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郎

怀念方明老师。

接到方明老师去世的消息，先是心中的缭乱，与思绪的错杂，继而又是失神的无奈，与许久的茫然。

随着一条条相关的微信不断到来，方老师的神态，在我的眼前，也纷沓而至，那是他备稿的专注、播音的入境，以及播完之后征询意见的诚恳和工作之余互叙家常的亲切与慈祥，等等，等等。想到这些以往的细节，我的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方老师，好想你啊。

一

我和方明老师、林如老师开始交往，是在35年前，我们共同创作电视艺术片将近四十部。结识的过程，我曾在《林如的声音》一文里，作过这样的介绍——

“记得是1980年，我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文学节目《阅读和欣赏》。那一期是赏析明代散文大家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赏析部分是林如播音，正文部分是方明朗读。一则婉约，一则豪放，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两位老师的名字是早就熟悉的，只是没有见过人，但听完节目，倒让我心生暗想，我的稿子，有没有也能遇到他们二位对播的幸运呢。

1986年，我在青海电视台完成了一部名为《梦界》的稿子，稿子比较长，借着为我执导的另一部片子《羯鼓谣》到北京去领星光奖的空档，终于有了请到这两位老师的机会。记得那是盛夏时节，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老台的录音棚与他们二位初次见面的时候，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的确，如果以前只是在广播电视里知道他们，或见过他们，而且已经有过许多的憧憬乃至崇拜的话，一旦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我想，所有的人，都会‘人同此心’。两位老师十分的平易与亲和，我们对《梦界》的稿子作了一番交流之后，很快就熟识了。那一年，林老师刚交50岁，方老师则更年轻，二人都是短袖白衬衫，形象干练，精神焕发。林老师的形象，一看就是很文静很沉着的知识妇女。”

许多人以为，我是从《西藏的诱惑》开始，与方明老师、林如老师合作的，实际的情况，就是打从这一次结识，我们就一起走进了电视艺术的“梦界”。

二

画面、解说加音乐，电视片的这三大要素大家都知道，而解说词究竟谁来播，那就太重要了。可以说，我的那些习作，若不是遇上播音大家，是绝不会产生后来的效果的。人们常常说起“艺术生命”这个词，我以为，正是因为方老师、林老师给我的习作赋予了生命的力量，我的习作，这才有了全新的品格和全新的内涵，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艺术生命，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我和两位老师常年合作，并不选择其他人，甚至有朋友戏谑道，你这是要“从一而终”吗？我说，就是要“从一而终”“白头到老”。因为我觉得，两位老师在古典文学作品的播音处理上，极有特色，极有内涵，加上他们十分独特的声音特质与音色属性，若是播配富有文学性、抒情性的文稿，是再合适不过了，而我的被人戏称为“古今熔铸”的“风骚体”——即文言揉入白话的行文特点，恰恰和两位老师的播音风格殊为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西部题材和江南题材，尽管文风依旧，但片子的主题，已经显有区别，而两位老师却能从中找出各自的差异，精心地作了不同的播音处理，这一点，着实地让我钦佩不已，而别的播音员，我以前不是没试过，不要说声音了，仅就创作态度而言，也完全是两回事。

犹记得后来在播录《乡园寻梦》的时候，由于内容比较伤感，林老师说，这样的稿子，以后不能再念了。我说，你们不播了，我也就再不拍了。也有人说，“刘郎的片子，是文学的胜利”，而作为以文学为母本艺术的解说词，是要让人来听声音的，如果没有好声音，这“胜利”或许就走向了反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宁愿就此画句号，并作为我艺术生涯的终结。

早几年，我广院的师友姚喜双和他的弟子苏海珍、郎小平，曾为方老师、林老师各写了一本传记，方老师的那本，名叫《方明谈播音》，林老师的那本，名叫《话筒前的人生》。这两本传记，非常详实地记述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播音经验，若从惠及广电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著述，真是一件功德之事。刘郎十分荣幸的是，这两本书中，都还各有一章，来写“我与刘郎的合作”，仅仅看到这个章节的题目，我就会想到两位老师对我30年来的厚爱与提携，这不是奖状，也不是奖杯，我却视为我今生最高的荣誉，我将永远珍惜它。

