识形态内容置于日常推荐的优先级别，赋予其更高的权重，让全媒体的内容供给“有材可取”。

2.构建“生活化”话语，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话语若总是高高在上、无法反映人民生活，必然会被用户所排斥。“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5]因此，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建，必须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展现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要注重语言表达的生活化、碎片化，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润物细无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3.强化“把关人”职责，落实传播内容审查和意外追责制度。平台媒介载体所运用的技术工具不具有自主意识，难以对信息作出全面且真切的考量，易造成传播信息的价值偏离。因此，必须强化“把关人”职责，加强人工对传播内容的检测与审核，辅以技术工具为参考，对那些打擦边球的信息要严格落实内容审查制度。同时，要落实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意外追责制度，利用追责制度倒逼平台媒介加强审核，从而强化“把关人”作为不良信息“筛选器”的职责。

（四）提升媒介素养，培养有辨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受众

提升媒介素养是全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高效传播的根本举措，其针对的是传播客体即传播受众迷失的症结。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传播受众“在各种媒介语境下获取、解读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16]。全媒体场域中茧房效应的持续作用，使受众迷失于信息的海洋中，降低了用户的媒介素养。鉴于此，必须向用户普及全媒体运营相关原理、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完善其崇高性道德美育，从根本上使其摆脱茧房的侵蚀，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受众中的影响。

1.普及全媒体运营原理，提升受众选择正能量媒介平台能力。全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通常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行管理运营。然而，普通受众往往对相关技术缺乏足够认识，对新技术负面效应导致的信息失真、内容偏差、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失效无所防备。因此，必须向受众普及全媒体运营相关原理。一方面，要如实告知受众全媒体平台媒介所具有的负面效应，新技术发生异化时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另一方面，要提升用户自主辨别各类信息平台的能力，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正能量内容平台。

2.培养批判性思维，增强用户对媒介信息甄别筛选能力。全媒体场域中不良信息的大肆传播对受众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培养用户的批判性思维，增强用户对复杂信息的甄别与筛选的能力。一方面，要让用户深刻认识全媒体场域中信息传播存在的局限性，增强用户对各种信息的甄别与筛选能力，培养用户自主选取符合需要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培养受众运用批判性思维考量表象背后的症结的能力，使用户在接收信息内容时，不仅能看到媒介想要呈现出的内容，还能看到隐藏背后的事实和价值倾向。

3.完善崇高性道德美育，依托个体涵养反制不良信息的侵蚀。崇高性道德美育是指用心灵将崇高性带入现实表象中，从道义与德行的高度审视社会上多元价值观交织与更替的现象，培养受众对是与非的审美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完善受众的崇高性道德美育，增强个体的人文素质涵养，以对全媒体场域中那些颠倒历史是非、混淆价值观念、否定英雄人物的内容进行自觉反击，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蚀，培养其坚定自觉地捍卫我国意识形态传播安全的人文涵养。

概言之，面对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新挑战、新困境，我们必须顺势而为，破除阻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藩篱，从信息的收集、生产、分发、反馈全流程构建突破路径，实现全媒体场域中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与方式的有效统合，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意识形态的战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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