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杰

（赤峰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赤峰 024000）

《雅典的泰门》创作于十七世纪初，较《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等作品而言在莎士比亚悲剧当中略显风姿平庸，因而未能成为学界研究的娇宠，却自出版伊始便当仁不让出没于风口浪尖，从未退出戏剧评论的焦点漩涡。语言平实粗粝，结构松散率意，性格转变唐突等因素致使其历年来饱受众多批评家的攻诘，尽管批评界甚至对于该剧究竟出自谁手争议迭出，此中假设和支持者各成矩阵，但其中不乏某些结论、推理、细节等因缺失确凿证实作为支撑而存在自相攻伐之嫌，不能作为据以理解作品的门径。如果说泰门的悲剧是吸引读者注意的磁石，那么泰门悲剧的形成原因则是汇聚众多研究者目光的门庭。虽然语言平实粗粝，结构松散率意，性格转变唐突等因素致使其历年来饱受攻诘。但也许正是这些数量可观的成见不断激赏着读者的解读意志，使得关于悲剧运行机制的讨论注定不会冷清。然而即便声部掺杂，也不外乎大都围绕两种思路：一种倾向于将泰门的覆灭归咎于主观失败，一种将泰门的消亡归结于客观毁灭。时至今日，在关于《雅典的泰门》的研究中，金钱是社会普遍罪恶根源的观点仍然强有力主导着国内分析及结论的走向。基于错误信任虚伪关系的主观失败和金钱腐蚀人性造成的客观毁灭是目前极具代表性的两大主导结论，然而伦理场域对个体命运的裹挟并未广泛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伦理作用于选择，选择即是伦理，伦理本质对于人物选择及其命运图谱显像至关重要。可以说伦理焦虑像旋涡一样，集静态的出处和动态的推力于一身，能够准确负责泰门一生的关系、抉择和结局。鉴于泰门所处时代生产关系正在发生悄然而剧烈的变化，所以将伦理问题放归伦理环境，将是拨开迷雾，理解作品、分析人物的明智之举。这样一来，看似简单而漫不经心的情节之下实则掩藏着复杂而深刻交缠的矛盾关系便顺理成章，而莎士比亚洞见一切的心力在伦理视角的观照下也尤为自然而然了。

一、伦理身份之辨——“名”与“实”

科林斯曾在《重读<雅典的泰门>》中明言，泰门由亲手栽植“理想的友谊”开始，到“近乎疯狂的状态”结束，从言行维护、乐在其中到惨遭抛弃、出离愤怒皆出于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纽带的错误信任。这种解读一度巍然独大，成为验证结论真身的主流。批评家们或从人性根源角度，或从心理机制层面入手，认为悲剧出自不辨真假的主观认知缺陷，泰门无法区别患难与共之真情和逢场作戏之假意，以致未能识破别有用心之人的真实面孔。然而遗憾的是，过分明显而顺畅的逻辑往往会是通往错误方向的门槛。他们共同漠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作品在表层叙事之下暗藏着戏剧反讽，即莎士比亚让泰门的理想因悖逆身份而生，又因贴合身份而亡。他试图破旧立新，一改权力庸属关系为话语平等关系，这种无视身份冲突的意图注定会走向夭折。伦理身份是伦理问题的外部呈现，也是伦理解读的基础环节。在《雅典的泰门》中，泰门伦理身份的复杂性在于表层和深层之间的裂缝与倒错。

无可否认，现实并不等同于言说，残酷的力量正是价值所在。泰门对于朋友和友谊的理解虽不能不说饱含真情，但是彼此之间并非遵循以平等为前提，以尊重为中枢的伦理范式，也并未形成互相支撑为表征、彼此成就为内质的双向情感流动模式。酒宴上的泰门华贵富丽，从来不吝表露慷慨，以此增进交游。“财”为天生，“用”由我定，财产最为“适宜”用以结交朋友。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被字里行间的赤忱所感动，然而鲜少有人注意到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陈列在这虚设的假想之后，高高耸立、无法遮掩。在当时象征权势、地位、话语权力和伦理优势的财产在他的表达中既无足轻重，又着意炫耀。细推之下不难发现，“朋友”相称之名暗含潜意识高地，标识领属之实。看似强烈的融合意愿实际上是经济关系上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权力角色上悬殊的对立实质，一表一里、一虚一实，二者相互补充和印证才是作品真正的叙事结构。