我的朋友李建军说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有的人，一辈子也就是个认识；有的人，认识了就是一辈子。”

我和方老师、林老师，就是“一辈子”。

这还不算“白头到老”吗？

三

方老师生病之后，身体比较孱弱，每次录音，都是他的夫人杨玲老师陪着来。杨老师的低调与平易，与方老师简直是形同一人。为了录音更顺利，杨老师仔细极了，播录《走进园林》的时候，方老师的视力已经比较差，一般请他播音的稿子，都被方老师婉言谢绝了，但是，出于30年的合作友情，方老师还是坚持为《走进园林》播了音。为了看得清晰，杨老师将《走进园林》的稿子放大成了大稿纸，录音的那天，我看见那一叠大稿纸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重音符号，弄得我无地自容，这些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啊。

杨玲老师没有退休之前，在北京广播学院教音乐。有一段时间，我曾在北广进修，因为已经和方老师合作多年，早就认识杨老师，所以，杨老师还到宿舍来多次看望我，关心我的学习与生活，亲切，和蔼，就像一位老大姐。也是出于对杨老师的敬重，我还到她的课堂上，听过她的课，那一次，她讲的是管弦乐作品《清明上河图》。

自从与方老师结识之后，除了北京的会面，我们也经常寄个邮件、通个电话什么的，电话那边，满含着牵挂之情。记得是1993年，我还在青海电视台，有一天，电话铃响，接起来，是方老师。原来，当年省上还没有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青海省广电系统评定高级职称，材料要送到北京的广电部，而作为广电系统一个工作种类的代表，方老师便受邀成为了评审委员。方老师说：“祝贺你，你是我们广电系统由中级职称直接破格评为高级记者职称的第一人。田聪明部长，还在会上表扬你哪，说这样的人不破格，还有什么样的人破格。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写到这里，想起来一段小花絮。记得有一次录完音，大家一起听回放，我说：“扬声器的声音，放得最好再大些。”方老师说：“这可是句内行话。”我说：“我坐科当学徒，学的就是无线电。”方老师说，“那我们俩可就是同行啦。”他是指他年轻的时候干过录音师。他还说，录音师的本事，不是仅仅调调音，而在于能够干剪接，台里最好的录音师，有一次给样板戏《海港》的唱段接唱词——就是把录了多遍的开盘带，又是唱得最好的地方，接成完整的一句，就连扮演方海珍的李丽芳本人，都没有听出来。我想，方老师若是不改行，以他的敬事与执着，也必定是剪接的高人，但幸亏方老师改了行，若不然，哪里还会有这样独特的播音艺术家。那一次聊天，大家特别高兴，方老师不抽烟，在我的怂恿下，他竟然接受了我的点火。

三十多年以来，方老师和我合作了将近40部片子，这还不算系列片的集数和林如老师去世之后，方老师单独播的那些个。

今天是个悲痛的日子，翻看朋友发来的微信，有好几位朋友都重新转发了网上链接的《走进园林》。《走进园林》是方老师和我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而如今仙鹤于飞，竟成绝响，念及于此，我不禁热泪双流。

四

与林老师的声音特色相对应，方老师的声音，磅礴而飘逸，恢弘而儒雅，为人称道，一时无两。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你们不要仅仅看我的习作，两位老师的播音作品，多着呢，现在网络发达，随便输入他们的名字，你就可以如临其境。比起他们全部作品的数量，我的那点儿习作，不过是沧海一粟”。此外，我还给许多朋友转发过方老师在一次大型晚会上的视频——那是他朗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那一次。背后是大型管弦乐队，方老师气壮山河的朗诵，稳若山峰的形象，以及他肃穆的表情和十分得体的手势配合，那真是可以用上“气象”一词来形容的。