“各种不同地位不同性情的人，无论是轻浮油滑的，或是严肃庄重的，都愿意为泰门大爷效劳服役；一个个在他的面前屈膝，只要泰门点点头，就可以使他们满载而归。”[1]聚会场景仿佛聚光灯一样将上述叙事结构视觉化。雅典是泰门的雅典，围绕泰门飞驰运转。他作为活动组织者、利益输送者拥有绝对执行力，并作为无冕之王享受众人的一致膜拜。泰门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雅典的轴心，推动着社会这架机器不停运转，为部件之间的咬合即群体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负责。而锻造这根轴心的材料却既坚硬又脆弱，那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权力关系。戏剧以粗线勾勒刻画人物、临摹时代可谓入骨及髓。“服役”“征服”“屈膝”等速写风格极强的笔调准确而迅疾地向读者展示了以泰门为端点的单向性、非对等关系。我们要清楚地看到：首先，泰门和他者之间分属权力两级；其次，关系确立的前提是财产；最后，等级关系的维系表现为收益交换。“瞧，慷慨的魔力！群灵都被你召唤前来，听候驱使了。”这种关系既有致密往来，也携带先天缺陷。

当然，为了重新认识泰门的“慷慨”并探明“慷慨”背后的动因，我们必须认清作品中的伦理场域、政治规则和生活秩序无一不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真实镜像。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以及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社会的运行以馈赠与资助为基础，被资助者作为回报必须臣服于资助者，为其效忠。对上投身内外忧患，报效国家；对下施恩疏财，庇护附庸。尤其后者，泰门为同样身份的绅士们树立了榜样。佩特认为，莎士比亚在泰门身上留下了“理想封建领主”的鲜明注脚。正如马塞尔•莫斯所说，钱物互惠将带来权力转换，因为“接受礼物意味着接受者面对给予者时处于精神上的劣势[2]”由此可见，赐予带来命令，接受导致驯服，经济关系产生主仆关系。泰门当然深谙其理并精通此道，借助“礼物”在不同场合游刃有度、左右逢源，成功实现了权力置换。

二、伦理行为之变——从“资助”伦理到借贷伦理

很显然，如果无视历史语境，对文本映照的社会伦理视而不见，对经济运行及其相关权力运转不予理会，就会认为泰门的悲剧乃失察轻信所致，属咎由自取，就会陷入感性主义泥淖，将泰门的悲剧误读为浪荡子“败家”典型。单纯或过度依赖情节，而失去了对环境的考察，是不恰当也不负责任的。如果从表层关联看，泰门的落魄愤世确系个体行为，然而，伦理选择是个体处于伦理冲突中为维护伦理身份而做出的价值导向性决定。决定既非他人蒙蔽之下的一时冲动，也非全然是主观性格导致的一贯风格，而是往往出于对个体发展的长远谋虑及利害衡量。在这个意义上讲，泰门的慷慨就成为了理性主导助推之下的热情波浪，然而无论是沉浮其中的还是置身事外的人们都习惯关注波浪本身，并称之为“盲目”。他们没有意识到，泰门从倾囊相授的领主到愤世嫉俗的恨世者，其剧烈而深刻的转变也是一场社会伦理悲剧。剧目将英国封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转型时期搬上舞台，用鲜活的生命沦落生动揭示新旧伦理冲突对个体生存所造成的决定性推动，其中包括对行为抉择的深入裹挟和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

与封建领主经济中馈赠礼物带来特权和财富不同，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一味施舍必然带来众口吞噬和集体利用，因为物欲大行其道的前提下，道德守恒早被抛却，猎获财物和权势才是主宰一切的丛林法则，价值体系的巨变将不可避免地牵动着社会思想观念和个体行为准则的走向。身处时代变革旋涡中的泰门仍然抱有传统构想，希冀以施恩舍财换得身份巩固和尊严维系，无异于刻舟求剑，伦理矛盾就此形成。在私欲泛滥、利己主义横行的新世界，温情脉脉的宗法关怀因为不合时宜而趋于式微，任何承袭旧有道德传统的尝试注定被时代法则残酷碾压。管家弗莱维斯一语道破了泰门的伦理困境：“慷慨本来是天神的德性，凡人慷慨了却会损害他自己。”[3]可见，伦理问题的解读要回归伦理环境，而伦理环境离不开经济根基。

泰门的遭际已经无可挽回，必将与复杂的经济伦理考题正面遭遇，是继续封建传统，用慷慨换取权力，循老路；还是顺应时代，改变思路，走“捷径”？作为贵族心向过往，身处时代列车之上只能事出权宜，借助“高利贷”挽留荣耀。为此，后期泰门的经济状况窘迫拮据到了难以想象，“他现在送给人家的礼物，都是他出了利息向人借贷来的；他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4]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将履行封建领主的责任义务作为救命稻草妄图继续保有昔日荣光已然不切实际，泰门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身份让他选择，身份也令他陷入窘境。身份是他的动机，身份也成了他的遭遇。

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伦理身份的变更，借贷伦理终将取代“资助”伦理带来社会伦理法则的变革，同时会导致众多泰门们的境遇跌宕及命运转折。泰门的悲剧也就在于试图以欠债人的经济关系继续践行封建领主的身份，在借贷伦理居主宰地位的背景下依然固守封建伦理。“他的借款早已过期，因为爽约，我已对他失去信任了。”[5]，泰门成为了元老口中的“背信者”，强大的资本价值关系正以冷峻的姿态无情嘲弄着传统伦理体系。以元老为代表的“新人类”“审时度势”、当道弄权，他们从社会肌体内部形成病变，损抑遏阻了骑士精神，摧毁消解了贵族阶级，造成了无法抵御的传染。“现在不是可以借钱给别人的时世，尤其仅凭友情。”鲁库勒斯拒绝泰门仆人求助时，言辞果决，既是一种伦理选择，也是一种伦理背弃。商业经济下的伦理关系大获全胜，建立在情感信任基础上的伦理框架一去不复返，泰门的尝试犹如固执的信仰多少拥有了悲壮的力量。

三、伦理本质之源——“恨世者”的生存错位

清楚了泰门伦理悲剧背后的经济动因，进一步研究“恨世者”黯然退场的根由就有迹可循了。不可否认，在生存状态上，泰门与当时的雅典一直保持着疏离。伦理身份上的困扰和错位导致其在道德立场上无所皈依。对于他者，言必称“朋友”“兄弟”，丝毫不吝啬对友谊和忠诚的高歌与赞美，然而人物无论出身如何都被称作是泰门的仆人。事实证明，泰门并未和他人建立双向友谊。他言语上敬慕友情，行动上却处处拒斥朋友。对待财产相当的人际关系，他不予回应，当文提狄斯请求机会报答泰门的“大德鸿恩”时被泰门果断回绝；对待物力悬殊的仆人，他不加理睬，尽管上至管家下至仆人都一致称颂泰门的高贵德行，然而他们的忠诚却从未得到主子认同。这种错位始终执着追随，使之求而不能得，最终被社会冷弃。

既然身份确认是模糊的、倒错的，伦理混乱就是必然的。道德立场相斥作为伦理秩序对立冲突的外在表现，必将带来非主流一方的放逐，这一点泰门根本无法意识到。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恨世者”除了代表伦理选择和立场，更描述出一种生存状态，即个体与社会相隔绝。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曾分别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在前者看来，人称其为人在于社会性，单独的个体是病态的生存。“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6]社会性可以定义人，同样，社会性也可以反过来建构恨世指征；而后者认为“厌恶人类是出于知人不足而对人死心塌地地信任”[7]，尝试追究了恨世者的形成。前者将恨世归结为人向兽的堕落，后者认为恨世是神向人的下坠，是理想的失衡失意和失势。

尽管莎士比亚笔下的泰门也选择恨世，但是其恨世的本质及原因既不同于堕落也不同于失意，而是基于身份误判之下的盲目投入。付出“情感”时没有指向性，自然在遭受鄙弃时带有反击扩张性。当“朋友”背叛他，他便痛恨所有人类，将神祗般的大德鸿恩转化为野兽式的歇斯底里。乞求神灵降祸，唆使妓女散病，串通土匪抢戮，驱遣艾西巴第斯毁城。他如火山喷发，烈焰奔突，怒不可遏，以至无所不用其极。泰门的恨世是对人性和人类的全盘否定，也是与他曾经奉若圭臬的传统价值体系之间的彻底决裂，更是被崭新生存范式弃如敝履之后的激进质疑。但归根结底，其恨世悲剧是由伦理身份错位造成的。

也许泰门留给自己的墓志铭最能说明问题，他让后世不要追寻他的名字，但又大声疾呼，昭告天下，“这里躺着的是我，泰门，生前憎恨所有世人”[8]。这既是一个悖论，肯定和否定、存在和缺位的悖论；也是一种象征，卑微和庞大、隐瞒和揭示的象征。虽然最后众多的现象和故事都奔赴了历史，但那些结构性的结扣总能用来编织和牵动永恒的时空。也正是基于此，相信莎士比亚通过泰门留给我们的绝不止于解读时的犀利视角，还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