有人曾将《周易》总结为“十二象”，磅礴与宏大，乃是“象”的最高品级。郎以为，高远，苍茫，雄浑，博大，沉潜深幽而不乏细腻之微，潇洒自如而更有豪放之美，这种艺术品格，诉之于中国的播音艺术，惟方明老师足以当之，而一位播音艺术家之所以具有这种气象，正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从方明老师的为人行事之中，我们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依据。

我曾说过，许多次录音，收工都很晚，我的朋友小关开车送老师们回家，方老师、林老师都是看着他的车辆开得很远了，这才回去。小关说：“这样大的艺术家，还这样平易近人，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人，了不起啊。”

五

方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一位名叫红帆的小朋友，撰写了一副挽联。我当时心中缭乱，也写不出什么句子了，便随即铺纸研墨，书录了一遍，并及时发给了杨玲老师，它的确能够最为准确地表达出我无尽的悲痛与永远的哀思。

挽联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故人从此西归去，我寄相思雪满头。”

疫情期间，对方接待也不方便，既然去不了方老师的身边，就算我是在冬日的远方，送一送方老师远去的身影吧。

驴肉火烧

一

建军也是河北人，他提议去吃驴肉火烧，我顿时喜出望外，真没想到，在青海竟能吃到家乡的土俗。但是，转念又一想，现下人口流动，各地都是五风杂处，河北人来青海开个店，也属该当。

这一家驴肉火烧是个小店，在西关大街的延伸段，远离市中心，稍显冷清，铺面也简陋，来客不多。店家是两口子，抬眼一看，显见是河北农村的厚道人，待客殷勤，但又不是油嘴滑舌的那一种。菜量也很足。

我知道建军的心思。酒店里聚餐，虽然红花热闹，水陆杂陈，其实说不成什么话，迎来送往，也多为礼仪，而这种小店，安安静静，少有打扰，天佑德就着火烧夹驴肉，推心置腹，想什么，说什么，何其痛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军和我都在西宁西郊当工人，他在西宁钢厂，我在机床厂，同属文艺青年。20世纪六十年代大兴“三线建设”，许多内地的大型国企迁到青海来，厂子都很大，动辄上万人，但我们这些学徒工，却是在本地招录的。建军和我，虽然不在一个厂，但本省本市的文艺青年也是有个圈子的，所以也就认识了，只是不联系。

今年夏秋之间，我回青海创作《青海情》，终于和建军见了面。林则徐虎门禁烟，码头上见到老友关天培，顺口说道：“十年重相顾，两鬓白如霜。”，而我和建军，“两鬓如霜”自是不消说，只是年头儿错着劲呢——我离开青海，已经26年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别说千杯，刚过三巡，话就收不住了。我非常感谢这家驴肉火烧店，因为建军在这里，为我补上了我缺席青海26年的人生课——这些年的人情冷暖、世态无常，以及令人唏嘘的亡人遗事，容量着实不小。

真正的朋友，是不用言语，就看透了你心思的人。碰了最后一杯，建军说，趁着还没拍外景，我们还是去一趟大堡子，去一趟民和吧。

二

这里所说的“去一趟大堡子，去一趟民和”，乃是我萦心已久的企望。大堡子指的是大型国企青海第一机床厂，民和指的是新民乡地湾山。

我是18岁进的青海第一机床厂，开始当学徒，后来因为常常给报社投稿子，被人戏称为“工人诗人”，再后来被抽到了厂里的宣传部，写报道、办厂报、办专栏，并兼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工代干”，很卖命。当然，我最为热衷的，还是写我的“工人诗”。记得有一次，欢送徒工参军入伍，我写了一首《青春似火正十八》，曾经传诵一时。实在说，当时年少，真不知道青春是什么，人总是这样，只有过了大好年华，才会知道什么是青春。不过，现在想想，我后来能够弄点儿歌词什么的，却还真是得益于当年闹腾“工人诗”。

不过，建军陪我真的到了机床厂，心都凉了。近万人的厂子，早已空空落落，人迹杳然。红砖楼下，萋萋荒草，足可没膝，唯见集体宿舍的窗前，当年细小的白杨树，已长成了合抱之围。张艺谋说过一句很有良知的话，他说，我要是没干上摄影这一行，也就是个咸阳国棉八厂的下岗工人。我想，名人尚且如此，我等如粒子之微，又夫复何言也。一想到我那些当年一起入厂的工友们，回忆起他们的名字，一阵莫名的酸楚，涌上心来。

三

拍完外景回来，建军和我又去了一次驴肉店。这次拍摄，还多亏了建军。

拍外景，最为重要的两点，一是早起看天气，一是转场赶路程。建军实在是称得上青海的活字典，计划中沿线的州县地理，风土人情，以及当地的天气特点，说来都是如数家珍。青海湖是小气候，天气预报，只能听个大概，虽然我每天起得都很早，但青海湖宿营的那几天，每早起来，却都会遇到他刚从湖边转回来。我离开青海年头太久，做计划有点想当然，那一次去贵德，要不是听从建军的建议，大队人马差一点就开往坎布拉，冤枉路打来回，长途颠簸，少说也得一整天。

我之所以记准了这家驴肉店，因为正是在这里，我忽然悟成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假如有心债，那么，真正的朋友，就是陪你一起还债的人。”

算完酒钱之后，建军说，“这眼看着工作要结束，你就要走了，大堡子已经去过了，还是再去趟民和吧，由清河开车，已经说好了，清河你也是熟悉的。”

新民乡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比较穷苦的一个乡，位于脑山地区。1977年，参加省上文化系统的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分在三岔沟大队的地湾山，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地湾山不但缺乏饮水，炒洋芋加点肉丝什么的都是过年呢。我去的那年，生产队还没散，秋天收过洋芋，年成不错，队里才杀了一头猪。村里人对我都很好，房东王守祯一家，则尤为体贴，就像一家人。脑山里早晚多寒，让我睡的位置是火炕最暖的地方。所谓路线教育，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事儿，这正好可以整天看看书，背背古文。

那一年，要说下了点工夫，还是在《词林纪事》和《剑南诗稿》上，倒也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喜欢，以格律的形式写写山村的生活，就算是日常的札记，写得多了，辑了一本《住山八百句》，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朝看流云暮看烟，远是重山近是田。

驴粪煨炕当炭火，雨水储窖作天泉。

社员人人会山曲，庄廓家家种牡丹。

山外不知何人唱，声声花儿与少年。

地湾山距莲花台很是不近——莲花台是个慢车停靠站。我回西宁一趟，总在凌晨一时，房东送我出了门，看看星星的方位，带个手电，就开拔了。山道弯弯，起起伏伏，摸黑行走，走到莲花台，天就亮了。有一次走在荒山野岭，天刚蒙蒙亮，拐进一道山沟的时候，忽见一株老杏树，满树的杏花开得十分耀眼，花团锦簇，灿烂极了，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来。我虽不多愁，却十分善感，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我和建军到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民乡，原来叫公社，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房东王守祯，过程倒是不曲折，全仗着现在人人有手机。王守祯原是位民办教师，一直没转正，后来干了几年的村书记，为人正派，主事公道，加上又是穷乡僻壤，无油无水，依旧清贫。王嫂已故，儿子尕海已经移民。王守祯孤身一人，世事全已看开。王守祯说，今天见到尼（你），“火乡组猛者俩（活像做梦着呢）。”我则指着建军向房东说，“这个梦，就是他给圆的啊。”

会面的景况，可想而知。刘郎的文字，周月亮先生早有定评，叫“豪放的忧伤”，的确如此，所以，这种场面，无需再记，记则易忧伤——我们还是来点豪放的吧。

四

虽然和建军相识有年，但真正和他热络起来，还只能从2017年年底，锡纯老师的去世开始算。锡纯与我是有着数十年友情的忘年交，锡纯甫一去世，建军就打来电话通知我，当时，来电的号码很陌生，我还迟疑了一下。不过，现代科技真是了不得，说它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千真万确，自此，我和建军的微信往来便与日俱增，甚至发展到可以说说很私人的话题，虽然暌违两地，仍可用“君子交有义，不必日相从”这副楹联注释之。

建军高大魁梧，和他晤面，你会有一种沉稳，有一种仁厚的感觉，他的面相，本来就让人感到人很“诚”，因为每次对饮的时候，两人面对面，我看得很真切。

建军也是很小的时候来青海，自然就算青海人。西北汉子的特点，也许就在这里，记着你，惦着你，并不声张，并不表白，他对你的一切牵记，都在暗处，甚至更多的时候，你并不察觉，这就像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其实也是我的老师辈的王怀信。我刚进台里的时候，还在使用电影摄影机，而正是怀信大哥，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在暗房的黑影里面装胶片。后来我知道，怀信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多年以来，一直挂着刘郎一家的合影照，直到怀信去世之后，怀信的夫人还说，他一直惦着你们这家人。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来，怀信大哥去世的消息，同样也是建军在电话里最先向我通知的。

我是原青海电视台的老职工，但这次回青海，本想不惊动什么人，可建军为了让我的青海之行更为圆满些，便告诉了现任青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李夫成。夫成属于青年一代，对我很抬举，遂将台里的老厅长、老台长王贵如、郑好文、栾志崇、鲁峻等人都一一请来，大家欢宴一回。多年契阔，老友重逢，抚今追昔，万千感慨，让我很感动。但在开席之前，我竟不见建军来，遂打电话催促他。谁料建军一再推托，让我颇有不悦。电话那边建军说：“好不容易和老领导、新领导会会面，你们就索性好好说话，我就不来了。等改日，我们再去吃吃驴肉火烧吧。”

五

从青海回到江南之后，我找出了1993年在青海电视台的办公室里，我与老台长栾志崇的一张合影照，发给了栾台长，也发给了建军。当年，栾台长对我很厚爱，若是没有他的呵护，我能不能有那么多的作品很难说。犹记得我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的那一次，奖状还是栾台长亲自抱着送到我的办公室。栾台长那天好高兴，好像获奖的不是我，而是他。

没过几时，建军又将我们的合影发回来，照片上多了几行建军的话，虽然朴素，却如金句一般。

人多的场合，建军的话，是尤其不多的，这正应验了大家熟知的那句话：“沉默是金”。或许，只有建军这样看似沉默的人，才会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金句。

建军的原句是——“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个认识；有的人，认识了，就是一辈子。”

（2021年12月5日 晨起暖阳满案正合冬日怀人）

附注：

我的老家是河北清苑县，清苑属保定，可着整个儿中国，大伙儿都知道，保定地面儿，是仗着驴肉火烧撑撑台面的，只是小时候生长于穷乡僻壤，赶集上庙什么的，路过驴肉摊子，肉香径直扑面，烧饼新鲜出炉，煞是诱人，不过，穷孩子也只能常常咽唾沫。

上文所述主人公，大姓姓李，李建军。此外，我还有一位名叫建军的契友，郝建军。

郝建军是保定电视台的台长，我每次回家看老娘，总要在保定落脚。这位建军和我是同行，交往多年，情深义重，我不在老家的时候，他还经常开车去我家，探望我孤守乡园的老母亲，村里传为佳话。每次过保定，建军总要款待我，当然少不了驴肉火烧，有一次，建军在保定最好的驴肉火烧店，款待我享用最好的驴肉火烧，印象深极了。虽然说驴肉火烧是主打，但七盘八碗，却配满一席，那些小酱菜、小米粥、小作料什么的，精致到了极点，我真想兜起这样的驴肉火烧来，直接奔世界遗产申报委员会。

知道我喜欢驴肉火烧，北京的朋友，同样是电视老手的红飞老弟，也曾给我寄来过。收到时打开一看，肉很细，五香的，颜色鲜亮，筋肉分明，还配着葱丝和面饼，诚可谓家乡妙品也。

我怀念驴肉火烧，更怀念和我一起吃过驴肉火烧的人。

新年将到，作此小文，就算是对所有的至爱亲朋的问候吧。

2021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我难忘的一年。